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彬彬:高曉聲受難生涯的五個時期

選擇字號:   本文共閱讀 1464 次 更新時間:2019-10-04 15:20:55

進入專題: 高曉聲  

王彬彬  

   1946年春,中共在蘇北根據地淮陰創辦華中新聞專科學校。1949年5月,學校遷移到無錫,更名蘇南新聞專科學校。到蘇南后,首屆招生250人①,高曉聲是其中之一,時年21歲。1950年4月,高曉聲從蘇南新專畢業,被分配到蘇南文聯籌備委員會。此后兩年間,在蘇南文聯從事編輯和創作工作②。高曉聲在《三上南京》一文中說:“我第二次來南京是1953年元旦,這時候我已經是人民政府的工作人員了。”此后五年間,高曉聲在江蘇省文化局和江蘇省文聯任職,生活在南京。1958年,高曉聲被遣送回鄉。《三上南京》中說:“我記得,這一次離開南京的時間是1958年3月10日早晨”。又說:“經過了二十一年零十三天,即到了1979年3月23日早晨七時,我第三次來到了南京。”③

   從1958年3月10日到1979年3月23日,高曉聲生活在家鄉常州武進縣。這是大家都知曉的。但是,對高曉聲在這二十一年間的具體生存狀況,人們的認識卻是普遍模糊的。許多高曉聲的研究者,都以為這二十一年,高曉聲一直在務農,一直忙碌在田間地頭,與文學徹底絕緣了,但這實在是誤解。而這種誤解,卻往往成為研究的前提和立論的根據。

   實際上,在這二十一年間,高曉聲真正在田間地頭度過的時光并不算很長,而這期間,也并未與文學完全絕緣。

   大體上,可以把高曉聲的這二十一年分為五個時期。

   1958-1962年,是第一個時期。這四年左右的時間,高曉聲是真正的務農者,與其他的人民公社社員一起在田間地頭從事體力勞動。

   1962-1968年,是第二個時期。1962年2月,高曉聲被分配到常州地區武進縣三河口中學任教,先是代課,很快轉為正式教師。1968年春,又被批斗、掛牌游街。到了1968年冬天,被押往三河口梧崗大隊勞改。

   1968-1970年,是第三個時期。1968年冬高曉聲被押在三河口梧崗大隊勞動改造,一直到1970年元旦。這期間,高曉聲又恢復了田間地頭的勞作生活。只不過身份與剛回鄉的那幾年不同了,已經是正式教師。

   1970-1972年,是第四個時期。1970年元旦后高曉聲從梧崗大隊回到三河口中學。雖然有正式教師身份,但還不能正式上課,只能在學校做勤雜工。

   1972-1979年,是第五個時期。1972年被公社從中學借調到菌肥廠從事技術工作,一直到1979年春天離開常州回到南京,高曉聲都在菌肥廠工作。

   下面把高曉聲這五個時期的主要行跡做些敘述。

  

   第一個時期:1958-1962年

  

   這一時期,高曉聲生活中首先值得說的,是短暫的第一次婚姻。

   如果讀過高曉聲的長篇小說《青天在上》,就能夠對高曉聲的第一次婚姻有很好的了解。《青天在上》雖然不是自傳,但自傳性無疑是很強的。讀《青天在上》,也能對高曉聲被遣送回鄉后數年間的生存狀況有相當了解。小說中的男主人公陳文清,很大程度上就是高曉聲自己,而陳文清的妻子周珠平就是高曉聲的第一任妻子鄒珠萍。高曉聲自己說過《青天在上》的“創作素材很多就出在我和亡妻鄒珠萍身上”④。

   關于高曉聲與鄒珠萍的相戀愛和相結合,有幾種不同的說法。高曉聲老友和摯友陸文夫在《又送高曉聲》中,談及1957年的高曉聲時,說:“高曉聲那時有一位戀人,好像是姓劉,我見過,生得瘦弱而文靜。兩個人是同學,相戀多年但未結婚,其原因是女方有肺病,高曉聲自己也有肺病,不宜結婚。此時大難降臨,高曉聲便以閃電的方式把關系確定下來,以期患難與共,生死相依,企圖在被世界排斥之后,還有一個窩巢,還有一位紅塵的知己。人總要有一種寄托才能活下來,特別是知識分子。”⑤

   高曉聲蘇南新專的同學、畢業后又是同事的陳椿年在《憶記高曉聲》中說,1955年底他和葉至誠奉命趕寫一個劇本,寫完一幕,省話劇團便排演一幕。后來又隨團進京會演。這進京會演應該是1956年的事。陳椿年從北京回來,便在醫院的病房里見到了高曉聲的戀人:“我從北京回來,聽說高曉聲生病住院去了,便去看他。在病房里見到一個瘦瘦的怯生生的姑娘小周(鄒),也是病員。高曉聲得的是肺病,在那個醫院里住了很長時間,后來便和小周(鄒)好上了。”⑥

   陸文夫說高曉聲的戀人“好像是姓劉”,顯然是記憶有誤,而陳椿年也記不準到底是姓周還是姓鄒。陸文夫說高曉聲與鄒珠萍本來是同學,由同學發展為戀人,而陳椿年則說兩人是在醫院里相識,由病友發展為戀人。

   由高曉聲堂弟高明聲口述、呂芹龍整理的《二十二年的艱難歲月》中,高明聲說:“我堂兄高曉聲生平有二次婚姻經歷。他第一個情侶(老婆)是他們倆同在南京醫院看病住院期間巧遇、結識、談上的。那時他剛被戴上‘右派’帽子,精神受挫,仕途冷落,所以說他倆的婚姻也真是緣分。他倆是三次巧合結成情侶的:一是在同一醫院看病;二是都是患上肺病;三是同鄉人。大有同病相憐、患難與共的意味,更有一種情投意合、一見鐘情的愛慕。高曉聲當機立斷,把她從南京接回常州自己的老家,悉心照料,養病康復,在村上借了一間五步屋的小房子,作為新房安家。他倆很親熱,相敬相愛,互不嫌棄。高曉聲口口聲聲叫她珠珠,后來我才知道珠珠是她的小名,她的真實姓名叫鄒珠萍,是常州薛家王華村人,她是當教師的,知情達理,平易近人,惹人喜歡。她有二條很長、烏黑發亮的辮子,嬌好的臉孔,端莊文靜,人見人愛。”⑦

   比較起來,高明聲的說法最可靠。高曉聲與鄒珠萍都是常州人,但并非同學,是同在南京醫院住院時認識的。在南京的醫院里,兩個常州人容易親近,遂由親近變為依戀。所以,這是病房里產生的愛情,是病之花。在那時,肺結核還是“絕癥”,死亡率是很高的。所以,這愛情一開始就帶著死亡的氣息。

   陸文夫在《又送高曉聲》中說,1957年,高曉聲受到猛烈批判,而在批判斗爭進行得十分激烈時,高曉聲突然失蹤,沒有任何人知曉他究竟去了哪里。大家都懷疑高曉聲跳崖或投江了,“那時候,南京的燕子磯往往是某些忍辱而又不愿偷生者的歸宿之地”。但葉至誠叫大家不必緊張,他相信“高曉聲是不會自殺的”。幾天后高曉聲出現了,當然受到“厲聲責問”,而高曉聲答曰回家結婚去了。高曉聲與鄒珠萍都患有肺結核,在那時要結婚是有困難的,起碼醫生會不建議結婚。如果沒有高曉聲的突然落難,婚姻肯定不會來得這么迅速,甚至終于沒有結婚也未可知。是高曉聲的突然落難,讓渴望的婚姻立即變成現實。當高曉聲低頭接受批斗時,萌生了立即結婚的想法,并很快下定了立即結婚的決心。兩人都患著“絕癥”,是不宜結婚的原因。然而,如果換個角度想想,兩人都患著“絕癥”,不也可以成為應該立即結婚的理由?陸文夫又說:“高曉聲個性很強,他習慣于逆向思維。”⑧高曉聲的這種逆向思維不但影響著自身的生活態度和人生選擇,也在筆下的人物身上體現出來。《陳奐生上城》中,陳奐生花了五元錢住一晚招待所,心痛不已,這是常規思維在起作用。然而,陳奐生終于心里一亮,拍著大腿轉悲為喜了:“他想到此趟上城,有此一番動人的經歷,這五塊錢花得值透。他總算有點自豪的東西可以講講了。試問,全大隊的干部、社員,有誰坐過吳書記的汽車?有誰住過五元錢一夜的高級房間?他可要講給大家聽聽,看誰還能說他沒有什么講的!看誰還能說他沒見過世面?看誰還能瞧不起他,唔!……他精神陡增,頓時好像高大了許多。”我以為,小說家塑造的人物,其精神深處總與創造者自身的內心有某種形式的關聯。陳奐生的這種逆向思維,也一定程度上是高曉聲自身個性的投影。

   這時期,高曉聲必須像任何一個普通的人民公社社員一樣參加生產隊的勞動。高曉聲在《我的簡史》中說,當時自己身患肺結核,體力勞動“很像鬼門關”,而“幸虧本單位的領導還能體恤我,讓我回鄉勞動,如果病倒了,可以有家人照應,免得無人理睬。這真是放我一條生路”⑨。堂弟高明聲回憶說:“由于生產隊里大都是姓高的家門里的人,當時又正值秋收秋種大忙季節,起初他是帶薪勞動的,不拿生產隊的工分報酬,所以生產隊里還能滿足他搞樣板試驗田的請求,給了他一畝地,作為小麥樣板高產試驗田。”⑩應該認為,高曉聲被遣送回鄉勞動而非發配到遙遠的邊塞一類地方,對于高曉聲可能是極其重要的。高曉聲患有那時代的“絕癥”肺結核,而且病得并不算輕,如果被發配到遙遠而荒寒的異鄉,能否熬過二十多年,是難以遽說的。當然,非常重要的,還在于老家的那個生產隊,都是高姓族人。如果是那種“雜姓窩”,高曉聲的遭遇肯定更悲慘些。

   剛回鄉時,是獨自弄一畝地進行小麥高產試驗,這說明高曉聲一回鄉就想在農業生產的創新上搞出點名堂,做出些令人注目的成就。這當然可以認為是要以新方式實現人生的價值,但也可以認為是要以這種方式最大限度地扭轉命運。可以說,二十多年間,高曉聲一直在以所能運用的所有方式與命運抗爭著。

   獨自在一塊地里進行高產試驗,這意味著比集體性的勞動有更大的自由,勞動的節奏、強度都可由自己掌握,這對于高曉聲的病軀,無疑是非常有益的。

   高曉聲自己則說,并不畏懼農業勞動:“另外,對于農業勞動,我其實也是從小就做慣的,熟門熟路,一向拿得出手,不管是哪一路好漢也不能說我活兒干得差。”又說:“除了種田,我幾乎把農村里日常生活中一切需要的工種如瓦、木、竹工,各種蔬菜的栽培方法,孵雞、放鴨、養魚、培養農用微生物……都學會了,我甚至想到老來什么都做不動了,怎么辦?我便學做小籃子,覺得這種活即使坐在床上起不來了也能做。我無兒無女沒有依靠啊!全靠自己救自己!”(11)學會各種生存技能,是力爭活下去并且活得盡可能好些,也是以各種方式在反抗命運。

   這一時期,疾病在高曉聲生活中扮演著重要角色。在回鄉后的一年左右時間里,是與妻子都有著頗為嚴重的肺結核,也可以說是夫婦二人共同與病魔糾纏。妻子病逝后,便是高曉聲獨自與病魔周旋。妻子的病當然很嚴重,不然不至于婚后一年左右即去世。高曉聲的病情也不輕。在散文《刃的懷念》中,高曉聲說:“我1950年就有肺結核病,1958年下鄉勞改前病情還輕,勞改只一年,肺上那個病灶竟變成8×8厘米的巨型空洞。”(12)病確實是重的,高曉聲十分艱難地應付著這病。在那個時代,以高曉聲的賤民身份,應付這樣的病是極其煩難的,但高曉聲從未想過放棄,這也是不肯服輸的個性使然。高曉聲那時須到常州城里去問診求藥。常州的潘英達與高曉聲是“總角之交”,又在1957年同時遭難。在1982年第10期《小說林》,潘英達發表了《我認識的高曉聲》,這樣寫到這時期的高曉聲:“盡管高曉聲在坎坷的路上跌跌撞撞地掙扎,他要活下去的信念是與日俱增的。因此一有可能就上常州看病,力爭保住青山。他每次來我家,真像個幽靈似的飄飄忽忽,一進門就頹然跌坐在椅子里,跟著的是呼嚕呼嚕地喘息。他照例不理會我家里人任何形式的招待,要在喘定之后,才說一句不說大家也明白的話:‘是來配點藥的。’但他了解我的被監視的處境,總是傍晚才來,早晨就走。每次他走時,我也不敢送幾步,只能倚在門框上,強忍眼淚,望著他那瘦小的傾側著又佝僂著的身子,消失在拐角上……”(13)

   這樣的慢性病、“富貴病”,當然是沉重的經濟負擔。在《我的簡史》中,高曉聲說:“我本來是有個愛人的,1958年跟著我下鄉去,可是她的肺病比我還重。1959年就去世了,我同她都知道她過不了這一關,想不到竟這么快就走了。我買不到營養品供應她,想不出挽留她的辦法。我只能痛責自己,如果不當右派,條件好些,她還死不了,現在連好些的衣服都賣了買藥,還奈何得了什么呢。”(14)

妻子鄒珠萍的死,在高曉聲心靈上留下了永久的傷痛。(點擊此處閱讀下一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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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責編:陳冬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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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來源: 《揚子江評論》 2018年03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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