沈登苗:評吳宣德教授著《明代進士的地理分布》

選擇字號:   本文共閱讀 249 次 更新時間:2019-09-28 16:27:25

進入專題: 吳宣德   明代   進士  

沈登苗  

  

   由于興趣的轉移,筆者曾打算對科舉的探索暫時告一段落,近期更不愿寫以此為題材的、出力不討好的書評。但拜讀了華東師范大學博士生導師吳宣德教授的大作——《明代進士的地理分布》(以下簡稱“吳著”,涉及的該書內容僅表頁數)后,自己又改變了注意。因為,首先,我的一個曾經的期待終于實現了——當代中國大陸學人對科舉、歷史人文地理(本文特指社會文化部分)進行量化研究時,首先在計量所花的功夫上達到或超過張仲禮、何炳棣那一代。根據自己長期浸淫于計量史學的體會,吳著考證工作的質與量,已不遜于張、何;吳著的問世,標志著在這方面的勞動,中國大陸學者“技不如人”的時代已經過去。在被量化考核弄得焦頭爛額的當今中國歷史學界,吳著的出現可謂是個奇跡,值得鼓與呼;而吳教授“出污泥而不染的”苦旅精神,更應是我等學習的楷模。其次,吳著對科舉的評估謹慎又低調,尤其是對進士的地理分布對區域文化、教育究竟有多大聯系的全方位質疑,引出了諸多問題——從統計對象的選擇到方法的運用,以至科舉研究的學術價值和借鑒意義等,對此進行反思與互動,既應是吳氏的意愿,也可能有助于明代進士地理分布、乃至科舉與歷史人文地理學研究的進展。


一  奇跡


   自20世紀八十年代初開始,本人就對科舉與歷史人文地理學產生了濃厚的興趣。90年代后,以計量為方法、明清為重點,進入科舉人物與區域文化相互關系的專題研究。在此期間,花了大量的精力收集以往的成果。從過目的、數以千計的論著看,史料考證并量化處理得最讓我折服的,是張仲禮的《中國紳士——關于其在19世紀中國社會中作用的研究》[1] ,與何炳棣的《中華帝國成功的階梯——明清社會史論》。[2]這首先使我敬佩的不一定是他們的學術成就,而是細工慢活,實實在在的工作態度。改革開放后內地學者所撰的、大量的有關科舉與歷史人文地理學方面的論文,除了少數,如繆進鴻教授的相關論文,[3]絕大多數在史料量化處理上所花的時間,根本不能與《中國紳士》、《明清社會史》相提并論。不少學者提供的數據,似乎以不讓真正的同行看到、交流為追求的。由于在基礎性工作上的偷懶,本來可長驅直入的個案,往往駐足于表面的突破。可以這么說,科舉和歷史人文地理學領域,在計量分析的方法與提供數據的廣度、深度上,我們沒有比張仲禮、何炳棣,甚至潘光旦、費孝通走得更遠。

  

   我們所見的用于歷史人文地理學上的計量史學,大都是使用“數據矩陣”的方法作描述性的統計,理論上并不高深莫測。干這一行的基本條件是擁有史料與肯費時間。故本人曾以張仲禮、何炳棣的計量水平為鵠的進行沖刺的。可隨著研究的漸進,發現自己并不占有基本的古籍資料,加之在古代漢語駕馭上的先天不足,僅靠主觀努力是難以成功的。故放棄了這一拼搏。但我把自己的理想轉換成一個心愿——希望早日看到當代中國大陸學人,對歷史人文地理進行研究時,首先在計量的功夫上達到或超過張仲禮、何炳棣那一代。這本來并非是一個遙不可及的事,在歷史學科,欲超邁前人,在考證所花的“笨功夫”上做到家,是一條最正常不過的途徑;而體制內的專業人士,現又大都具備考據的客觀條件。可這樣的“笨人”與“笨功夫”,還是沒有出現。

  

   這并不是說大家厭學,而是種種有形、無形的壓力與攀比,逼使人們在精神領域也大量生產“快餐食品”。尤其是最近十年來,博士生與講師、副教授層次的,被量化考核壓彎了腰;教授、博導級的,又被一個個“課題”——實乃經費所誘惑——這也無可厚非,在一個被主流輿論從浪漫主義切換到徹底世俗化、功利化的社會,與人民幣過不去的教授又有幾個呢?在一個以決策為引擎的躁動時代,學者想潛心書齋多少有點奢侈了;出現逆淘汰,雖在意料之外,卻在“情理”之中。故當代中國鮮有學術大師是合乎邏輯的必然,是社會發展模式與精英價值觀的縮影,也是中華民族再次“自覺”又無奈品嘗的苦果。學術界的浮躁和不作為,如果再僅僅從表面現象作隔靴搔癢式的批評,而不是向“上有所好”之叩問,已無濟于事了。

  

   就是在這個學術大躍進、窮鋪張、軋鬧猛、宣盛世的時代,我們看到細工慢活——吳著時,有恍若隔世之感。

  

   吳著除了“導言”與“附錄”,分別由正文“《碑錄》成書與明代進士數”、“明代進士的地理分布”、“解額與進士地理分布的差異”、“分卷與進士分布的地域差異”、“地方教育與進士的地理分布”、“人口與進士地理分布的差異”等六章組成。作為國家社會科學基金的結項成果,該書的基本目標:一是希望通過對進士人數的詳細統計,梳理出明代進士分布的基本特點;二是通過分析影響進士地理分布的主要原因,來探討進士這類資料在分析地域性文化發展上的作用限度;三是為其它研究者提供一份比較完整準確的統計資料(詳見吳著第20頁)。

  

   筆者認為,除了第二點尚有商榷的余地外,其它兩個課題目標已完成的非常理想。

  

   明代進士的地理分布,從狹義的現代歷史人文地理學的開山之作——《歷史人物與地理的關系》一文中就出現了。該文的“明代科甲表”,雖不無粗糙,但已基本上反映出明代進士與三鼎甲的省級分布。[4]此后近一個世紀,除了何炳棣的分階段統計明代進士的省級分布、明代科甲鼎盛的府,何炳棣、沈登苗關于明清科舉中心的轉移,繆進鴻、沈登苗的明代巍科人物與進士集中城市的分布,[5]以及吳宣德本人的、該課題的若干先期成果,[6]發布的明代進士全國性空間分布的研究成果,基本上還停滯在進士總數及其省級分布的層面上。

  

   在此背景下,吳著做了大量開拓性與掘進性的工作。不僅以省為緯,以科年為經,全面、準確、動態地揭示了明代進士的基本分布,還把統計的工作延伸到府、州縣和京城以外的多數衛所。也就是說,明代最小的行政區——統縣及其以上的地區,和多數獨立建署(一般指擁有轄區)的衛所的進士數,幾乎都可以找到。打個比喻,如果說,此前我們看到的明代進士的空間結構是一張粗糙的“全國地圖”,那么,吳著呈現給世人的是一本以精致的“全國地圖”為封頁,以比較準確的省、府、州縣及衛所的數據為內容的“分省地圖集”,而其中的多數篇幅,哪怕是一頁的描繪,也是時下不少學者望而生畏的。因為這些資料的采集,不像獲取當代統計資料那樣方便——由專業部門提供、各類《年鑒》出版,而必須用原始的手工方法一個一個地輯出來(不少研究對象本身還要做艱難的確認工作),再把數萬名進士“對號入座”到十幾個省、一百多個府、上千個州縣,以及約四百個衛所整合而成的。與此同時作業的,還有拓荒性的、更為龐大的科舉群體——十萬舉人的考證及其省級分布。這類考訂的艱辛,是非親歷者難以體會的:一方面是重復、機械、枯燥、無趣;另一方面則要求思維的高度集中與伏案時間的連續,否則,難以湊效。作為有過相似經歷的筆者,回味當年統計明清進士的時空分布,覺得最頭痛的是每一數據的匯總與校核。因為各圖表的經緯上,只要有一處不確,該份圖表就制不成,涉及的數據需全體暨查,故為糾1人之誤差,消耗一天半夜是常事。而吳著討論的項目,遠多本人,則作者為之的耕耘與付出,可想而知。

  

   (一) 填補空白范圍之廣、數量之多為同類計量史學之最

  

   作者在第一章中通過目前統計明代進士的基本資料——《明清進士題名碑錄索引》(朱保炯、謝沛霖編,上海古籍出版社,1980,以下該書簡稱《索引》)的前身——(清)李周望等纂的《國朝歷科進士題名碑錄初集》(內附明代諸科)的主要來原——《進士題名碑》,《進士登科錄》、《明貢舉考》與《南雍志》等所載人數為基準,參以明各朝實錄、《明太學志》、《清國子監志》等,首先對目前有差異或爭議的洪武十八年(1385)等16科,進行考查與辨析,最終得出明代進士總數為24866人的結論。從對《索引》來龍去脈及其存在問題的密針細縷中,體現了作者非凡的考證功力。然而,更使筆者信服的,是接下去的、大量填補學術空白的諸多表格及其密密麻麻的分析數據。

  

   吳著正文有圖2幅,表96份,加之2份長達74頁的附表,全書有圖表整整100份,約占是書的一半,可謂是一部名副其實的計量史學之作。而其中多數的統計內容,是前人沒有發覺或涉足不深的。

  

   據筆者初步觀察,僅以全國性的討論而言,至少第二章“表2-1明代各直省各科進士分布表”及表2-2、表2-3、表2-4、表2-22、表2-23、表2-24、表2-28等8份;第三章“表3-1明代歷科鄉試解額表”及表3-2、表3-3、表3-4、表3-5、表3-6、表3-8、表3-9、表3-10、表3-11、表3-12、表3-15、表3-16等13份;第四章“表4-1會試分卷區域所屬州縣及各卷取士額”及表4-2、表4-3、表4-5、表4-6、表4-7、表4-8、表4-10等8份;第五章“表5-1明代府州縣學覆蓋率表”及表5-2、表5-3、表5-4、表5-6、表5-7、表5-8、表5-10、表5-11等9份;第六章“表6-6明代各地編戶數與進士分布數量關系表”及表6-7、表6-8、表6-18等4份,以及份量沉淀的附錄一《明代進士分布表》(內有南、北直隸,13個布政司、1個遼東都司等16份總表及其196份分表組成),總計43份表格的內容,在學術界都屬“首發式”。而其中選擇計算機,利用SPSS(社會科學統計分析軟件包)進行的聚類分析,如“表3-11鄉試競爭度、錄取率H ierarchical聚類分區”(第112-113頁)等,在研究手段上使讀者耳目一新。還要特別說明的是,明代《登科錄》所載的進士籍貫,約七、八分之一的戶籍(現籍)與鄉貫(祖籍)不一致,對這類進士采取不同的統計標準,得出的結論不同。吳著雖然確定以戶籍為基準,但為提供更多的信息,同時附錄了鄉貫的統計結果。也就是說,吳著相當多的表格其實發揮了兩種功能,其工作量的增加不言而喻。這種“自討苦吃”的傻勁,實則體現了作者對學術的執著與追求。

  

   要之,吳著“量化”填補空白范圍之廣、數量之多,以及為之費時之巨,是科舉及歷史人文地理學領域之最。也是筆者所見的計量史學中難有其匹的。

  

   (二) 推進了先前的研究

  

   除了獨創,吳著還對已有的成果作了更進一步的討論,這特別反映在科舉與人口地理及移民的相互關系上,從而推動了明代進士的相關研究。

  

   1.科舉與人口地理討論的鋪展

  

較早注意到科舉與人口關系的是何炳棣。作為科舉與人口研究專家的何氏,不無先見之明:“人口數字,是研究科舉地理分布和社會流動率地區變化的基礎”。但也許受制于“人口數字”方面“幾乎難以逾越的困難”,他僅對明清各省“平均每百萬人口的進士數”作了估算。[7]何懷宏發現了“科舉累人”與“人累科舉”的現象,并抽查分析了“科舉時代歷朝錄取進士數在總人口中所占比重”。(點擊此處閱讀下一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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