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帆:中國經濟發展的一般性、異質性及其引申含義

選擇字號:   本文共閱讀 464 次 更新時間:2018-07-28 22:24:11

進入專題: 現代化經濟體系   市場經濟  

高帆  

  

   1978年中國開啟了對內市場化改革和對外開放程度提高的偉大戰略,中國的改革開放在中國發展史、乃至全球發展史上具有里程碑意義。從發展績效的角度看,改革開放不僅顯著地提升了中國的綜合國力以及城鄉居民的福利水平,而且深刻地改變了中國在國際經濟格局中的地位及影響力。在改革開放業已推進到四十年的特定時刻,人們需要回望“來時的路”,即清晰地理解改革開放以來中國的經濟發展是如何進行的?中國的經濟發展具有哪些基本特征?相對于其他經濟體,中國的經濟發展在何種意義上具有一般性和異質性?深入思考并精確回答這些問題具有理論和實踐兩個維度的重要價值。在理論維度,人們需要在總結中國經濟發展經驗的基礎上推進理論創新,構建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政治經濟學,理解習近平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經濟思想首先需要解釋中國經濟發展的“特色”究竟是什么。在實踐維度,人們需要在理解“來時之路”的基礎上更好地選擇“未來的路”,在社會主要矛盾轉化的背景下,中國經濟已經從高速增長階段轉向高質量發展階段,今后中國經濟的持續協調發展既需要關注此前發展的路徑依賴,也需要依據時空變動而對此前發展方式進行動態調整。

  

一 中國經濟績效的特征事實及其理論追問


   中國經濟發展是一個包括發展初始條件、目標、方式、動力、績效等內容的系統概念,由此,觀察和理解中國的經濟發展也就可以從不同視角、不同維度展開。考慮到發展的初始條件和目標通常會內生出相應的發展方式和動力機制,而發展方式和動力機制則會帶來相應的經濟績效,因此,經濟績效可以在“結果”意義上反映出中國經濟發展的特征及其改進方向。從績效角度看,1978年啟動改革開放以來,中國的經濟發展集中呈現出兩個特征事實:一是經濟總量的高速增長。根據CEIC數據庫提供的資料,1978—2016年中國GDP從3678.7億元增至74.4萬億元,人均GDP則從385元增至53980元,考察期內,GDP和人均GDP的年均增長率分別為9.66%和8.60%。如果以1978年為100,則2016年中國的GDP指數和人均GDP指數分別達到了3229.7和2240.2。此外,世界銀行的數據庫顯示:按照名義匯率計算,1978—2016年中國人均GDP從156.4美元提升至8123.4美元,中國人均GDP相當于美國人均GDP的水平也從1.48%急速增至14.1%。毋庸置疑,改革開放以來中國經濟總量呈現出持續高速的增長態勢,在中國經濟史乃至全球經濟史上創造了“增長的奇跡”,并在人均GDP意義上體現出向美國等主要發達國家的快速“追趕”。二是經濟結構的持續失衡。在經濟總量高速增長的背景下,改革開放四十年以來,中國經濟系統中不同組成部分之間的結構問題卻持續存在,甚至伴隨著時間推移在不斷累積、加劇和放大。例如:1978—2015年中國前10%收入最高的人群的收入總額占全部總收入從27%上升到41%,而收入最低的50%人群的收入總額占全部總收入則從27%下降到15%,這意味著改革開放以來中國的收入不平等程度在漸趨拉大并接近美國。此外,投資、消費、凈出口在需求意義上通常被認為是理解經濟增長的“三駕馬車”,然而,中國固定資本形成總額占GDP比重的中軸則經歷了1978—1992年的30%、1993—2002年的35%、2003—2008年的35%和2009—2016年的45%,這從側面反映出在需求結構意義上,中國經濟對投資依賴程度在漸趨增強,而對居民消費倚重程度在相對下降。

   顯而易見,改革開放四十年以來,中國經濟發展績效呈現出總量增長與結構失衡并存的基本特征,這種事實深刻地改變了中國的經濟社會實踐,并內生出后續的發展戰略調整趨向。立足于經濟領域的上述特征事實,黨的十九大報告非常明確地提出中國社會主要矛盾轉化的重大論斷。1981年黨的十一屆六中全會以來,中國在很長時期內將國內社會主要矛盾表述為“在社會主義改造基本完成以后,中國所要解決的主要矛盾,是人民日益增長的物質文化生活需要同落后的社會生產之間的矛盾”,而2017年黨的十九大報告則正式提出“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進入新時代,中國的社會主要矛盾已經轉化為人民日益增長的美好生活需要與不平衡不充分發展之間的矛盾”,社會主要矛盾轉化體現出中國依據實踐的動態演變不斷深化對社會發展規律和矛盾特征的認識。從經濟維度來看,中國社會主要矛盾轉化意味著:改革開放以來中國社會生產力、或者說經濟總量得到了極為顯著的提升,同時經濟結構問題、或者說發展的不平衡問題對現代化的制約作用在日趨增強。由此延伸開來,人們必須在經濟維度思考并回應這些追問:改革開放四十年以來,中國此前落后的社會生產力是如何被顯著提升的?換言之,中國是依靠什么實現了經濟總量的持續高速增長?在經濟增長的背景下,中國的不平衡不充分發展問題又是如何衍生出來的?換言之,中國為什么在經濟領域派生出多個維度的結構失衡?從經濟理論和跨國比較的角度看,中國經濟發展格局在何種意義上是有自身特色的?

   針對上述這些問題、尤其是針對中國經濟發展的特色或者“異質性”,部分研究文獻曾給予了關注和回應。例如:中國社會科學院經濟體制改革三十年研究課題組從改革的理論指導、改革的性質、改革的方向、改革的方式、改革與發展的關系、改革與穩定的關系、改革與開放的關系、改革的協同配套、改革的推動力量等9個方面歸納和總結了中國特色經濟體制改革道路。高帆強調,區別于其他國家體制轉型和結構轉化分別推進的情形,改革開放以后,中國正處在體制轉型—結構轉化同時推進的階段,這意味著中國的經濟發展在跨國比較中具有顯著的“異質性”特征。王誠、李鑫則認為,區別于其他經濟體,社會主義市場經濟是“中國特色”最為重要的方面,這也導致中國經濟理論在分析思路、政策方案和價值理念等方面體現出自身特征。與這種理解類似,劉文革、孫瑾也指出,“社會主義”是中國發展模式的本質規定,“市場經濟”是中國發展模式的資源配置方式規定,兩者相結合則體現了中國獨特經濟發展模式的基本特征。楊春學則認為,社會主義與市場經濟的有機結合是中國對社會主義經濟形態發展的最重大貢獻,圍繞這種結合所進行的理論分析是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政治經濟學的中心任務,社會主義初級階段和中華文明基因導致中國經濟理論和實踐具有自身“特色”。概括起來,已有研究文獻針對全球化背景下中國經濟發展的特征問題作了探索和分析,然而這些文獻還存在需要補充、完善和改進的空間,例如,已有文獻還難以精確地回應改革開放以來,中國為何同時出現了經濟總量增長和結構失衡這“一枚硬幣的兩個方面”,中國經濟發展在制度層面的特征是什么以及是如何形成的,中國經濟發展的“自身特色”是固定不變的還是動態演化的等等。就此而言,本文對改革開放以來中國經濟發展一般性、異質性的分析,不僅體現出對理解中國經濟發展實踐的回應,而且體現出對建構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政治經濟學理論的回應。

  

二 中國經濟的轉型背景以及發展的一般特征


   20世紀70年代末期,中國在經濟領域實施的改革開放戰略是其現代化進程中具有轉折意義的事件,理解這種轉折的發生邏輯有兩個基本的切入點。

   一個切入點是中國經濟自身面臨的挑戰和困境。新中國成立之后,中國快速完成了對農業、手工業和資本主義工商業的社會主義改造,并在此基礎上推動和實施了以重工業優先發展為主旨的趕超戰略。然而,重工業優先發展戰略與當時中國資本短缺、勞動充裕的稟賦條件存在沖突,作為解決這種沖突的主要方式,中國在經濟體系中就內生出以扭曲要素和產品價格為主要內容的宏觀政策環境,高度集中的資源計劃配置制度和缺少自主權的微觀經濟機制。追求純粹的生產資料公有制、按勞分配以及計劃經濟體制,隨即成為此時段中國經濟運行的基本制度特征。就制度的實施績效而言,“20世紀70年代末中國開始了經濟改革,在之前的二十多年中,中國的計劃經濟體制帶來了利弊參半的結果”。上述制度安排導致中國在初始條件極度不利的條件下,在短時間內形成了一個較為系統且獨立的工業體系,并相對于新中國成立之前實現了國民經濟秩序的恢復,以“兩彈一星”作為主要標志的國防工業更是取得了長足發展。然而,在市場機制嚴重缺位的背景下,單純依靠中央政府的指令性計劃來推動經濟發展,必然伴生著資源配置低效率和微觀主體缺乏經濟活力,其最終結果是將國民經濟帶入“普遍貧困”甚至瀕臨崩潰的邊緣。明顯的例證是:1956—1977年中國職工平均貨幣工資從601元下降至576元,同期人均糧食產量則從306.8公斤下降至297.7公斤。在獨立的工業體系形成之后,這種極度嚴峻的經濟格局倒逼中國重新思考經濟發展戰略及其由此派生的經濟制度選擇。

   另一個切入點是經濟體制比較的理論及國際經驗。從經濟理論的角度看,企業、居民、地區、國家均面臨著資源稀缺性和需求無限性之間的內在沖突,稀缺資源的配置問題隨即成為經濟理論研究和經濟制度選擇的關鍵問題,而計劃經濟和市場經濟兩種體制,正是人們為了解決稀缺資源配置問題而提煉概括出的兩種典型方式。計劃經濟的要旨是政府、尤其是中央政府依靠指令性計劃實現資源配置和經濟運行,而市場經濟的主要特征則是企業、居民等微觀主體依據各類價格信號實現資源配置和經濟運行。在短期內,計劃經濟有助于實現政府設定的某種戰略目標,例如,在國家安全面臨挑戰時,計劃經濟可以通過指令快速地形成國家的整體資源動員能力,但從長期來看,計劃經濟在促進資源配置效率方面的表現卻難以令人滿意。這里的主要原因是:計劃經濟要有效提高資源配置效率需要具備多重苛刻的條件,例如,政府具有完全的理性和充分的信息,它能準確地掌握各個微觀主體的供求信息并能依據這些信息安排經濟活動,能在精確辨識微觀主體經濟貢獻度的基礎上對其進行持久充分的激勵,也能有效地解決政府組成部門之間的偏差并使指令性計劃得以完全執行等等。但在經濟實踐中,政府要同時滿足這些條件通常是困難的。相反地,市場經濟將“價格”視為反映各類資源相對稀缺度的指標,企業和居民依據價格信號通過資源的跨地區、跨部門、跨時期甚至跨國境流動來優化資源配置。在這一過程中,政府的單一經濟決策主體也轉變為企業和居民的多個經濟決策主體,每個經濟主體在逐利動機和競爭壓力下,會自發地形成提高經濟效率、推動經濟創新的內在激勵。據此,市場經濟相對于計劃經濟更有利于在長時期中提高資源配置效率,從而推動經濟增長和發展社會生產力,在某種意義上,經濟增長的過程就是一個市場秩序擴展、市場機制不斷發揮作用的過程。國際經驗也顯示:市場經濟雖然不能解決特定國家現代化進程面臨的所有問題,但它相對于計劃經濟卻更能促進特定國家的長期經濟增長,這從20世紀后半期計劃經濟國家的市場化轉軌,以及民主德國—聯邦德國、朝鮮—韓國等的經濟體制選擇和績效比較中可以得到印證,現階段世界絕大多數國家在經濟體制中也選擇或轉向了市場經濟體制。

無論是中國經濟實踐面臨的嚴峻挑戰,還是經濟體制比較的理論及國際經驗,都暗示著中國需要變革此前的重工業優先發展戰略,需要變革純粹的生產資料公有制、按勞分配以及計劃經濟體制,并在引入和擴展市場秩序的基礎上推動生產力的持續發展。這種轉型的內在邏輯異常清晰:在資源稀缺的情形下,實現長期經濟增長的核心是提高資源配置效率,而提高資源配置效率的前置條件是增強資源依據價格信號在國內外的流動性,資源的國內流動需要推進經濟體制的市場化改革,資源的國際流動則需要提高融入全球化的程度。(點擊此處閱讀下一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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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來源:《學術月刊》2018年第6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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