沈登苗:一段不該遺忘的現當代學術史

——​中國大陸學者獨立提出了倭寇“新論”
選擇字號:   本文共閱讀 616 次 更新時間:2019-10-03 16:11:12

進入專題: 大陸學者   倭寇新論   學術地位  

沈登苗  

一  問題的由來

  

   1980年以來,以林仁川、陳抗生、戴裔煊等為代表的大陸歷史學家,對傳統的倭寇即日本海盜,嘉靖抗倭是抵御外侮的、正義的戰爭等觀點作了重新檢討:第一,朝廷嚴厲的海禁使東南沿海人民生路受阻,由商、民轉為寇、盜,故所謂的"嘉靖倭寇",實質上是由中國海商領導,廣大破產農民、手工業者和其他下層人員參加的一場反對海禁思想的斗爭,是中國資本主義萌芽產生的標志,斗爭逼使朝廷做出了有限的開放。第二,"倭寇" 的首領及基本成員大部分是中國人,為數不多的真倭也受中國商人支配,故嘉靖"倭寇"不是外族入侵。第三,16世紀中葉,對外通商代表著人民的利益和時代發展的方向,故海禁和剿殺海商等是逆歷史潮流而動,由此造成的東南精華地區的社會破壞,其主要責任應有統治者來承擔。第四,嘉靖抗"倭"使中國失去了與西方平等對話和社會轉型的機會,延緩了中國近代社會的進程。[1]

   以上觀點,[2]令改革開放初期的中國歷史學界耳目一新,故被人們稱為"新論"。盡管新論在大陸學術界還存在很大的爭議,"但就其主要傾向而言,毫無疑問更加接近于歷史真實"。[3]而在臺灣學術界,類似的"新論"已幾成"定論"。[4]澳門學者也傾向于"新論"。[5]

   近幾年,隨著國門洞開,與國際、海外學術交往的增加,人們發現,相似理論在海外早已有之。樊樹志教授認為:"在這方面,海峽彼岸的學者領先了一步"。[6]范中義、仝晰綱先生則表示:"國內八十年代后關于倭寇研究出現的一些新觀點,原來在日本五六十年代就出現了",故"有些所謂新觀點受日本人的影響也很明顯",并引伸出"那種把嘉靖年間倭寇的入侵歸結為中國內部的觀點,實際是有意無意為侵略者開脫,應予屏棄" 的結論。[7]與此同時,臺灣學者也一再敲定,80年代以前,大陸學術界在倭寇研究方面"沒有新的觀點"。[8]

   可是,筆者認為,只要大陸學者(這對臺灣、日本學人來講,可能有實際困難),稍稍疏理一下自己倭寇研究的學術史背景,就不難發見,80年代海峽兩岸及東瀛學者不約而同、進一步討論的關于明代嘉靖倭寇研究的新論,早在30年代初的中國學界萌芽,至50年代,其基本觀點已有大陸學者鮮明地、獨立地提出了,并引起爭鳴。只不過,隨著歲月的流逝,曾經出現的新思維被人們漸漸淡忘而已。

   因此,重溫這些學術史,不僅僅是全面了解倭寇研究歷程的需要,還涉及到中國(大陸)三代學人在此研究領域的學術建樹,也有利于我們排除目前的非學術因素的干擾,推動明代中日交流史研究的健康發展。本文的撰寫,即基于此。

  

二  30與50年代大陸學者對嘉靖"倭寇"新論的提出及爭鳴

  

   關于嘉靖倭寇的起因等問題,從四百多年前的當事人開始,就出現了爭議。但正統的觀點一直是,嘉靖倭寇就是日本海盜對中國的侵略,中國的抗倭完全是正義的。上世紀,關于這一歷史事件的討論,在國內經歷了三四十年代、五六十年代、八十年代等三次高潮。日本的研究節奏,也大抵如此。

  

   (一)  20世紀 30年代初中國學者對嘉靖"倭寇"新論的朦朧提出

  

   當代學者通常認為,30年代國內的倭寇研究摻雜了民族情緒,除了對史料的構建,學術思想不被后學所看重。但近讀杜鳴治發表于30年代初的《明代倭寇述要》,[9]其思緒和視野似乎不像我輩所想象的。

   杜文由"引言"、"倭寇猖獗之原因"、"倭寇事略表"、"倭寇之影響"及"結論"等五部分組成,全文約1.3萬字。其中,在第二部分討論倭寇猖獗之原因時,較早從"經濟方面" 切入:嘉靖"倭之入寇,由于沿海居民之導引,沿海居民之導引,由于錢糧盡責諸民" 、" 賦稅繁重" ,"奸民冒倭人旗幟,群起為寇"。"除居民而外,中國海盜,連倭入寇,亦為最著之事實……浙閩倭寇與海盜互為表里,而南直隸,山東,廣東諸省亦然"。"倭人入寇,起于中國沿海奸民,違禁取利;富商大賈,皆與倭人貿易,海上番船,得以通行無阻,倭寇遂乘機以張也"。"寸板不許下海之禁,影響于倭寇之猖獗者至大也"。"上自官吏,下至富商大賈,沿海居民,皆與倭通。倭寇猖獗,理所固然也"。

   以上言論,如果轉換成今天的話語,這就是:第一,走私貿易的盛行,以及隨之而來的嚴厲的海禁,導致嘉靖倭寇的產生;第二,嘉靖倭寇不可收拾,是因為中國人參與眾多。若比較一下,這些論點的學術價值,勝于同時代日本學人的嘉靖倭寇"中國人占相當比例"的觀點,也可以說,是60年代臺灣陳文石先生的"沿海私人貿易與海禁的沖突,似乎是嘉靖大倭寇的起因" 之先聲。[10]

   此外,作者在"倭寇之影響"一節中,對倭寇與中國沿海建筑,倭寇與中日文化、外交、交通等影響,也作了探討。尤可稱道的是,杜先生還對明代中外交流史研究作了前瞻:"明代歷史上最大之問題有二:一為鄭和下西洋所歷諸國之考證,一為倭寇史實之研究……欲明有明一代東西洋文化構通之情形,不能不對此兩大問題,作詳細之探討也"。又斷言,"研究明代中日外交史者,除倭寇以外,幾無可言也"。掩卷長思,筆者深深地為這些75年前的遠見卓識所折服。也不禁要問,我們對30年代中國學者對倭寇研究的概括,是否有失嚴謹與公允呢?

   20世紀40年代末,范文瀾也曾提出:"因通商引起戰爭",故"嘉靖時代的倭寇,明朝應負激成禍亂的主要責任"。[11]這與以往正統的觀點,也是相左的。

  

   (二)  20世紀 50年代大陸學者對嘉靖"倭寇"新論的獨立提出

  

   20世紀50年代,國內嘉靖倭寇研究又呈高潮,并出現了新舊兩種觀點的碰撞。但由于種種原因,曾經提出的新論和爭鳴幾被遺忘,那個高潮留給后人的印象,幾乎仍僅僅是重復數百年來的觀點而已。故當代倭寇研究學術史回顧者的興奮點,大都集中在日本50年代、臺灣60年代、大陸80年代以降的成果上。可是,只要我們沿著80年代大陸學者若干論文提供的線索追溯,就不難尋找,倭寇新論,在50年代討論中國資本主義萌芽問題時,就由我們的前輩學者鮮明地、獨立地提出了。

   1955年,陳鳴鐘[12]、云川[13]、尚鉞、吳晗、韓大成等幾乎同時對倭寇發生了興趣 。由于前兩位表達的還是老觀念,故這里僅介紹尚、吳、韓的看法。因他們的思想幾與世隔絕,故筆者先不得不以較大的篇幅移錄原文,以便討論。

   尚鉞認為:嘉靖年間,"明帝國的統治者不明世界大勢,遂以它的封建權力實行禁海"。"陳九德等與朱紈的斗爭所反映的,實際上是東南沿海工商業實力人物主張開放對外貿易,與明王朝統治階級中腐朽封建勢力的禁海或限制對外貿易政策的斗爭"。[14]

   吳晗指出:"明朝中葉十六世紀前期,通商熱潮比歷史上的任何時期都要高漲。平民乃至官僚要求打破海禁,恢復市舶司,和反對派形成政治斗爭"。"官僚政府的法令并不能阻壓東南沿海地區人民對外通商的要求了"。當時,"沿海地主把資本轉移到對外貿易的,主張通商;內地地主則反對通商,主張完全禁止海上貿易"。于是,"代表通商利益的官僚地主形成政治上的新興力量--商業資本家和代表內地農業封建地主利益的保守派形成兩個敵對的派別,進行拼死的斗爭……商業資本的發展,他們在政府里的代表,代表沿海通商派地主和一部分人民的利益,提出堅決的要求和進行頑強斗爭。從這個斗爭的實例說明了商業地主的代表出現于政治舞臺上的歷史意義"。[15](按:吳晗上述思想的基本觀點,其實早在1943年就提出了,只不過沒有公開發表而已。詳見吳晗遺作:《明代的新仕宦階級:社會的政治的文化的關系及其生活》,《明史研究論叢》第5輯,江蘇古籍出版社,1991,第34-35頁。)

   韓大成也承認:明中葉,"由于商品經濟的不斷發展,對外貿易的要求也便越來越強烈。這一矛盾反映在明王朝內部便出現了'嚴海禁'和'弛海禁'的斗爭。但是經濟的力量決不是任何強力所能阻止的。因此,盡管明王朝一禁再禁,但是私人海外貿易卻在不斷擴大,并日益顯示出不可遏止的趨勢,嘉靖時朱紈的死便有力的證明了這一點"。[16]

   接著,左云鵬、劉重日對上述觀點做了總結與發揮。他們以為:嘉靖朝"商人反對封建特權的斗爭更具有尖銳的性質,東南'倭亂'即其斗爭的形式。由于沿海貿易對各階層人民都有切身利害關系……海商之所以要采取武裝的形式是和皇朝的海禁政策分不開的,他們既得不到政府的保護,自然就要用自己組織的武裝來保護貿易的安全了。嘉靖朝開始實行嚴格的海禁政策……這就不能不使這一斗爭更加尖銳起來。中國海商為維護自己利益而以武裝貿易與皇權相對立;外國商人則盡力爭取合法貿易的范圍的擴大,日本諸道爭貢的事實就說明了這點。但結果皇朝卻相反地認為'倭患起于市舶,遂罷之'。這就嚴重違反了中外商人的利益,遂至造成了十多年的商業戰爭……因而這次戰爭是以中國商人為主的反海禁的戰爭……如果把這次戰爭看作是單純的日人的侵略,而忽視了中國商人的主導地位是不合事實的"。[17]

   綜上所述,雖然,這些思路還不如80年代的理論來得較為系統和完整,但是,改革開放后的新論的核心部分,如官逼民反的"反海禁說"、中國商人為主導的"國內戰爭說"、主張對外通商是符合人民的利益和時代的潮流,以及海禁是逆歷史潮流而動等基本思想已明確地提出。不僅如此,相對于后者,這些先哲的若干思維反而更少受意識形態的束縛。如當代中國本土持新論者,有把嘉靖倭寇往農民起義身上靠攏,或者主要討論下層民眾的傾向。然50年代的先行者,更關注上層和富人的沖突與作用。如左、劉的論文還特別提示:"這里值得注意的是,在商人反對封建特權的斗爭,歷來都有官品士大夫的參加,并為商人張目,特別是在東南沿海人民的反海禁斗爭中,閩浙官品士大夫公開反對皇朝的代表朱紈,使其不能貫徹海禁政策……"。  

我想,在官本位的明王朝,沒有士大夫、貴官家的推波助瀾,通商的熱潮是不可能如此高漲的。而關注朝廷命官、地方鄉紳、勢家大族等在通商和倭寇中的作用,既是嘉靖時期的當事人,如朱紈等一再強調的,卻又是日本50年代、臺灣80年代以來學界討論的熱點。再如,他們把"爭貢"事件,歸結為"外國商人則盡力爭取合法貿易的范圍的擴大" 的要求,得不到滿足所致。這似乎比當代大陸爭鳴雙方(持新論者認為發生暴力是偶然的,另一方則斷定"爭貢"事件是嘉靖倭寇的發端)的心胸和視野,都更為寬廣。經濟的交流是雙向的,中外商人的權利都應兼顧。16世紀中葉,無論是西方的葡萄牙還是東鄰的日本,他們來到那時世界上最強大的國家之一--明帝國,首要的目的就是商品交易,從中牟利。而只有設身處地考慮到,在明廷"寸板不許下海"的高壓政策面前,坐大了的中國商人,頓時內外交困、傾家蕩產;一心想來中國發財的、武裝了的外國商人,處處碰壁,血本無歸(如果葡萄牙人不能在澳門落腳,事態會變得更糟)的情景下,暴力反抗成了他們唯一的選擇。這些都是我們想弄清楚那段歷史所不能回避的基本問題。內地當代學者往往對外國商人視而不見,這是不可取的;既然是國際貿易,怎可僅講明朝一方呢?(點擊此處閱讀下一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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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責編:sunxuqia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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