趙鼎新:《儒法國家》與基于理想類型集的理論構建

選擇字號:   本文共閱讀 1380 次 更新時間:2019-09-17 14:45:17

進入專題:   歷史社會學   社會變遷   想類型集   歷史比較    

趙鼎新 (進入專欄)  

   【內容提要】 本文旨在對八位歐美歷史社會學界領軍學者對拙作《儒法國家》的評論作出兩點回應:第一點關乎我書中提出的社會變遷理論,第二點關乎我對為什么高度商業化的明清中國不可能自發地產生工業資本主義這一問題作出的回答。通過這兩點回應,我想闡明兩個社會學研究的方法論問題:第一個是理想類型集概念,以及以理想類型集為基礎的演繹在社會學理論建構中的意義;第二個是歷史比較背后的三個方法論問題。本文還想強調拙作中的一個關鍵論點:歷史是累積性發展的,而不是進步的。

   【關鍵詞】 歷史社會學 社會變遷 想類型集 歷史比較 大分流

  

   拙著《儒法國家:中國歷史的新理論》的出版讓我感到喜悅,而今天有幸能對八位世界頂級歷史社會學家為該書所寫的書評作以回應,則更令人歡欣備至。這些社會學家的書評不僅對拙著不吝褒揚之辭,還認識到此書的理論雄心,對此我深表感謝。事實上,我在寫作本書時,也確實有意以中國歷史為例來闡釋我的社會變遷理論,并希望我的理論能更好地闡明歷史哲學中的許多重要議題,包括(但不限于)國家和宗教在現代社會到來之前的發展規律以及工業資本主義與現代社會得以興起的原因。

   不過,八位評論者的研究興趣各異,他們的文章所側重的方面也大不相同。在這有限的篇幅內,要對每位評論者的評論都花相同的筆墨予以一一回應,還要保證此篇小文連貫一致,是很難辦到的。作為妥協,我決定在這篇文章中僅對諸位評論者所共同關心的兩個最重要的問題予以回應:第一個關乎我在書中所發展的社會變遷理論,第二個則涉及我對中國雖有著高度商業化的經濟卻為何不能實現本土工業資本主義突破這一問題所作的解釋。

  

   一、我的社會變遷理論

  

   針對這一話題,我將主要側重于邁克爾·曼(Michael Mann)的書評,一方面是因為曼在這方面花的筆墨最多,并且表述得最為系統,另一方面則是因為他對我的一些批評其背后的邏輯亦見諸喬納森·赫恩(Jonathan Hearn)與喬治·勞森(George Lawson)的文章之中。首先,為了說明曼的觀點,我從他的文章中摘錄了如下四段話(邁克爾·曼, 2019):

   (趙)是對的,一般經濟權力所包含的結果更具可計算性,其行動也比其他三種權力更具工具理性。但我要補充的是,相較于政府決策,這一點可能更適用于私人和公司的決策。

   (趙)對經濟權力持有一種相當溫和的態度。他說“純粹的經濟交易只能在交易雙方自愿的基礎上發生”(Zhao, 2015:34)……但在其生產領域,資本主義經常使用(并在今天世界大部分地區仍舊使用的)奴隸制、種族隔離制與契約勞工制這些顯然都不是建立在自由和自愿基礎上的雇傭制度……所有經濟系統都包含權力和強制力的等級結構。

   (趙)主張政治競爭“難以引發效率導向型的物質生產和資源分配,因而對累積性發展貢獻甚微”(Zhao, 2015:40)……不過,如他自己所指出的那樣,歐洲國家的政治競爭催生出更有效率的財政系統,推進了資本主義的發展。

   (趙)做了兩點概括,即,在四種權力資源中,意識形態權力最弱,而政治權力最強,且是“最有可能占據主導地位的一種”。但在世界上大部分地方,崛起的幾大拯救性宗教——印度教、佛教、基督教和伊斯蘭教——都曾壓倒其他幾種社會力量(包括國家在內),且其勢力皆維持長達千余載之久。當前,伊斯蘭運動主導著中東地區和一些北非國家,并試圖在信奉基督教的西方世界中制造一定程度的騷亂。在20世紀,意識形態化的馬克思主義運動也曾推翻政府與資本主義,而法西斯主義勢力則在推翻政府的同時,還將世界推向了戰爭的深淵。

   首先應當明確的是,我完全同意曼在經驗層面的分析。現實世界是紛然雜亂的。曼的例子所表達的是他的一個我非常認可的觀點,即,社會行動者是混雜的(promiscuous)(或如我書中所言,是“多種多樣的”[multifarious][Zhao,2015:32]),且它們總試圖利用不同種類的權力資源來擴展它們的權力(Mann, 1986:17)。事實上,誰能否認政府的經濟活動少有以經濟利潤為唯一動機的,誰又能否認經濟生產中常常存在著那種依靠政治/軍事強制力而維系的奴役關系,或者,意識形態行動者總會試圖利用其他形式的權力資源來達成它們的目的?盡管如此,倘若讀者仔細審視我的理論構建策略,就會發現曼的批評并未切中要害。在我的理論中,政治行動者、軍事行動者、經濟行動者以及意識形態行動者都是理想型的行動者(ideal-type actor),而且,它們之間的競爭也同樣是理想型意義上的競爭。以理想型為基礎所演繹出來的種種因果機制自然無法完全符合現實世界中發生在國家、部落、軍隊、商團或教會這些行動者兩兩之間或多者之間的競爭活動。

   現實世界中,很少能見到與理想型的政治、軍事、經濟或意識形態競爭相類似的事例。因此,我們必須轉而通過想象力創造出理想型場景(ideal-type scenarios)以達成我們理論構建之目的。在我的社會變遷理論中,理想型的意識形態競爭被理解成一場發生在兩群互不相識者之間的辯論。但在這場辯論中,哪怕只是知曉了辯論者的身份,它都不再稱得起是一場理想型的意識形態競爭了,因為一方的某些成員如若有著較高的社會地位和較大的權力,就可能會讓另一方的成員感到威脅而不能據理力爭。在我的理論中,理想型的經濟競爭被看作是一群商人為了謀取利潤,僅以生產品質更好、價格更低的商品作為手段而展開的競爭。但在第三世界國家的集市中,有時游客會被小販強迫著買些東西,這已經不再是一種理想型的經濟競爭了,因為這種“既不自由也不情愿”的交易背后有強制性力量的存在。以此類推,我們不難想見理想型的軍事競爭和政治競爭該有怎樣的場景。

   在此,我想再盡量簡短地闡述一下以理想型為基礎的推理演繹(deductions)所具有的價值以及我理論構建策略的意義。和曼一樣,我也將人類政治性的、領土性的(軍事性的)、經濟性的以及意識形態性的行為作為四種主要的社會權力資源,但除此以外,我還要再加上兩條假設。其一,人類注定要面臨彼此競爭的境遇,因為政治、領土、經濟和意識形態資源幾乎全都是有限的①;其二,競爭與制度化之間的辯證性互動(dialectic interactions),而非“縫隙中發展”(interstitial development),才是社會變遷的動力②。我的策略是把四種社會權力資源當作四個彼此相互獨立的維度,它們由此構成一個理想類型集,然后再去推理演繹出每一個維度所具有的因果邏輯。為了限定本文所討論的范圍,我僅從三個方面來闡明該理論的價值,并將把討論的重點完全放在對理想型意識形態力量及其因果邏輯的討論上,因為這是我的理論受曼詬病最多的部分,而且我對于曼其他的批評也全都可以用類似的邏輯進行回應。

   首先,我的這一理論使我們能分清四種社會權力資源不同的性質與各異的因果邏輯。比如,它告訴我們理想型意識形態競爭沒有明確的勝負評判標準,也不會促成累積性的社會發展。它還告訴我們,理想型意識形態力量是非強制性的,而且本質上是多元化的。此外,這些意識形態的理想型特點勢必引出其他一些因果邏輯(Zhao, 2015:41):“在特定的時間與地區,決定一種意識形態或者一位思想家能否被廣泛接受的,往往不是該意識形態或思想家著作的品質,而是:(1)是否有來自強制性的(如國家、軍隊)或半強制性的(如宗教組織、一流大學、主流媒體)社會行動者直接與間接的支持;(2)人們是否對重大歷史事件享有共同經驗 (如人們對第二次世界大戰或者蘇聯解體的共同經驗)。然而,那些經由重大歷史事件而產生的社會共識終會煙消云散,而且它的消散總比其擁護者所預期的要快。這是因為四種力量背后的行動者們有著不同的利益訴求,他們會利用這種社會共識達到不同的目的,也因為社會共識會產生難以預料的重大社會后果,還因為后代子孫不再享有父輩們的那些能夠產生這種社會共識的生活經驗。”

   無論現在還是過去,都有不少學者天真地認為,基督教、馬克思主義、自由主義等思潮之興起及占據主導地位取決于這些意識形態的內在性質甚或其目標屬性(如Fukuyama, 1992; Inglehart, 1997; Inglehart & Welzel, 2005; Meyer et al., 1997; Stark, 1996, 2003)。但上述這些因果邏輯告訴我們,我們必須從其他方面為某一意識形態的成功尋找原因。我認為,當我們考察任何一類價值觀念因素和意識形態因素占有較大比重的社會現象時,這些因果邏輯都應被當作處理問題的基本前提。換句話說,一種新的意識形態大行其道,通常并不是因為——按照曼的說法——它“看上去對更多人更具有說服力”(邁克爾·曼,2019),而是因為在它背后存在著強制或半強制性的力量。這就是我的社會變遷理論可以帶給我們的第一條啟示。

   其次,理想型意識形態之非累積性、非強制性與多元性使它成為了一種相較于理想型的政治力量與軍事力量而言的軟性力量(soft power)。理想型意識形態的這種性質迫使宗教領袖或知識分子建立起諸如教會、黨派或大學等半強制性組織,因為如若不這樣的話,他們的聲音不過是吵嚷的噪音而已。這也告訴我們為什么宗教領袖或知識分子熱切希望獲得來自國家的支持,因為沒有什么比得到強制性國家的支持更能有效地傳播某種宗教、某種世俗意識形態或者某種歷史記憶的了。而且,這還告訴我們國家的力量越是強大,期望獲得國家支持的欲求也就越大。這就是為什么爭奪國家的認可與支持是幾乎每一位早期中國哲學家不遺余力所做的事情(Zhao, 2015:ch. 6)。

   再次,我關于理想型意識形態權力的因果特性的分析不應被理解成是在主張意識形態力量不具備重要歷史作用。意識形態擁有一種合法化功能(a legitimating function),這是所有社會行動者都迫切需要的。另一方面,理想型意識形態權力“軟”的一面也讓現實生活中的意識形態行動者的行為方式變得極其混雜,從而擴展了意識形態的潛在力量。再者,一個政治實體,比如國家,無論因何種目的聲稱自己是某種意識形態的捍衛者,它的這種行動就使之陷于那種意識形態的教條當中,這就讓意識形態在特定時空中成了一種最重要的權力資源。

這種基于理想類型集的演繹推理是一種相對新穎的方法。因此,有必要對它多做一些介紹。在我的方法論中,社會科學之運用基于理想類型集的演繹方法,其邏輯可類比于自然科學之運用對比實驗。但二者的區別在于:自然科學家是從變量嚴格控制的實驗環境中歸納科學原理的,而我們社會科學家做的則是思想上的對比實驗,即從理想型場景中推導出社會機制。我的這種理論建構策略受到了笛卡爾分析幾何學的啟發。我將四種權力資源看作是一個理想類型集,或者說是一個四維空間,其中每一個維度都具有不同的因果效力。這就意味著,如果我們能找到一種辦法可以將主導性權力在特定時空中的結晶(crystallization)在這個四維空間中進行定位,我們實際上就能確定在這一結晶下最重要的社會行動者以及在歷史進程中最重要的因果邏輯。我在書中確定特定時空中主導性權力結晶在四維空間中的位置時,遵循的是這樣一種認識論標準,即,被確定下來的權力結晶所能解釋經驗問題的數量(Zhao, 2015:24-25)。最重要的是,拙作揭示出,儒法國家這一高度穩定的結晶在西漢王朝(公元前206年至公元8年)形成之后,政治行動者和意識形態行動者逐漸合二為一,這使軍事行動者和經濟行動者被邊緣化,并削弱了與軍事力量和經濟力量相關的因果邏輯在中國歷史上的重要性。(點擊此處閱讀下一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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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責編:陳冬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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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來源:《開放時代》2019年第4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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