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泳 等:知識付費還是內容付費?網絡時代的內容、體驗與注意力(上)

選擇字號:   本文共閱讀 567 次 更新時間:2019-07-18 20:19:32

進入專題: 知識付費   注意力  

胡泳 (進入專欄)    

  

   摘要:今天所謂“知識付費”的核心,實際上是用戶在為內容生產者對于知識的再次闡釋而付費。在注意力稀缺的網絡時代,出現了一種嶄新的內容經濟學。內容是一種“體驗產品”,內容供應商必須采用各種各樣的方法細分市場,并充分利用信息處理技術把市場細分工作做得更好。

   關鍵詞:知識付費 內容 體驗 注意力

   文 / 胡泳 郝亞洲 崔晨楓 吳佳偼

  

一、知識付費概念梳理


   2016年被媒體稱為“知識付費元年”,分答、得到、喜馬拉雅、知乎live等在線平臺,陸續在知識付費的名義下聚攏用戶,完成流量變現,成為知識付費市場中的佼佼者。緊隨其后,不少知識社區、社交產品、音樂平臺和新聞媒體均上線了自己的知識付費欄目,覆蓋了職業技能、投資理財、健康、法律、早幼教、情感心理、財經管理、生活方式、文學、電影、藝術、國學、社會科學等多個領域。

   根據多項報告估算,知識付費用戶已達5000萬人,截止到2017年3月,用戶知識付費(不包括在線教育)的總體經濟規模為100-150億元。[1]目前這一領域仍然處于高速增長之中,一家證券公司的分析報告稱,到2020年,知識付費的群體規模有望達到2億人,收入規模可達320億。[2]

   知識付費并不是全新的概念。自古以來,人們出于增長智識、提高素養等目的,或拜入學堂、或聘請名師、或購置書籍,知識作為一種商品,在市場流通中對應著與其等值的貨幣,本也是經濟生活中的一種消費常態。但當今中國盛行的知識付費,與知識的傳統內涵并不完全一致。

   首先,同負“知識”之名,但此知識并非彼知識。對知識概念的界定,在西方哲學中被稱為“泰阿泰德問題”,其命名緣于柏拉圖最早在《泰阿泰德篇》中所提出的知識的經典定義——“知識是得到了證實的真的信念”。其后的知識論研究,在相當程度上延續了柏拉圖傳統,并給出了知識的三元定義,即知識是由信念、確證和真三個要素組成的。[3]學理上對知識概念的探討,不勝枚舉,但總體而言,大都強調知識應具有一定歷史條件下的真理性、普遍性和可驗證性。

   倘若以上述定義為基準,檢視當下知識付費熱中所謂的知識,可以發現,得到、分答、喜馬拉雅等在線平臺中的大部分知識,諸如“如何保持高效學習”、“如何進行職業規劃”等,絕大部分只屬于個人思考或經驗的沉淀,無法確認其普遍性與可驗證性,真理性更是無從談起。這些“知識”,充其量只是蘇格拉底口中的“正確的意見”,而“正確的意見”與知識最大的區別在于,知識的真理性是穩定的,而“正確的意見”是飄忽不定、不易把握的。由是觀之,當下盛行的知識付費,其實更像一場“內容付費”,或者說“意見付費”。下文會討論“內容付費”的原理和機制。

   其次,如今知識付費行為的實質,并不是在為知識或內容付費,而是在為獲取知識或內容的服務付費。無論哪一家在線知識付費平臺,其本質乃是知識服務商。隨著互聯網技術的勃興,原本在印刷時代尚屬稀缺的知識與信息,在網絡時代逐漸成了“大路貨”,兼具共享性與海量性的互聯網,營造出前所未有的信息盈余局面,人人免費獲取信息早已不是幻想。但過于紛繁嘈雜的網絡世界,又使人們重新陷入新的不確定性危機中——在撲面而來的知識浪潮前無所適從。得到、分答、知乎live等平臺,正是立足于人們對優質信息的需求,將精選過的知識或內容以服務的形式出售,例如“幫你讀書”、“教你理財”等。在這個意義上,對知識付費的從業者來說,最重要的能力,其實不是創造知識的能力,而是傳播知識的能力。[4]

  

二、“流”媒體與“內容”的登場


   在上述的“知識”傳播鏈條中,成本最高的地方不在于知識生產者的生產,而是機器的使用以及渠道的推廣。然而這個進程并非緣自互聯網技術的大行其道,而是在印刷機被發明出來的年代就開始了。

   誕生于15世紀的谷登堡印刷機帶來了知識的空前民主化。手抄本和口頭散播所帶來的主觀性和隨意性被迅速顛覆,知識以外化的方式出現,人們不再用費心去腦子里搜索記憶了,因為印刷品里有現成、穩定的記憶,甚至腳注和目錄索引都能幫你免去腦力之勞。

   而印刷術所帶來的最具革命性的變化是人們思維模式的改變。手抄本時代中,匿名使得作者被隱藏在文本之后,一個流傳到你手里的文本可能是之前無數作者相繼和反復加工的結果。印刷術則確立了作者的不可修改性和權威性。人們開始由崇拜文本轉變成崇拜作者。同時,印刷是一個邏輯性很強的過程,它大大鼓勵了線性和因果思維模式。

   印刷術的另一個直接后果就是規模化工業生產。對身為金匠和機械師的谷登堡來說,與其說他發明了印刷機,不如說他發明了鑄字機和生產活字的冶金技術。究其原理,谷登堡實現了活字的機械化大量生產,這使得當時幾乎所有的手抄本,全部都被機器復制成了印刷書。標準化大量生產的印刷書帶來了書籍生產方式的重大變革,后人稱之為印刷革命、書籍革命、媒介革命乃至傳播革命。印刷術是古典時代手工藝中第一個實現機械化的,書籍出版也因此成為機器工業大生產的先行者。[5]

   上述歷史進程都說明了一個道理:技術本身并非中立,其“存在”先于“本質”,也就是說技術的先天意識形態是人類社會無法抗拒的。

   印刷術在剝離了人的靈性之后,開啟了一個技術工業化的“黃金時代”。在這段長達千年的歲月里,技術作為知識的傳播介質,讓知識最終像福特流水線上的T型車,得以批量生產。

   彼時,知識以“長形式”(long form)[6]的形式出現,即深度、系統化的思考結果,其傳播途徑有二:

   通過工業化的印刷手段集結成印刷品。更具體地來講,也就是書。“如果你在寫一本書,你就不得不與自己對話,想象各種可能的反對觀點,因為書是一種與讀者分離的、非對話式的、單向的媒介。我們不得不依賴這種自言自語,但并非因為思想本就如此,而是因為書將思想固定在了紙上。我們不得不建立一支長長的思想序列,由一個想法通向另一個想法,只是因為書籍是一張紙一張紙裝訂起來的。長形式思考之所以看起來如此,是因為書籍將它塑造成這個樣子。而且,因為書一直是知識的媒介,所以我們就認為,知識就應該是那個樣子的。”這種知識結晶,被戴維·溫伯格稱為“狀如書籍的思想”。[7]

   通過大學的專科化教育。無論是公立學校,還是私立學校,知識都被束縛在一套行外人禁止入內的象牙塔話語體系中,只有充分獲得同行評議的人才可以站在講臺上。

   我們可以認為,散播時代的知識生產是昂貴的,但卻是免費獲取的,受眾在一個沒有技術條件的歲月里,依靠的是稀罕的手抄本和羊皮卷。在工業時代中,知識的傳播門路大開,但卻是需要付費的。受眾交付的不是版權費,而是對整個工業操作系統的使用費。就好像我們買一臺手機,無論下載怎樣的應用程序,都需要在一個固定的系統界面中。而知識則像應用程序一樣,必須要遵循系統特有的編碼方式才得以傳播。

   如前文所述,技術的“存在”先于“本質”。機械技術本身的分割可流程化操作,既帶來了工業時代的黃金期,同時也阻礙了變革和創新。在麥克盧漢眼里,所謂理性,就是“同一性、連續性和序列性”,依照媒介即訊息的理論,躲在媒介背后的知識生產者也必然要遵循理性的生產方式。比如報紙的語言、書籍的語言、廣播的語言和電視的語言,在這些語言的背后,你會發現一個問題,用戶只有選擇媒介的權力,而沒有選擇“內容”的權力。

   麥克盧漢并不關心媒介的“內容”,或者說,他眼中的“內容”只是根據媒介形態而生成的特定文本。每一個媒介只能對應一種文本形態。但是互聯網的出現,使得文本可以沖破無法跨越的媒介邊界,這就是“流”的意義所在。“流”是組織數字化內容的一種方法,這些內容可以是圖片、文字、鏈接、郵件、視頻、音頻、網絡行為,其本質是由無數個當下組成的未來。

   “流”可以取代文檔,可以取代瀏覽器,可以取代搜索引擎,它是一個可視化的個人心靈框架。從萬維網時代的Facebook到移動互聯網時代的微信,其本質是“流”媒體的自我進化。

   “流”具有霸權色彩,即用新的覆蓋舊的。但是,這里的新舊之分并非完全依照時間的順序,更不是某種流程似的觀念。新是指全新的狀態或者心思。我們在微信中,經常看到刷屏的內容往往和歷史無關,但是和當下有關。“當下”是指人的即刻心理狀態和外部世界的交融。我們也許會抱怨微信朋友圈中的垃圾信息太多,和自己無關的太多,但有一點必須要承認,它們總是和信息生產者和傳播者的狀態有關。

   在“流”媒體中,用戶手中的權力越來越大。他們可以選擇關注與被關注,可以選擇自我故事的呈現方式,甚至可以對自我的真實性進行篡改。在這種情況下,我們不再能夠對文本的特性做出個別的描述,因為這是一個包羅萬象的世界。“流”媒體中的一切均有可能成為內容。

   正是因此,“內容”成為目前媒體經常掛在嘴邊的名詞之一。這個統稱式的詞匯將創作的價值一般化,無論是“寫作”的作家,還是“拍電影”的制作人,都是“內容提供者”。這個詞盡管生硬,卻是唯一能跨越各個領域、符合數字化時代要求的詞。

   “內容”和“知識文本”的區別在于,“內容”是無邊界的,而“知識文本”由于被“編碼”(codify)了,因而是固化和僵化的。或者說,“內容”是“知識文本”的變體,也許是局部變形,也許是形式變形,抑或是再造。

   “流”媒體的出現讓“內容”得以正式登場,但這僅僅是“內容”存在的一個前提。從電氣時代到信息時代,有一點沒有發生變化,那就是注意力的稀缺。討論“內容”,必須引入注意力維度。

  

三、注意力與內容的經濟學

  

   注意力與受眾息息相關。無論什么內容,都必須具體地表達給受眾。你不能想當然地假設你的產品能送達某個特定受眾手中;你必須設法了解,驅使那位受眾愿意購買某一內容的動機是什么。

   美國專欄作家斯圖爾特·艾爾索普說:“仔細思考大型媒體,即經由合并而成的‘并購公司’如迪斯尼、維亞康姆、時代-華納、新聞公司等的做法,必然會注意到一個基本原則:在任何一個創意行為中,一定要有人懂得如何打動顧客。”[8]

   從內容生產的角度來看,最稀缺的資源是人們的注意力。我們已經窺見了注意力匱乏的端倪。令人眼花繚亂的電子產品,不斷誘導消費者升級換代;報刊、電視、電影、文學爭相用聳人聽聞的故事爭奪早已麻木的受眾;音樂走向了影像,NBA變成了游戲。為什么在世界杯比賽期間冒出了那么多的“足球寶貝”?不過是傳播者拼命要留住注意力而已。即便如此,布魯斯·斯普林斯汀仍然在歌中唱道:“空有57個頻道,卻毫無內容。”

任何參與過郵件列表、網上論壇或社交媒體的人都知道尋求網絡信息和意見是一件多么耗時費神的事情。(點擊此處閱讀下一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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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責編:lime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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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來源:胡泳 公眾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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