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利兵:制度與生活:海洋秩序的漁民實踐

選擇字號:   本文共閱讀 230 次 更新時間:2019-09-19 23:48:55

進入專題: 民族國家   海洋秩序   漁民實踐   南海    

王利兵  

   【內容提要】 當前學界對于海洋秩序的認識主要停留在國家主義的話語層面,認為海洋秩序是民族國家制度實踐下的產物,忽視了漁民實踐中的海洋秩序構建及其重要性。漁民實踐中的海洋秩序主要表現在漁民群體日常生活的諸方面以及由此所形成的一系列傳統、知識和規則,充分體現了漁民自身的能動性以及海洋的自由流動性,是一種自下而上的秩序生成。隨著民族國家的發展以及市場化的推進,制度逐漸侵入和征服日常生活的方方面面,導致漁民實踐中的海洋秩序逐步式微。面對外部的沖擊和挑戰,漁業社區自身固有的文化傳統和機制通常會表現出一種對于外來事物的整合、吸收甚至超越的能力,而漁民亦會竭力維護傳統。不過漁民并非一味地拒斥民族國家和現代性而堅守傳統不變,有時他們也會根據實際生活的需要來調和兩者之間的矛盾,策略性地周旋于傳統與現代之間。

   【關鍵詞】 民族國家 海洋秩序 漁民實踐 南海

  

   斯科特(James C. Scott)在《國家的視角:那些試圖改善人類狀況的項目是如何失敗的》一書中曾指出,國家行政治理的核心在于可識別性(legibility)。國家對于管轄范圍內的領土空間和統治對象采取和施行各類制度,對傳統民情和地方性知識進行壓制,其目的便在于可識別和簡單化,進而建構出一套易于控制的社會秩序。然而,從國家實踐來看,雖然正式制度有時不承認傳統民情和地方性知識,但其實踐過程又在很大程度上不得不依賴后者構成的文化和社會心理情境,因為一味對后者進行壓制往往會帶來無序。①肖瑛在討論中國社會變遷時,同樣區別了兩種不同的秩序觀,即政治制度與日常生活,其中“前者是基于明確的價值觀念和理論理性而制定的明文規則,簡單化和清晰性是其特點;后者只有局部且模糊的合理性”。②肖瑛所采用的“制度與生活”的分析模式是為超越“國家與社會”這一傳統的二元對立的結構主義分析模式,將日常實踐同社會結構變遷勾連起來,進而為探究社會結構變遷的微觀動力機制提供一種解釋框架。“制度與生活”的概念和解釋框架與本文的目的較為契合,需要指出的是,當前學界針對制度與生活的討論和案例研究基本限于陸地空間和人群,對于海洋空間的國家治理與民眾的日常生活的討論和研究基本闕如,而本文就提供了這樣一個特殊案例。海洋在多數人的印象中只有國家在場,活躍在海洋上的族群只是一個零散的、無序的力量,附屬于國家的制度體系。本文意在消除人們對于海洋空間以及海洋族群的這種刻板印象,通過對海洋秩序的建構這一關鍵問題的分析,發掘出海洋空間上的底層歷史、生活和政治,也因此本文在制度與生活這一框架下將更加側重對民眾的歷史傳統和日常生活進行描述和分析。

  

   一、概念與問題

  

   在社會學的定義中,“秩序”指整合問題,即社會如何成為一個整體,秩序問題對于理解社會體系的邊界極為重要。吉登斯(Anthony Giddens)對于秩序的定義和認識更加深刻,他在討論民族國家與秩序問題時曾經指出:“秩序問題應被看成是時間-空間伸延(time-space distinciation)的問題,即:在什么條件下時間和空間被組織起來,并連接在場和缺場的?……至少在某些方面,現代社會(民族國家)有著被明確限定了的邊界。但是所有這些社會都被一些紐帶和聯系交織在一起,這些紐帶和聯系貫穿于國家的社會政治體系和‘民族’的文化秩序中。”③吉登斯的觀點與人類學家對于“秩序”這一概念的認識頗為一致④,兩者都強調秩序本身包含著一種動態的關系,而這種動態關系在以流動性為主要特征的海洋空間上體現得十分明顯。具體到本文,筆者想討論的是在民族國家的背景下,漁民面對的海洋時間和空間的重新定義和重新組合對于海洋秩序所產生的影響,尤其是對社會關系方面的影響。

   現在我們在討論海洋秩序時基本上使用的是一種國家主義話語,在國家主義話語之下,海洋秩序往往表現為一種靜止的關系結構,被認為是國家實踐的產物。在這種情況下,容易造成一種假象,即所謂的海洋秩序主要是一種國家主導下的制度安排,而民眾的海洋實踐被視為國家制度影響下的產物。因此,在政治地理學和國際關系學看來,基于民族國家間力量對比的海洋權益的爭奪以及由此形成的制度關系就是海洋秩序。⑤也就是說,無論是政治地理學抑或國際關系學,它們提到的海洋秩序更多的是指一種制度的架構形態,是對民族國家之間以及民族國家與海洋之間關系的一種高度概括。筆者認為,對于海洋秩序的這種定義和認識顯然忽視了民眾在歷史發展進程中與海洋秩序構建中的能動性,⑥同時也忽略了區域海洋內原有的關聯性,后者更是區域海洋秩序構建和維系的基礎。在《歐洲與沒有歷史的人民》一書中,埃里克·沃爾夫(Eric R. Wolf)曾嚴厲批評那種視民族、文化和社會為相互割裂的實體的觀點(這種觀點乃是早期人類學的典型主張)。沃爾夫認為,在現代世界體系興起之前,已經存在很多個地區性的世界體系,這些世界體系皆具有超社會體系的特征,因此“我們需要一種關聯的、辯證的視角”來觀看和思考區域社會與文化。⑦類似沃爾夫這種觀點在人類學區域研究中還有很多,即不再強調文化是有邊界的,各個文化社會之間都是互相關聯的。比如,杜贊奇(Prasenjit Duara)認為,歷史進程更多是以網絡和流動的形式呈現,作為區域整體的亞洲在歷史上并不具有嚴格的疆界,而是一個通過貿易和宗教緊密相連的網絡社會,其中以南海區域為核心的經濟和社會網絡的歷史形成過程,對于整個區域內不同文明與社會間的對話與融合具有深遠影響。⑧杜贊奇在關于區域亞洲的研究中曾指出,區域的形成有兩種方式:第一種是“自下而上”形成的區域(region formation),它更多偏向于自然而非社會性的形成,就像季風和海上貿易推動亞洲內部的關聯,進而自然地建立了經濟上和知識上的交流和關系網;第二種是“自上而下”的區域化(regionalism or regionalization),它指的是政治家通過政治上的、物質上的和知識上的方式創建的一個區域,這種區域概念在20世紀以后變得日益重要。⑨在區域研究的肇始者中,施堅雅(G.William Skinner)也曾表達過類似觀點。在施堅雅的研究中,由省、府、州、縣等行政區劃所構筑的區域范疇不同于“由經濟中心地及其從屬地區構成的社會經濟層級”,前者是一種自上而下的人為秩序,后者更多體現為一種自下而上的自然秩序。⑩

   具體到海洋空間上,筆者認為同樣存在兩種秩序:第一種是由國家主導的自上而下的海洋秩序,它主要體現為國家間的競爭、協商,是一種制度層面的海洋秩序。11政治地理學認為,海洋秩序的主體是國家,現代意義上的海洋秩序主要是通過民族國家的行動來維護,國家主權的互動是影響現實海洋秩序的一個主要條件。自地理大發現以來的數百年里,海洋秩序基本是通過西方幾個主要民族國家間爭奪制海權而得以確立,海洋秩序的變遷遵循的是“強權即公理”的規則。12時間發展至20世紀中葉,隨著民族國家的紛紛成立及其主張海洋權利,迫切需要一種全新的海洋規則和制度來解決海洋領域的民族國家爭端并確立新的海洋秩序。1982年,由所有主權國家參加并通過的《聯合國海洋法公約》第一次從制度層面對領海、公海、大陸架、專屬經濟區等概念做出了明確界定,實現了海洋規范性制度的統一,避免了因海洋法淵源多軌制產生的海洋秩序不穩定,對當今全球領海主權爭端以及海洋資源管理等起到非常重要的指導作用,可以看作制度層面海洋秩序的一次最佳展示。從民族國家構建的角度看,《聯合國海洋法公約》的正式出臺,標志著以民族國家要素生長為主要內容的海洋新秩序開始建立。13在《聯合國海洋法公約》頒布之后,各種區域性的制度規則也紛紛出現,比如在《南海各方行為宣言》框架下所達成的各類制度協議同樣可以被看作從制度層面對南海區域所做的一種秩序安排。以上各種海洋制度的確立雖在一定程度上維護了海洋秩序的穩定,但同時也引發許多關于島礁、大陸架等概念和資源的爭議和爭奪,國家間邊界的爭端和沖突驟然增多。在眾多海洋爭端和沖突中,尤以漁業等資源糾紛為多。為此,毗鄰國家又紛紛開展關于海洋漁業等資源問題的協商合作,比如,中國與東盟諸國簽訂的一系列漁業合作協議,皆是政府間的協商談判。這些制度層面的合作協議經常會忽視漁民群體自身的生產作業傳統以及漁業資源本身的流動性特征。也就是說,并非所有的海洋資源都可以置于民族國家的管轄之下,正因如此,《聯合國海洋法公約》特別列舉了44種具有跨界洄游特性的魚類,并指出此類海洋資源不能通過私有化安排來進行管理,必須由有關國家共同合作,采取聯合管理等途徑來解決此類問題。其實,對于這些現實問題,漁民群體在海洋實踐過程中已經積累了很多經驗和應對方法,14這些歷史、經驗和方法共同構成筆者所說的第二種海洋秩序,即以海洋實踐主體之漁民群體為代表的自下而上自發生成的海洋秩序,它主要體現在漁民群體的生產生活和交流互動上,是一種生活層面的海洋秩序。15在這里,筆者將漁民定義為海洋實踐之主體是因為無論在民族國家出現之前還是之后,漁民始終是開拓海洋和經營海洋最主要的行為主體。在許多海洋民族志里,我們可以發現在民族國家誕生之前抑或民族國家管轄范圍之外的海洋上,海洋秩序的存在主要體現為漁民群體的海洋實踐。比如,馬林諾夫斯基(Bronislaw Malinowski)的“庫拉圈”研究揭示,生活在不同島嶼上的漁民可以借助簡易而又靈活的獨木舟在群島內部之間形成一個具有一定規律的關系互動網絡和貿易網絡,這種關系網絡顯然就是當時西太平洋上的一種海洋秩序。16在東南亞,歷史上類似特羅布里恩漁民這種依靠季風洋流流動作業和貿易,并自發形成秩序的海洋族群很多,比如巴沃人(Bajau Laut)17、武吉斯人(Bujis)18和莫肯人(Moken)19等。這些案例充分說明生活層面的海洋秩序在本質上是一種跨區域社會秩序,不過在民族國家出現以后,它的存在和運行經常受到政治制度的影響。涂爾干(émile Durkheim)和莫斯(Marcel Mauss)在百年前合作探討“超社會現象”與“文明”對于社會學研究的重要性時,就已經意識到“超社會現象”的歷史存在應引起只注重政治邊界內群體研究的社會學家的關注。涂爾干和莫斯認為,在理解“超社會現象”(或文明)與社會的政治邊界時應區分兩種“社會事實”。一種是由政治和法律制度以及社會形態學現象構成每個民族獨特構造的一部分,這些是比較難以國際化的“社會事實”;另外一種是由神話、傳說、貿易、技藝、工具、語言、科學知識等流動性的,互相借用的因素構成的“社會事實”,這些“社會事實”相對容易國際化。后者作為一種“沒有清晰邊界的社會現象”,有其社會性和歷史性,是“多個秩序集體互動的產物”。20由此,筆者認為對于海洋秩序的認識和理解也應區分兩種社會事實,即制度層面的海洋秩序與生活層面的海洋秩序,其中生活層面的海洋秩序又是由多個秩序(比如貿易、生計、宗教、親屬關系等)集體互動的產物。如果說國家構建下的海洋秩序主要體現為一種規范性的秩序,那么漁民實踐下的海洋秩序既是自然的也是道德的,既是物質的也是精神的。

從歷史發展來看,在民族國家普遍化之前,生活層面的海洋秩序占據主導,甚至可以說,傳統時代的海洋秩序首先并不是一種政治秩序,而主要表現為一種自然秩序和文明秩序,比如在布羅代爾(Fernand Braudel)關于地中海的研究中可以看到彼時的地中海更多體現為一種自下而上的自然秩序。21這一時期的海洋因為國家關注度不高而更多體現為生活層面的海洋秩序,但是國家也并非缺位,比如明清時期中國政府對于東南沿海海盜、倭寇的鎮壓在一定程度就是對海洋秩序的一種維護。22在民族國家普遍化之后,尤其是20世紀中期以后,海洋秩序表面上更多體現為制度層面的海洋秩序。即使如此,國家對于海洋主權的宣示最終還得落實到實踐層面,比如海洋漁業資源的開發等,因此制度層面海洋秩序的維系必然離不開漁民的海洋實踐。(點擊此處閱讀下一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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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責編:陳冬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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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來源:《開放時代》2019年第5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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