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嘉明:怎樣理解和認知新時代?

選擇字號:   本文共閱讀 781 次 更新時間:2019-08-27 12:56:13

進入專題: 新時代   社會轉型   王陽明  

朱嘉明 (進入專欄)  

  

   本文是作者在2019年8月18日陽明教育研究院舉辦的“新時代星火計劃(籌)”閉門研討會上的演講。本文經過作者依據錄音記錄稿的修訂后正式發表。

  

   正文:

  

   大家好!我今天來到“致良知四合院”,想講的題目是“怎樣理解和認知新時代”。因為今天的會議主題是“新時代星火計劃”。在我開講主題之前,我先談一談今天來到“致良知四合院”之后的三個因素對我的觸動:

  

   第一個是“四合院”。因為我從小就是在北京四合院內長大的,而且是在原本在紫禁城范圍內的四合院,位處于景山與北海公園之間。我的少年時代,在少年宮學美術,少年宮的格局是四合院的組合。那時候我所讀書的北京市少年宮圖書館,坐落在景山公園之內,是三進的四合院組合。所以在我的人生中,對四合院的記憶與感受是很深厚的。四合院是中國文化的一種象征,其設計理念是在有限的空間中實現人與天地之間的結合。

  

   第二個因素是今天的這個日子—8月18日。徐遠重是湖南人,經常對我講毛澤東。毛澤東晚年做的最大一件事是發動文化大革命,在文化大革命中具有轉折意義上的大事是他1966年8月18日在天安門廣場上接見紅衛兵。當時,我是廣場中的一份子,在金水橋下,看毛澤東十分清楚,最大的印象是他在萬眾歡騰之下揮著他的帽子,向千萬年輕人所表現出的平靜,這之前的一次是我小學參加國慶節,少先隊放和平鴿。無論如何,毛澤東對我們這代人的影響,對他的思考很可能陪伴終生。

  

   第三個因素就是王陽明。這個院子以王陽明的“致良知”命名,試圖重新發掘王陽明心學的現實意義,而我本人因為這樣或那樣的機緣,對王陽明心學有過不斷深化的理解。機緣巧合,五六年前我在臺灣大學任教,期間創建了 “陽明山未來學社”。這個陽明山未來學社,借臺北陽明山這個地理符號、歷史象征,更重要的是希望賦予王陽明心學以新的歷史意義,使之與未來相結合。這其實也涉及到怎樣看待國學,實現國學與現代化結合的問題。在中國歷史上從沒有發現過具有馬丁路德那樣的宗教改革。因為宗教不是中國文化的特征,但是幾次相關于國學的改革,其實都沒有成功。這個教訓值得總結。無論如何,對于國學,包括對于王陽明的心學都要避免形式主義、實用主義和功利主義的理解。

  

   下面我想開始進入主題。我是一個“50后”,有著承上啟下的歷史責任,所以我今天主要與大家分享四個問題:

  

   第一,  何為新時代?

  

   我們這代人,在人生中多次為所謂的“新時代”所激勵、所感動、所鼓舞。1958年大躍進的時候,我們被告知進入了“新時代”,我們要超英趕美;到了文化大革命,反修防修,創造新人類,似乎又是“新時代”。1978年開啟改革開放,人們又在一個“新時代”的憧憬中。近年來,“新時代”無疑是使用頻率最高的關鍵詞。

  

   從我的觀點來講,理解新時代需要人類歷史視野、全球視野甚至超越人類中心主義的局限性。比如說,大約十余天之前有一顆行星距離地球很近,天文學家稱這顆編號為“2019OK”的小行星如果與地球相撞可能會產生“通古斯大爆炸”級別的危害,幸好最后其與地球擦肩而過。事發后,行星科學界及一些航天領域的研究開始呼吁加強全世界范圍內的行星防御領域研究工作。正巧,我上周在內蒙錫林格勒盟與北京天文臺一個優秀的年輕人交談,我向他詢問這個行星碰撞地球的可能性。我問他,如果這顆行星真的和地球相撞,人類有沒有辦法來避免,他說沒有辦法,但是現在的天文學家可以有能力在最后一分鐘告訴大家發生碰撞的時間地點,以及對地球的傷害和對人類傷害的程度。

  

   為此,我想引申出來的是在人類所說的時代背后的這種超越人類能力而對人類有重大影響的自然力量。去年,我在很多場合紀念雪萊夫人的《弗蘭肯斯坦(科學怪人)》出版200周年。這是人類歷史上第一本科幻小說。問題是這本書是怎么寫出來的呢?我告訴大家,那是因為在1816年的那個夏天之前的1815年,印度尼西亞的一座名為“坦博拉”的休眠火山突然爆發,大量的煙塵充斥天空,覆蓋了歐洲,陽光難以照進大地。氣溫的急劇下降,使得雪萊夫婦、拜倫他們在日內瓦湖的避暑成為完全沒有可能。在這個嚴寒的夏天,他們只能坐在燃火的壁爐前,每人構思一篇小說,雪萊夫人的構思和講出來的故事就是這篇著名的《弗蘭肯斯坦》。這是一個多么長的鏈條,東半球赤道以南的印尼火山爆發,最終導致了來自英國,正巧在日內瓦湖度假的年輕女子完成了不朽之作。后來拜倫的女兒成為現在計算機語言的歷史第一人,那是后話。

  

   我想說的是,在人類文明史上的任何一個新時代的開篇與完結,都勢必與整個人類歷史上重大的不可逆的改變聯系在一起。例如——羅馬帝國的興起與衰落、基督教的產生與傳播、文藝復興、工業革命、第二次世界大戰的爆發與完結等等。在過去二三十年間,IT與互聯網革命,確實有著哥倫布發現新大陸、麥哲倫環球旅行與工業革命那樣的歷史地位。

  

   所以,我認為新時代是指這樣的歷史時段:原有的思想模式、產業體系、經濟制度、倫理標準發生了根本性的、系統性的、不可逆轉的改變,這個從解構到建構的過程就是新時代。

  

   在中國近現代歷史上,毛澤東創造過一個新的時代。在1980年末期及1990年前起,因為柏林墻倒塌、蘇聯解體,世界經濟與秩序發生重構,于是美國歷史學家弗朗西斯·福山寫了一本影響很大的書《歷史的終結》,他認為從此之后,世界將被自由主義及自由市場所主宰。但過去30年的歷史證明,歷史沒有終結。人類繼續面臨著進入新時代的可能性。因為人類還會自覺不自覺創造出改變時代的重要因素。總之,使用“新時代”這樣的概念,需要有科學的態度,有歷史的標準,避免庸俗化。我對“新時代星火計劃”的第一個希望,就是希望你們嚴肅地將提出的概念拓展出來,這樣才能得到更多的支持者和擁護者。

  

   第二,1920年代歷史對我們面臨的新時代啟示。

  

   1919年第一次世界大戰結束,這場大戰徹底完結了自十八世紀工業革命,十九世紀自由市場制度充分發育的社會結構、經濟結構和地緣政治;中國在那一年是北洋執政的第八個年頭,發生了五四運動。緊接著,人類進入了1920年代,可以這樣說,后來20世紀的歷史,甚至21世紀早期的歷史的演變,都可以追溯到1920年代。其中最有代表性的一個指標是,影響全球20世紀的政治與社會結構、哲學理念、科學技術、經濟學革命、文化藝術、生活方式的人物統統登上了歷史舞臺。他們基本上是那個時代的80后、90后、00后。例如,政治領域中的列寧、羅斯福、丘吉爾、毛澤東甚至希特勒;科學界的愛因斯坦;經濟學界的凱恩斯等等,都是那個時代的代表人物。

  

   在人類文明史上,人才出現的時間和區域地理分布是不均勻的,所有重大和改變歷史方向的事件,在時間與地理空間歷史分布也是不均勻的。人類文明史一再證明,每隔一個歷史時段,會在某一個時期集中出現人才輩出的情況,與此同時,也確實會出現影響人類歷史走向的區域中心。

  

   今天你們提出的新時代星火計劃,很值得知道從1910-1920年代在中國農村做的多元化實驗,那時實現農村現代化、提高農村教育水平、改造農民、推動農業近現代化有著若干種模式。其中可以歸納為:(1)以梁漱溟(1893年-1988年)為代表的儒學精神改造農村模式,地點是山東省鄒縣。(2)以晏陽初(1890年-1990年)為代表的西方平民教育模式,地點是河北省定縣。(3)以傅柏翠(1896年-1993年)為代表的日本農村改造模式。傅柏翠這個人極端傳奇,曾經是中共早期的軍事將領,后來脫離共產黨,又沒有與國民黨為伍,“非國非黨”在福建進行了長期的農村改革,一直維系到建國初期,直到土改。(4)以瑞金模式為代表的共產主義模式,即后來土地改革的雛形。除此之外,還有一個基督教模式,以英國傳教士博格理(1864年-1915年)為代表,在貴州的石門坎幫助苗人創造文字,開化教育,最終將石門坎建造成中國西南領域最大的文化教育高地。

  

   可以說,在1920年代,中國農村所有變革的構想和實驗,整個光譜都已經得以形成。當然,歷史最終勝出的是蘇維埃模式。它的進一步延伸就是1950年末期到70年代的人民公社制度。

  

   回顧上面的歷史,我希望傳達這樣的信息:為中國農村和農民及近現代化作出貢獻的這些人,其實都屬于“知行合一”的代表,都是君子、賢人。他們有一個共同特點,就是有天下為公的精神,有自我犧牲的勇氣。

  

   從世界視野范圍來看,1920年并沒有根除造成第一次世界大戰原因的人類重點課題。在經濟上導致了1929年-1939年的經濟蕭條;在政治上最終導致了德國國家主義的崛起、希特勒的上臺,在亞太地區導致了日本青年軍人政變,軍國主義主導日本政治。正是這樣的演化,使得第二次世界大戰成為不可避免。

  

   無論如何,1920年代是最關鍵的十年。還有幾個月,人類將進入到21世紀的20年代。現在,人們很難甚至說沒有本領預測2020年代的重大事件,但是卻非常可能看到了2020年在經濟、政治、科學技術上的一些大的趨勢。為此,我們需要將2020年置于更大的歷史視野下來觀察。

  

   第三,2019年很可能是重大的歷史拐點。

  

   2019年是麥哲倫環球航海500周年;是阿波羅登月50周年;是美國四所大學實現互聯網接通50周年。阿波羅登月的日子是1969年7月,那時我正在西藏軍區政治部農場務農,我們當天從短波收音機上聽到這個消息,我和我的同伴無不震撼。在那個年代的西藏高原,仰望星空,整個銀河近在眼前,相比較我們務農而阿波羅登月,之間反差之大、刺激之大至今難忘。

  

   今年7月20日出版的《經濟學人》雜志的封面故事是“未來五十年的太空”。這是多大的課題!也是講新時代無論如何不能夠無視的課題。但非常遺憾在我周邊的年輕人中很少有人對這樣的問題有執著的追求和想象。所以在我看來,2019年最大的一件事情,是馬斯克推出的SpaceX要發射多達12000顆衛星的星鏈(Starlink)計劃。此外,更為值得關注的就是Facebook的扎克伯格在6月18日推出Libra的白皮書。所以一個馬斯克,一個扎克伯格;一個天上,一個地下;都是有開創性的歷史事件。

  

我不得不說在宇宙空間開放、在金融制度創新,我們沒有成為引導者和主導者,甚至成為很多領域的缺席者。為什么我們之間很難產生馬斯克這樣的人?為什么Libra的想法不是由我們提出來的?(點擊此處閱讀下一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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