趙晨:僑易學在全球化研究中可能發揮的作用

選擇字號:   本文共閱讀 142 次 更新時間:2018-08-14 15:14:41

進入專題: 僑易學   全球化  

趙晨(社科院) (進入專欄)  

  

   就我現在的理解來看,僑易學是一門極其宏大的學科,涉及面廣闊,內部機理復雜,需要深入的挖掘和整理。這里,我想先談一談我對僑易學的一些粗淺認識,再結合我對全球化和全球治理的研究,談一談它可能在之中發揮的作用。

  

   我理解的僑易學

  

   閱畢葉雋的《變創與漸常:僑易學的觀念》一書,我對僑易學主要有以下三點認識:第一,“僑易學”是一個側重分析文化交流效應的概念,如葉雋所說:僑易學是研究研究對象(僑易過程之主體)是如何通過“相交”,尤其是物質位移導致的“異質相交”過程,發生精神層面的質性交易過程。[1]不同文化,或者不同文明之間的“相交”,既可以是漸進的,溫和的,也可能是激烈的,沖突的,在國家間可能表現為戰爭,在個人間也可能表現為矛盾,相互厭惡。葉雋在書中主要介紹的和平交流,沒有過多提及沖突,當然站在文化的基礎上考量,戰爭可能顯得也不是那么重要,也只屬于一種交流方式而已。

  

   第二,僑易學包含了哲學上所說的本體論和知識論兩個層面的內容。“僑易學的核心內容乃在于探討異文化間相互關系以及人類文明結構形成的總體規律”[2]。“僑”表現了僑易學理論的描述性的一面,即概述事實是怎樣的;而“易”則表現了工具性的一面,即探討應當如何處理問題,什么是理想的解決方案,探求合適的規范。前者屬于本體論范疇,后者歸屬知識論的領域。作者以“易”來評價“僑”所產生的效應,以“易”來指導和規范“僑”引致的問題的解決方案。

  

   第三,僑易學力圖進行科學理論建構。葉雋提出了“文化階梯差”的問題,指出“僑易對象是借助不同的地域(或層級)文化階梯差而獲得充分資源補給,而發生思想質變的主體”[3],并提出一個僑易現象公式,即“僑易效應=僑易主體(對象)生性值x僑易時間x僑易條件”[4]。通觀全書,我并不認為作者持有文明單線進化的觀點,他并沒有預先假設當今時代西方文明處于高勢位,其他文明處于低勢位,而是一種“雙車道”的交流形式,即各地域文明中的個人或團體在相互交流中相互“補差”。“階梯差”體現在“差別”,而非“差距”上。僑易現象公式的提出,體現了作者嘗試通過量化將僑易現象科學化的努力,這也是當代學科發展的普遍趨勢,是學科成熟的標志之一。

  

   全球化中的“僑”與“易”

  

   當代的全球化指隨著通訊、交通技術的革命性發展,地理因素對人類生產和生活的影響下降,同時人類交往的頻度增強,速度加快。從僑易學的角度看,“僑”的現象大大增多了。在古代出門遠行需要承受的舟車勞頓之苦已經大為減輕,出國也變得相當輕松,刨除簽證問題,只要拿起手機訂張機票,普通人也能輕易實現玄奘西行、鑒真東渡、鄭和下西洋的“壯舉”。以經濟學的術語來說,“僑”的成本急劇下降了。另一方面,“僑”的現象的增多也是一種必然。當代的全球化主要的體現是經濟全球化,由于科技的發展,通過遠程視頻和大型計算機系統,遠距離溝通和交易可以“瞬時”完成,海運、陸運和空運的成本也相對低廉,這樣生產資源可以實現全球自由配置,一件產品可以在美國設計,用德國的機器在中國加工和組裝,再銷往世界各地的市場。這種生產模式的改變也改變了諸多人的生活方式,無論是跨國公司的管理者、高級技工、財會人員,還是學者、政府工作人員,出于工作需要,出行和居于異鄉已經成為他們的常態。

  

   “僑”現象的增多只是一種全球化造就的客觀事實,以“易”來解決或緩解全球化帶來的眾多新問題才是我們更應關注的重點。這是因為在人們自然地適應和享用經濟全球化帶給自身的種種便利的同時,其副作用也在同步表現出來。這種副作用集中體現在兩個方面:首先是風險,經濟全球化在正面提升經濟生產效率的同時,也加快了金融、環境、大規模殺傷性武器、恐怖主義等多種風險擴散的速度和范圍。通訊、交通和交易系統的發展和完善,給這些風險跨越國界傳播提供了充足的技術手段,使它們輕而易舉可以給世界各國人民生活和政府運作造成巨大破壞。正如德國社會學家烏爾里希·貝克(Ulrich Beck)所說,現代化風險“擁有一種全球化的內在傾向”,我們已經進入一個全球化的“風險社會”[5]。災難電影里幾個瘋子,或者是野心勃勃的人物毀滅地球,已經具備了技術上的可能性。其次,全球化“釀造”的更深層次的問題是全球貧富差距的進一步拉大。全球化,特別是經濟全球化有利于資本在全球范圍內的迅捷流通,找到商機,這在促進全球資源實現最優配置,提升生產效率的同時也大大損傷了公平,令“富者愈富,窮者愈窮”。目前無論是在西方,還是在中國等發展中國家,貧富差距都已達到歷史極限水平[6]。目前世界上40%的人每天消費不超過2美元,而世界上最富有的一小部分人的資產卻在不斷增殖。在這一波大規模的全球化之前,經過長期歷史演進,各民族國家建立了以政府為核心行為體的財富再分配機制,但在新的全球化時代,全球層面上并不存在一個世界政府,同時各國在自己國內推進再分配措施的時候,要承受來自其他國家的激烈競爭和資本選擇性排斥帶來的壓力,回旋余地比二十年前大大縮小,向資本妥協成為世界性的常態現象。

  

   國家原本是世界政治的壟斷性主體,但全球化增加了個人、企業和其他社會組織在決策中的發言權,因此國際合作問題變得更加復雜。這樣來看,在全球化研究中,要對國家之間、組織之間和個人之間的僑易現象進行多層和網狀分析。在方法上,葉雋運用二元三維的哲學思維,認為僑易存在于游戲和博弈狀態的中間部分,是一種介于理想狀態和現實情況之間的客觀存在[7]。這種中道思維同樣適用于上述多主體之間的交往、交易和互學互鑒。

  

   全球化對“僑”的改變

  

   全球化進入到21世紀的第二個十年,已經從之初單向的西方傳向發展中世界,變為雙向的相互傳輸。經濟全球化方面,中國這樣的發展中國家已經成為“世界工廠”,占據世界產業鏈和分工的重要一環。文化方面,也是如此。20世紀末好萊塢電影、星巴克咖啡、麥當勞和肯德基快餐、沃爾瑪和家樂福超市等具有鮮明西方文化特征的產品如潮水般涌入世界其他地區,今天我們在紐約、巴黎、倫敦、柏林也隨處可見中餐館、印度菜、墨西哥快餐和東南亞食品。人們在品評一個城市是否國際化時,主要指標不是歐洲歌劇的上演場次,交響樂的盛行程度,而是看當地餐館的多樣性,街頭可以聽到的語言種類,工作場所或是地鐵等交通工具里可以遇到的不同膚色,著不同民族服裝的人數。所以,盡管英語成為世界各地人群交流的語言,但文化交流已經不僅限于書本、報刊和雜志,而是體現為一個城市中不同種族、民族人群的相遇相識和相知,體現為人與人之間直接的對話。

  

   伏爾泰、萊布尼茨和歌德對中國的了解主要來源于書籍和歐洲傳教士的介紹,但如果生活在今天的全球化時代,他們就可以來到中國,實地體驗和感受它的文化與氣氛。同時更重要的是,全球化可以使得這種了解和認知“民主化”,即不再限于那些知識精英、外交官和富有探險精神的冒險家,普通人也可以借助現代科技手段,以低廉的成本擁有這種切身感受。網絡的存在更是為對異域文化有興趣的人提供了多種了解的渠道,圖書館和博物館正在進行電子化,人們足不出戶即可以閱覽和欣賞萬里之外的文物和文化精品;即時溝通軟件可以讓身處地球兩端的朋友自由交談和辯論;甚至大學都在盡力將自己的精品課程上網,方便全世界感興趣的學子了解自己國家優秀學者的思想和觀點。

  

   總而言之,全球化為世界范圍的僑易提供了極為快捷和便宜的工具和平臺,“僑”在今天,地理上的位移變得相對容易得多,思想的位移在現代交往工具的輔助下,在相當大程度上可以接近地理位移的效果。今天的“僑”不再是單向的位移,而且難度也大為降低。可以說,只要個人所處全球化的環境之中,如果他或她能夠使用網絡等溝通工具(偏遠地區、非洲部族社會,經濟無法承受網絡費用的人群除外),就能借助“地域或層級差”,而獲得“充分資源補給”,前提主要取決于是否他或她有興趣,而不是成本。

  

   以“易”來指導治理全球化

  

   如果說全球化對“僑”的現象來說是一個變量,那么它對“易”來說則主要體現為常量。即是說,全球化改變了地理位移的影響力,但它沒有增進人類處理變化的知識,增加多少人們掌控和調整變化的手段。反而,如上文所述,它還給人類增加了風險和麻煩,更加需要人類克服本性中的動物一面,以更智慧的方式應對這些新難題。

  

   《易經》原為占卜之用,用今天的話說,就是用來預測未知的命運的學問,屬于預測學,但“善為易者不占”,真正懂得《易經》道理的人,是不會去占卜的。《易經》是在對過去經驗總結的基礎上,抽象而成的,可用來指導人們更好生存、生活和實現可持續發展的哲學道理。它是人們,乃至組織和國家的一種行為準則,以它為指導,可以促進自身的進步,同時確保與周邊團體實現相對的和平相處,如果大家皆行此道,則可實現世界的和諧。

  

   易不是純粹理想主義,完全合乎道義的,如“噬嗑卦六二,噬膚滅鼻,無咎”,咬食肥肉,鼻子沒入,沒有災難。“《象》曰:噬膚滅鼻,乘剛也。”《象傳》說:咬食肥肉而鼻子沒入,是因為凌駕于剛強者之上。傅佩榮這樣解釋六二這一吃相為何如此不雅:原因是“乘剛”,它凌駕于初九之上,乘剛者自身不順,又須用刑于剛強之人,所以不太計較手段[8]。全球化時代雖然經濟利益至上,軍事沖突減少,但商戰也同樣殘酷,商場如戰場,以大欺小、倚強凌弱的情形比比皆是。

  

   不過,易更多的爻辭體現了在秩序基礎上對道義的追求,特別是主張統治者(今天可理解為決策者)應當加強自我約束,如“觀卦六三:觀我生,進退”,觀察我的生民,再決定該進還是該退;“觀卦九五:觀我生,君子無咎”,觀察我的生民,君子沒有災難[9]。全球化時代,決策者的定義已有所變化,數量也大為增加,在原有的民族國家之外,各種公民社會組織、跨國公司、利益集團都可參與和影響決策,這些不同層次不同領域的組織在不同情境、決策的階段需要采取不同的策略,但均有必要遵循組織成員的集體意志。

  

《易經》倡導個人的自我調節,以適應艱辛的環境,如“明夷卦:利艱貞”,適宜在艱難中正固,即面臨內外憂患,人要端正自己的志節[10]。易主要講的個人的處世之道,但組織和國家與人也有眾多相似處,在很大程度上具有“擬人性”,它們也在歷史演變中形成了自己的原則立場、道德規范和政治文化。全球化時代,人與人,組織與組織,國家與國家,以及它們之間的交往和交鋒急劇增多,既接受和吸納一切美好的、可促進自身發展的外來影響,(點擊此處閱讀下一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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