石佳友:人格權立法的進步與局限

選擇字號:   本文共閱讀 154 次 更新時間:2019-10-02 23:55:01

進入專題: 人格權   民法典  

石佳友  

  

   摘要:設置獨立的人格權編是我國民法典的重大創新。2019年8月的人格權編三審稿在整體上基本保留了二審稿的內容,在人格權和隱私權的定義、個人信息的范圍等方面有小幅修訂。三審稿草案也沿襲了二審稿的一些不足和缺漏,一些重要的制度亟待補充進入法典。從法典體系性的角度來看,人格權編除應處理好內在的編排體例問題之外,還應處理好外在體例問題,置于民法典分編之首,既突出其極端重要性,也彰顯中國民法典的時代精神。

  

   關鍵詞:民法典 人格權 人格權編 尊嚴 體系性

  

   2018年8月下旬,第十三屆全國人大常委會第五次會議對民法典各分編草案進行了初次審議。在會后所公布的民法典各分編草案(一審稿)之中,人格權編位列第三編;這也標志著中國立法機關正式決定在未來的民法典之中設立獨立的人格權編;這無疑是一項重大政治決斷,具有深遠的政治與法律意義。在立法機關看來,這一重大的政治決斷旨在“打造新時代保護人民民事權利的‘權利法典’”。在民法典分編草案的第一次審議過程中,人格權編當時就視為一大亮點,被評價為“堅持以人民為中心的發展思想在我國法律規范中的一次生動實踐”。2019年4月下旬,全國人大常委會對人格權編草案進行了第二次審議,此次的二審稿草案對一審稿進行了諸多的修訂。短短四個月之后,全國人大常委會又對人格權編草案進行了第三次審議,再次引起廣泛關注。

  

   考慮到此前關于人格權獨立成編曾引發一些爭議,比較法上也欠缺成熟的經驗可資借鑒,人格權法的立法存在相當的立法難度;特別是與其他各編(物權、合同、婚姻、繼承、侵權責任等)不同,我國目前并不存在一部人格權的單行立法。因此,人格權編的起草工作基本上是前無古人的“白手起家”,從無到有。從這個意義上來說,法學界對人格權編草案理應給予比其他各編更高程度的關注,以確保民法典的立法質量,切實提升中國的人格權的保護水準,也為比較法貢獻中國的模式與方案。就此而言,2019年8月下旬立法機關所審議的民法典人格權編三審稿就尤其值得關注。根據立法機關確定的民法典編纂工作計劃和安排,2019年12月,立法機關將對《民法總則》及民法典各分編草案進行整合,合并為一部完整的民法典草案。因此,在極為有限的時間里,如何抓緊修訂現有的人格權編現行草案,盡快形成比較完善的文本,無疑是人格權立法工作的當務之急。

  

一、人格權的一般規則

  

   人格權編草案的“一般規定”部分確立了人格權的一般性規則,也是人格權編的總則,因此具有特殊的重要意義。而由于有第782條之一的新規定,人格權的有關規定將可準用于身份權,因此,本章將可成為整個人身關系法的總則,其價值非同小可。為此,需要進一步予以完善和補充。

  

   1.關于人格權編的調整范圍。三審稿第773條規定:“本編調整因人格權的享有和保護產生的民事關系”。如所周知,規定調整對象是中國立法的一個特色。此前草案對此表述為“本編調整因人格權產生的民事關系”;而通常認為,權利是法律賦予特定主體作為或不作為的許可與保障。從這個角度來看,三審稿的表述顯然更為合理,強調調整因人格權的“享有”與“保護”而產生的民事關系。其中,“享有”一詞是顯然考慮到人格權的獨特性:其取得方式是先天和與生俱來的,由法律直接賦予,因此,其獲得是靜態的“享有”;這與其他民事權利的取得方式(后天基于特定行為或事實取得)的動態特定明顯不同。不過,考慮到人格權在當代社會越來越多的具有積極權能(譬如人格要素的商業化利用),建議本條在“享有”與“保護”之間,還應增加“行使”,以突出其在傳統的防御性功能之外的積極利用功能。

  

   2.關于人格權的定義。三審稿第774條第1款試圖對人格權這一概念的定義加以明確,但由于采取了類型列舉的方式,因此幾乎成為《民法總則》第110條的翻版;民法典中的此類機械性重復顯然沒有必要。從立法技術來看,本條是典型的決疑論模式;然而,必須警惕的是,“過度的詳細列舉則既無必要,甚至還有害處……列舉無論多么詳盡細致,都難免掛一漏萬,因為立法者在某一特定時刻的預見能力畢竟是有限的。法典化的藝術在很大程度上取決于起草者的‘綜合’能力和判斷力所能達到的高度”。這種列舉還帶來人格權到底是否適用法定原則的無意義爭論。此外,前述條文并未揭示人格權的任何本質特征,因此,并非人格權的定義條文。當然,定義在本質上屬于法學研究而非立法的范疇。羅馬法時代即有法諺:“法律中的任何定義都是危險的”。從法律科學的角度來看,人格權是內在于人的非財產性權利,與人的存在不可分離,彰顯人的本質;其獨特性一方面表現為其取得方式與生俱來,另一方面還在于其客體的不確定性,其外延邊界具有高度的演進性。顯然,民法典既無必要也不適宜對人格權做出定義;因此,建議刪除本條。

  

   3.將現有的第791條行動自由保護條款前移至人身自由的條文部分(第774條)。草案第791條在身體權框架中納入了“行動自由”,而“行動自由”是作為一般人格權的人身自由的重要內容。這一做法有其合理性,因為行動自由往往表現為身體的移動自由,行動自由在解釋上也有彈性,甚至可以涵蓋從事特定活動的自由。但草案的這一做法顯然也存在局限性,身體權更多的強調人對于身體完整性的維護;而行動自由則強調人身行動的自主性,不受外界干預;對身體完整的侵害顯然并不必然導致對行動自由的侵害,反之亦然。因此,應將行動自由從身體權的框架中移至人身自由之下。

  

   4.二審稿草案第778條第2款關于人格權請求權不適用訴訟時效的規定之中,刪除了賠禮道歉,三審稿沿襲了二審稿的規定;但此修改似乎值得商榷。賠禮道歉的功能在于讓侵權人意識到其行為的錯誤,厘清是非,也給受害人一個“說法”;其功能與消除影響及恢復名譽相同,都在于力圖將受侵害的人格恢復到侵害之前的狀態。“對人身權這樣一類不可恢復的絕對權而言,適用賠禮道歉對彌補受害人的痛苦有著不容忽視和不可替代的作用”。一般說來,非財產性的民事責任方式屬于人格權請求權的內容,而損害賠償等財產性質的民事責任方式屬于侵權請求權。作為非財產性的行為責任,賠禮道歉是人格權被侵害的補救措施,非金錢價值所能衡量和替代,性質上屬于恢復原狀。因此,賠禮道歉的請求權并不應因時間的經過而消滅。這一責任形式在公法上亦有廣泛適用,從國際范圍來看,政府就歷史上的錯誤行為向受害者或其家屬做出正式道歉的事例,并不鮮見;盡管很多歷史事件已經過去多年,受害人或其家屬仍然享有要求道歉的權利。

  

   5.集中規定精神損害賠償制度,實現與侵權責任法的分離。現有人格權編草案第779條規定在違約情況下,亦可主張精神損害賠償;這一條款比較孤立和突兀,有違法典的體系性。為此,需要將侵權責任編第960條關于精神損害賠償的規定遷移至人格權編加以集中規定(包括該條第2款中侵害“人格物”的精神賠償,因為針對的同樣是特殊人格利益被侵害所造成的精神痛苦)。其原因在于:首先,精神損害賠償其實并非損害的賠償,德國法上說它是“慰撫金(Schmerzensge)”;《德國民法典》第253條規定,其針對“非財產之損害(immateiellerSchaden)”。在法國法上,精神損害的正式稱謂也是“非財產損害(préjudicesextrapatrimoniaux)”。它更多的是一種貨幣化的補償和精神安慰,主要是針對侵犯人格權的救濟,針對的是所謂精神痛苦,是對受害人的撫慰;而損害賠償則針對的是物質損失,能進行貨幣量化的財產損失;二者分別具有補償性與懲罰性的不同功能;損害賠償以損害為中心構建,而精神損害賠償則以加害人過錯為核心。其次,精神損害具有嚴格的屬人性,因此,精神損害賠償只能由被侵權人本人主張;此種請求權原則上不得轉讓和繼承,這與物質損害的賠償性質迥異;而將精神損害賠償制度納入人格權編,將使得人格權編具有與損害賠償相對應的獨立責任形式,最大限度的減少對侵權法的援引,實現二者的分離。

  

   第三,從比較法的經驗來看,精神損害賠償所覆蓋的范圍十分廣泛:生命喪失、身體完整性的損害、情感痛苦、功能損失、樂趣喪失等等,其計算邏輯采取的是主觀式方法論,與一般損害賠償存在著很大的差異;很多時候只是象征性的賠償。

  

   另外,損害賠償以損害為基礎來計算,一般不考慮過錯;而精神損害賠償往往主要以加害人的過錯為中心,有時候判決象征性的一元錢賠償。

  

   由此,人格權法將成為調整人身關系的基本法。這樣的構建將使得人格權法形成一個具有完整邏輯的整體,與整體的財產法(物權、債權、繼承、知識產權等)形成并立的人身—財產格局,這是對人的法律地位的巨大擢升;在同時規定了人格權請求權及精神損害賠償的責任方式之后,人格權編就可以形成一個完整和邏輯自足的責任體系,而侵權責任編的損害賠償責任則針對物質損失的賠償;由此可構建一個邏輯上獨立和自洽的人格權法。這可能將是中國民法典對于比較法一個重大的貢獻。

  

   第四,在要件上取消“嚴重性”的要求。根據《最高人民法院關于確定民事侵權精神損害賠償責任若干問題的解釋》等規定及相關司法實踐,判定成立嚴重精神損害,在侵害物質性人格權的情況下,一般要求受害人死亡或達到傷殘等級;在侵害精神性人格權的情況下,一般要求造成嚴重的后果,如受害人自殺、精神失常、工作或生活受到嚴重干擾而無法繼續、親屬關系破裂等侵權行為極為惡劣的情形;現行法律及民法典草案將精神損害賠償限定于嚴重精神損害的情形,客觀上造成了放縱侵權人的后果,顯然不利于保護受害人。正如有學者所指出的,對精神損害賠償設定標準,是立法的矛盾,實踐中會導致性騷擾造成受害人精神損害,卻因未達到嚴重程度而無法獲得賠償的不公平結果。建議民法典草案取消嚴重性要求,允許法官根據案件審判的實際情況,來判定是否需要給予受害人以精神損害賠償。

  

   第五,增設規定允許刑事附帶民事訴訟中的精神損害賠償。2000年《最高人民法院關于刑事附帶民事訴訟范圍問題的規定》第1條第2款規定:“對于被害人因犯罪行為遭受精神損失而提起附帶民事訴訟的,人民法院不予受理”。這一規定在今天看來顯然過時。《國家賠償法》第35條已經規定,造成嚴重后果的,應當支付相應的精神損害撫慰金。就民法典而言,現有人格權編草案第779條已規定,因為一方的違約行為給對方造成嚴重精神損害的,受害方可請求精神損害賠償。根據“舉重以明輕”的原則,對于犯罪行為侵害對方人格權并造成嚴重精神損害的,受害人更應當可以主張精神損害賠償。

  

   第六,修訂第960條規定,將“侵害自然人人身權益”恢復為《侵權責任法》第22條的“侵害他人人身權益”,為法人的精神損害賠償預留余地,尤其解決非營利法人的非物質損害賠償問題。在法國法上,法人的商譽等遭受侵害時,可以提起訴訟要求精神損害賠償。另外,如果是公益性的法人,就某人針對法人所代表的群體所進行的侮辱性言論(例如種族歧視)提起訴訟,可以主張精神損害賠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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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責編:lime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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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來源:《清華法學》2019年第5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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