葉險明:不斷增強“人類命運共同體”意識

——理清多層治理機制關系
選擇字號:   本文共閱讀 320 次 更新時間:2018-01-02 14:42:40

進入專題: 人類命運共同體  

葉險明 (進入專欄)  

  

   當代全球化提出的挑戰和當代全球治理的制度困境呼喚新的全球治理理念。這種新的全球治理理念就是“人類命運共同體”意識,即對“人類以相互包容為基礎的共生共存共贏共享共擔當共發展的可持續性趨勢”的意識。但這種意識是復雜的,不明確這一點,“人類命運共同體”意識就會被簡單化,新的全球治理理念就構建不起來。

   在馬克思看來,“人的特質”由三個相互聯系的環節構成:“人的類的生活的對象化”,人本身是社會關系的產物并作為社會物而存在,以及人與人之間關系具有基于一定道德行為準則的相互依賴性和合作性。“人類命運共同體”意識的形成,就是根植于“人的特質”一定程度的發展,但其形成的過程及其曲折性與復雜性卻并非是由“人的特質”本身單獨決定的,而是由“人的特質”與“人的存在”關系的復雜性決定的。否則,我們就無法解釋,產生歷史不長的“人類命運共同體”意識,在其顯示出一定的“世界歷史性”成效的同時,也遭遇到巨大的危機和挑戰。在對待這個問題上,盲目的樂觀主義和悲觀主義都是不可取的。“人的特質”不是抽象的想象,故必然要通過“人的存在”表現出來,“人的存在”卻是十分復雜的,其中既有與“人的特質”相應的存在形態,也有與“人的特質”相悖的存在形態,且錯綜交叉,這就使得“人的特質”呈現出異常復雜的狀態,從而也使“人類命運共同體”意識具有了復雜性。

   就其與全球治理機制的關系而言,“人類命運共同體”意識的復雜性主要是通過其層級性表現出來的。“人類命運共同體”意識大體有三個層級。

   第一層級上的“人類命運共同體”意識,是精神文化層級上的“人類命運共同體”意識,直接體現在介入全球治理機制中的各種行為體的觀念、信仰、意志、情感、習慣等中,并依托媒介、文字和口語交流、情感交流等形式直接表現出來。毫無疑問,“人類命運共同體”意識存在于各個行為體(包括個人)的精神文化中,具有精神文化層面的統一性。然而,因語言、傳統、信仰、基本制度、政治意識形態和所面臨的具體問題的不同,不同的行為體不僅對這一層級上的“人類命運共同體”意識有不同的表述,而且對同一表述的“人類命運共同體”意識也有著不同的認知或感悟。“不同的表述”特別是“不同的理解或感悟”,就構成了第一層級的“人類命運共同體”意識的復雜性。

   第二層級上的“人類命運共同體”意識,是全球治理機制層級上的“人類命運共同體”意識,其存在形態就是各行為體具體制定和實施各類全球治理機制規則的動機、態度、主張、步驟等,直接體現在具體制定和實施各類全球治理機制規則的過程中,如在全球經濟和貿易的各種規則的制定和實施過程中,在共同應對金融危機計劃的制定和實施過程中,在生態環境惡化的相關協議的制定和實施過程中,在打擊國際恐怖主義(包括網絡恐怖主義等)、有組織的國際犯罪的聯合協作的制定和實施過程中,在關于世界和平協定的制定和實施過程中……這一層級上的“人類命運共同體”意識,與作為精神文化的“人類命運共同體”意識是有區別的。具體說來,當精神文化層級上的“人類命運共同體”意識,轉化為各行為體具體制定和實施各類全球治理機制規則的動機、態度、主張、步驟等時,“人類命運共同體”意識也就具有了“外觀”。這里所說的“外觀”,就是指“人類命運共同體”意識具有了行為的外觀,即變得“實實在在”——“看得見,摸得著”。例如,在具體制定和實施各類全球治理機制規則的過程中,不同的行為體在對“人類命運共同體”意識的認識和理解方面的統一與對立,會從他們相關的動機、態度、主張、步驟等直接體現出來。這也是第二層級上的“人類命運共同體”意識所具有的復雜性之一。此外,在具體制定和實施各類全球治理機制規則的過程中,“人類命運共同體”意識作用的程度也是不平衡的,有強弱高低之分。這是第二層級上的“人類命運共同體”意識所具有的復雜性之二。“人類命運共同體”意識的這種復雜性,決定了制定和實施的各類全球治理機制規則的合理性及其成效性的不平衡。

   第三層級的“人類命運共同體”意識,是全球治理機制與地區或區域治理機制、民族國家治理機制關系層級上的“人類命運共同體”意識。全球治理機制要發揮其應有的作用,還必須與地區或區域治理機制和民族國家治理機制處在一種良性的互動關系中。一般說來,全球治理機制、區域治理機制和民族國家治理機制各自考量的側重點有所不同:全球治理機制的議程和規則是根據全球的整體狀況來設置與制定的,它往往舍去區域和民族國家的一些特殊狀況;區域治理機制的議程和規則是根據本區域的傳統和現狀來設置與制定的,它主要顧及“區域”的特點;民族國家治理機制的議程和規則是從本國的傳統和現狀出發來設置與制定的,它主要顧及一國的特點。應當承認,區域治理機制、民族國家治理機制有其不同于全球治理機制的特點是合理的,因為,世界上每個區域和民族國家的傳統與所面臨的問題是有差異的。客觀地說,這種差異既有推動全球治理機制發揮其作用的一面,也有阻礙全球治理機制發揮其作用的一面。是“推動”還是“阻礙”?這取決于這三種治理機制能否協調。這里所說的“協調”包含著兩個相互聯系的方面:對于全球治理機制來說,在考量全球整體狀況的同時,應在議程設置與規則制定方面適當觀照世界各地區和國家的傳統和狀況,以使其有助于推動各自面臨問題的解決;對于區域治理機制和民族國家治理機制來說,在追求本區域和本國利益的同時兼顧對他國的合理關切,在謀求本區域和本國發展中努力促進世界各個區域和國家共同發展,從而達到與全球治理機制的基本目標相契合。這三種治理機制的良性互動關系就是由此形成的。

   那么,如何實現這種“協調”呢?筆者以為,這需要多種條件,但其中一個關鍵性的前提條件就是不斷增強“人類命運共同體”意識在這三種治理機制關系層面上的確立和貫徹的程度。這既有助于全球治理機制深入到世界各個區域和各個國家的內部,更多地觀照區域治理機制和民族國家治理機制的特點;也有助于克服或弱化區域治理機制、民族國家治理機制與全球治理機制的基本目標相悖的傾向,推動它們與全球治理機制的良性互動關系的發展。當然,這三者間良性的互動關系也必然會反過來進一步促進“人類命運共同體”意識在它們各自內部的確立和貫徹。正是在這種良性的互動關系中,全球治理機制、區域治理機制和民族國家治理機制才能實現其各自的健康、順利發展。

   要言之,我們只有全面、正確地認識和把握“人類命運共同體”意識的上述三個層級及其相互關系,確立新的全球治理理念,并在全球治理的實踐中將其加以不斷貫徹,才能持續推動“構建人類命運共同體,攜手建設更加美好的世界”。

  

   (作者單位:內蒙古大學馬克思主義與全球化研究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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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來源:中國社會科學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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