汪榮祖:讀史治史60年

選擇字號:   本文共閱讀 1001 次 更新時間:2019-10-02 23:57:10

進入專題: 汪榮祖   史學研究  

汪榮祖  

  

   1959年,臺灣大學歷史系二年級學生汪榮祖和同學們在老師吳相湘的帶領下,前往位于臺北南港的“中研院”拜訪胡適。兩年前的1957年,胡適出任“中研院”院長,直到1962年2月逝世。汪榮祖清楚記得那天的情形:胡適站在他新居的門口,用英語和藹地對同學們說:welcome!welcome! 在胡適家里,汪榮祖趁機問他如何能學好文言文?胡適的回答是文言根本不必學。“這證明他到老還是堅持當年文言是死文字的想法,對孔子、對中國傳統的態度,到了晚年仍然沒有改變。胡適晚年在臺灣受到‘圍剿’就是這個原因”。

  

   在前幾年北大舉行的紀念胡適與五四新文化運動的學術會議上,汪榮祖提交的論文主題就是重評胡適在新文化運動中的功與過。汪榮祖認為:胡適在新文化運動中主張全盤西化,后來改為充分西化,全面抨擊傳統,高唱“文學革命”,宣稱文言為“死文字”,以白話取代文言。類此議題莫不是浪漫情調,并非代表啟蒙精神。文藝復興在歐洲的實質內容是經過中古黑暗時期的學術復蘇,是歐洲文化自身的復興,而胡適所謂的“中國文藝復興”則是“現代化”(實即西化)進程的結果,從引進西方的物質文明如船艦、器械等,到采用西方政治制度,以及最后思想上的全面西化,而以文學革命為先導。胡適高唱充分西化,其有心于國家的進步與繁榮,固無可疑;然其無心之過,在于只見當前西方的科技文明,對整個西方文化的認識有所不足,昧于自然科學與人文學科的差異。

  

   從小在傳統文化中浸潤長成的汪榮祖,對近代以來中國文化的命運遭際最感痛惜的,莫過于文言傳統的斷裂。他的看法是,假設當年胡適不是以白話取代文言,而是保留文言這一活水源頭,那么今天文白合一,中文會變得更加精美。“現在的結果是中文書寫越來越糟,尤其是受到外文影響之后,連語法都西化了”。作為五四后的一代人,汪榮祖認為自己是幸運的:少年時,得到前清翰林許承堯弟子吳博全的指點,讀古詩文。青年時代求學于臺大歷史系,師輩尚有不少學界翹楚,中年留學美國,又有機會親炙蕭公權、何炳棣這樣的大家。

  

   今年6月份,他應北京外國語大學比較文明與人文交流高等研究院院長張西平的邀請,以章太炎、陳寅恪、蕭公權和何炳棣為題,連續四周擔任“比較文明系列講座”主講。接下來,他又為首師大的學生授課兩個星期。在美國教了30多年書,汪榮祖2003年提早退休,應邀回臺灣任教,講授20世紀世界史、中西史學史等課程。這一講就是10年。去年暑期,他結束了在臺灣的課程,這一年來,年近80的汪榮祖終于有較多的空閑,頻繁往來于大陸學界,作學術報告,開講座,講課。

  

   和大陸的學風相比,汪榮祖覺得,臺灣小圈子很多,這些圈子掌控了臺灣的學術資源,形成派系。“這種情況美國也有,但沒有這么厲害。學生跟以前比也有很大的差別,我們那個時候沒有什么娛樂,我出國之前,還沒有電視可看,更不要說電腦和網絡。現在的學生都喜歡上網,不好好念書,這是個大問題,在大陸不知情況如何?在臺灣,我有10點鐘的課,到10點10分還有人姍姍來遲,還有人在吃早餐。可是在首師大上課,9點上課,8點50全部到齊了。看起來大陸學生比臺灣學生認真”。

  

   早年,汪榮祖在美國用英文寫作,回臺灣后中文寫作比較多,而近年來幾乎全是用中文寫作。在臺灣出版界,一般的學術書差不多印五百本左右,汪榮祖的書情況較好,大概能印一兩千本,可是在大陸出簡體本,卻能賣到上萬本。去年,他在南開大學講課時,曾參與葉嘉瑩先生助手張靜教授主持的吟詩慕課錄制,很有趣味。他客座南開,也得以有和葉先生交往的機會,接續了當年臺大錯失的因緣。“我在臺大讀書時,葉嘉瑩先生在臺大教詩詞,當時我看她是年輕的女老師,總覺得古詩詞應該由老先生講,就沒有去聽她的課。后來我才知道這位年輕的女老師道行更高,不但古詩詞講得好,而且也能做非常好的古詩詞”。

  

   對于治史,歷代史家有大致相同的觀點,如劉知幾概括的史才、史學和史識,章學誠再增史德一項。汪榮祖認為,“或可再增史文,史以文傳,中西不異”。汪榮祖說,史筆留下真實的興亡,成敗有故,應該是理性與客觀的,社會科學對此有所幫助;然而文筆才能刻畫出來生動可讀的歷史敘事。史筆的剛斷加上文筆的柔情才是理想的史文,所以他認為“社科是史學的近鄰,而文學則是史學的近親”。炎夏之際,中華讀書報專訪了汪榮祖先生,聽他講述讀史治史60年的經歷和心得。


初返祖國

  

   我1940年生在上海,家住在法租界的萬宜坊,當時已經進入抗戰時期,但要到1941年“珍珠港事變”日本人才進入上海的租界,之后我們一家到外公居住的崇明島避難。1946年抗戰勝利后全家去了臺灣。1981年,我第一次從美國回到上海,由于1979年中美建交,第二年中美開始學術交流,美國科學院跟中國科學院互派學者,一年一屆,每屆約20余人。我申請到第二屆,申請入選的學者要有自己的研究計劃,我報的章太炎研究。到了上海以后,才知道需要一個單位落腳,我就找了復旦大學。當時復旦大學朱維錚、姜義華、李華興是歷史系思想文化組三位杰出的年輕學者,帶頭人是蔡尚思老教授,蔡尚思當時還是副校長。當時我住在淮海路附近的錦江飯店,每天坐車往返到復旦。記得第一次到復旦,蔡尚思居然在門口迎接“外賓”,他那時已經是老先生了,我很感不安。我第一次回來看到的上海,跟我7歲離開那會幾乎沒有改變,引起我很多童年生活的回憶,心情很激動,在上海不期遇到唐德剛,他也有同樣的經驗,初抵國門時偷偷到洗手間拭淚。記得1980年代初,大街上人們都穿著清一色的藍色中山裝。后來我也買了一件。

  

   本來我計劃1981年9月份來大陸,因為復旦歷史系靳文翰(1979年曾選為中國世界現代史研究會首屆會長,也是同年成立的中國美國史研究會理事)教授約我提前兩個月來,他在復旦組織了一個暑期夏令營,在全國范圍招了40名教美國史的年輕教師來學習。那個時候美國史教材都是用蘇聯的,靳先生說想聽聽在美國是怎么講美國史的。由于時間短暫,整天密集上課,當時沒有空調只有電風扇,大家都很辛苦,但相處很好,還錄音整理了我的口頭講稿,油印兩冊。

  

   乘首次來大陸的難得機會,我到處走了走看了看,還找到兒時居住的地方。秋天時,我從上海坐船到武漢,正好趕上參加辛亥革命70周年紀念會,會上遇到何炳棣先生,他在長江邊上舀了一瓶水帶回美國,我給他拍了一張正在舀水的照片寄給他,他寫信謝我說:“蒙攝揚子江邊濯手一照,至感,至感。波蘭天才音樂家蕭邦遠赴巴黎時攜故鄉沙土一袋。余以炎黃子孫決心一親長江之水,正此意也”,他的游子故國之思,令我十分感動。本來我還想帶妻兒入川,內人是在四川出生的,因為大水沒有去成。武漢會議結束后我乘火車到了北京,剩下的時間,除去了皖南祖里一趟外,大部分都在上海。我也趁回國的機會,認識好幾位陳寅恪的學生與家屬,收集到不少陳寅恪的資料。早在1976年,我于研究所畢業后寫的第一本書,就是《史家陳寅恪傳》。當時見到的材料很少,正好乘機增補。回美國以后完成研究計劃,我用英文寫了《追尋現代民族主義:章炳麟與革命中國》(Search for modern nationalism:zhangbinglin and revolutionary china),由牛津大學出版社于1989年出版。同時將《史家陳寅恪傳》增補了差不多一倍多的內容,由臺北的聯經出版社出版,后來有好幾種大陸簡體版。北京中華書局將再出新版。

  

   陳寅恪的學生很多,北京也有不少,比如大名鼎鼎的周一良教授。當年我在臺灣讀書時,雖然他的書被禁,可是通過香港、澳門的僑生帶過去,臺灣的學生也能看到。周一良、唐長孺的書在臺大一直有人看。可是我沒想到有機會見到周一良。就在1981年的秋天,我拜訪北大歷史系,記得在湖心亭的房間內,看到一個白頭發穿中山裝的人,經介紹原來就是周一良,當時很驚喜。他也看過我那本《史家陳寅恪傳》,對我談了很多關于陳寅恪的事情。從此以后,我跟他通信、來往很多。后來他去美國,我邀請他到我教書的學校做演講,還請他在我家住了兩天。他用英語作學術報告,流暢無礙,他日文也好,從小就有日文家教。他談過去的事,毫無隱晦,他是一個非常真誠坦白的人。

  

   在復旦研究期間,我主要是查找資料,與朱維錚、姜義華等人討論交流章太炎研究的相關問題。朱維錚和姜義華都是周谷城的學生,我跟周老教授來往也很多,他曾提到如何教學生讀吉本的《羅馬衰亡史》,令我印象深刻。很遺憾的是,朱維錚、姜義華兩位好朋友交惡,交惡好像是為了章太炎研究。朱維錚去世之前我還跟他見過面,他也到過臺灣。與姜義華也有不少見面的機會,他也到過臺灣,我曾介紹他與李敖見面。


和錢鍾書先生的交往


   我到上海之前,美國科學院給我買的機票是到北京,然后再從北京坐火車到上海。此前我就跟錢鐘書先生通信,來之前我就先告訴了他要來大陸的消息。那時候北京少見高樓,我到北京后住在宣武門的向陽賓館,半夜抵達賓館的時候,賓館大門口有幾個人坐在地上下棋。第二天清早,我叫出租車直奔三里河去見錢先生,車資六元。錢先生開門一看是我,很驚訝,后來我才知道當時外賓不可以隨便串門子,需要預先通過外辦聯系才行,但錢先生很熱情,我們聊得很開心,楊絳先生也在坐。

  

   錢鐘書在年齡上是我的父輩,我們相差30歲。我常覺得人與人之間交往很有趣,有一種化學作用,有不少不容易相處的人,都成為我很好的朋友,何炳棣先生和錢鐘書先生,都是不喜歡交際應酬的人,又是我的長輩,能成為他們的忘年交,很感榮幸。當時沒有人知道我,有人問錢先生汪榮祖是誰?他回答說,是我蠻喜歡的一個年輕人,我聽到后很感愧。我一共見過錢先生四次面,而且一直保持通信,我保存他所有給我的信,還有楊先生與女兒錢瑗的信。錢先生給我的信,不是無謂的寒喧,而是講了很多很有趣的人與事,我珍藏如寶。

  

   后來我又到北京去,見了他兩次,我曾提起希望能夠寫他。他說向來不喜歡別人寫他,但是后來他居然說不反對我寫,心甚感之。但以錢先生的博學,要寫他并不容易,直到2014年臺大出版社才出版我的《槐聚心史:錢鍾書的自我及其微世界》。其中最寶貴的材料就是我與他四次聚談以及內容豐富的通信。錢先生過世,我跟楊絳先生還見過好幾次,有一次她請我與內人吃飯,同桌的吳學昭女士說:楊先生這幾年來請人家吃飯就兩次,一次是親家母,一次就是你,我聽后很感愧。

  

后來因為香港曾有人把錢先生的信拿出來拍賣,她很生氣,打上官司,獲得勝訴。此后他對別人用錢先生的信,十分敏感。我的這本書在臺灣出版之后,立即寄一本給楊先生,她見到我用到錢先生的信,(點擊此處閱讀下一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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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來源: 中華讀書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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