沈登苗:我的問學之路

選擇字號:   本文共閱讀 1381 次 更新時間:2019-10-04 17:50:04

進入專題: 求學  

沈登苗  

  

   我的求學之路是不幸、艱難和痛苦的。因為受父親所謂的歷史問題(大概是參加過忠義救國軍吧,現在看來這是一支抗日的隊伍)之累,僅讀完初中就被剝奪了繼續學習的權利。這一經歷影響了我的一生,包括謀生的單位、生活的空間和交往的圈子。以至當今能在學術前沿提出問題的學人當中,我的治學條件恐怕是最差的。這不僅僅因為我是低學歷,也不僅僅是因為我沒有家學淵源,更不是一直蝸居在小城,使我最痛苦的是自己謀生的工作與文化壓根兒不沾邊,長期與清一色的只有中小學學歷和半文盲者共事。

  

   另一方面,我的問學之路又是幸運、順利和愉快的。我在中國社會的最低層,在看來毫無學術人脈的環境下,幾乎能一帆風順地闖入學術界,完全自主地選擇、探討自己感興趣的課題,幾無拘謹地表達自己的觀點,因為是得到一批包括至今還未謀面的專家學者的幫助。值此機會,我要表達對他們的感激和謝意。同時,還要向學界,尤其是對我的學朮背景感興趣乃至覺得不可思議的朋友,稟報我的自學經歷。作者的心路歷程,應該也有助于讀者對本書的評判。

  

   當然,我首先得感謝父母尤其是母親的養育之恩、身教之賜。幾年前,一位朋友曾對我說,你看來與學術無關的環境下在學術界站立,一定是你的祖上積過德。我當即回答,祖上有否積過德,我無從知曉。但說到積德,我母親確實積過許多德。我那文盲的母親是平凡而偉大的女性,也是一個虔誠的基督徒。母親忘我,有時甚至忘掉家庭地活著。她一生傾其所有(還不時負債)幫助過無數的人,以至2008年謝世時,遠近自發來吊唁者就有上千人。我在查閱數以千計的學者簡歷時,發現了一個可供研究者參考的現象:在學者群體中,有仁愛之心的母親的比例較高,從某種意義上講,母親對學者的影響比父親更大。如果說,成為學者有共性的話,我有一個樂意幫助比我們更困難者的母親,便是我成為學者的唯一“硬件”。

  

   我出身在浙江省慈溪市周巷鎮西街的一個手工業者家庭。五兄妹中,上有哥哥、姐姐,下有妹妹、弟弟。在周巷生活的歲月,童年的記憶都模糊了,少年留下的盡是屈辱。盡管從小學到初中自己一直品學兼優,老師家訪時大人聽到的是一片贊揚之聲,但除了“學習積極分子”外,學生時代一切榮譽都與本人無關。不要說評先進、入團,就是曾靠比賽入闈的校乒乓球隊,最終也被拒之門外。但最難受的是我被剝奪了升高中的權利。這一曲折對我以后研究成才規律時,篤信“環境決定論”,就比他人更有感性的認識了。

  

   1973年早春,不足16歲的少年踏上了去江西的火車,幫舅舅去養蜜蜂了。一干就是四年。16-19歲,是人生讀書的最佳年段,可我卻告別了書桌。回想自己的一生,我唯一感到虛度和懊悔的,是這四年,加上招工后的第一年,整整連續五年幾乎沒有看任何書!但養蜂的經歷使我在青少年時代就飽覽了祖國的大好河山;又由于多數時間生活在農村,對各地的風土人情有所了解,這些都對自己以后喜歡上歷史人文地理是有影響的。同時,在同齡人中,對自然環境的惡化比他人有更直觀的體會。短短四十年,在人類歷史上可謂彈指之間。然而,在中華大地,青山依舊在,綠水幾無存。

  

   由于姐姐(小學畢業)、哥哥(半文盲)享受“知識分子”待遇而相繼支農,1976年底,我被招工。可落實到具體的單位和工種,我傻了眼——慈溪市航運公司周巷航運站做船工。內河“撐船”被列為人生三苦之首。而最難受的還是被人瞧不起。由于我占了家庭的招工指標,則兩年后妹妹又去了農村。也就是說,我獲得的人生最苦的職業,是以三兄妹的支農為代價的。

  

   從事天底下最差的職業,我當時毫無思想準備。因為“文革”后期已興辦了一批工廠,許多待業青年,尤其是有“腳力”的進這些企業。另外,當父母的企業有招工名額時,其子女優先。故在那輪招工中,我父母所在廠的職工子女,家庭有權力背景的,被縣城的好企業招走,家庭無權力背景的, 被父母單位吸收,可我連自己父母所在的單位也不能進,盡管我是“雙職工”(指父母系同一單位工作),理當優先。

  

   1977年的初冬,在航行途中,我從高音喇叭里聽見恢復高考的消息,便產生了想重新讀書的念頭。但離校五年后,除了文字,其它的書本知識都忘得差不多了。后來知道高等學校有文科和理科之分,其中報考文科不用考物理、化學,數學試卷也淺。于是,試報了1978年的高考。是年夏天,我在船上收到了姐姐的來信,大意是雖然沒考上,但全家都為我驕傲,因為我離錄取線僅19.2分之差(主要是數學拖了后腿,只考了3.8分)。自己對這個成績也感到意外。因為我不僅以同等學歷報考,而且是在無人幫助的情況下取得的,而事實上,如果不考慮數學,我的文科知識已達到了新科高材生的標準。這使我信心大振,覺得本人還是個讀書的料。年輕人是需要激勵的,這次的高考分數在當時是最好的激勵。

  

   1979年,我繼續報考,但仍以五分之差與大學擦肩而過。1980年再考,又名落孫山。高考沒有改變我的命運,但三次高考的經歷使我養成了良好的自學習慣,煉就了社會科學中多數學科都能無師自通的本領。更有深遠影響的是,當時我就思考了一系列與高考有關的社會問題:我無緣大學并不是我讀書不好,是因為自己沒有上過高中,而文革時期被剝奪上高中權利的不是我一個人,是一個龐大的階層。如果我有家學淵源,那16-20歲的五年里,不可能完全放下書本,甚至恢復高考后,信息靈點,加上家里有人輔導,也許1977年就考上了。而更現實的是,當時5%左右的錄取率太低了,若能提高一個百分點,說不定也進了。總之,深感個人的力量是極其渺小的,個人的得失更不足道,決定因素是社會。于是,就把出身、求學、命運、前途與國家、社會、時代、背景緊密地聯系起來思考了。我以后做的課題,幾乎都是宏觀的,與此有關。

  

   當時,正值雷禎孝、王通訊提出的“人才學”風行一時,以代表時代發展要求的“被耽誤了的中國只能靠被耽誤了的中國人來改造”之命題為激勵,許多年輕人紛紛“自我設計”,伴隨著人生價值的體現,報效國家。我則選擇了“群體人才學”為“自我設計”之“藍圖”。在1980至1990年代末的近20年中,我曾收集了多數的“人才學”期刊和專著。所以,至今為止我寫的論文以討論群體人才為主,發軔于此。

  

   但是,我既無理論基礎,又非人事工作者,開始近十年的苦學“人才學”幾無成果。以至后成為中國科學院院士的一位數學家兼人才學家,給我回信時直言:不要在此浪費時間。其實,這十年是自己補課和打基礎的階段,并從人才學上學到了方法論,使今后少走彎路大有裨益。

  

   后來我就把研究的目標轉到古代,對中國近代為何落伍產生了興趣,試圖以中國古代的人才為重心,探討“李約瑟難題”。在大量人物傳記閱讀中,覺得唐以后的中國的科學家、文學家、思想家、政治家等杰出人才,大都有科舉功名,這就對中國古代的科舉制度產生了新的想法:如果科舉制度真的如人們所批判的那樣腐朽、落后,那么,為何中國封建社會后期的精英多數出于這種考試呢?這時,廈門大學劉海峰提出了“科舉學”概念。自1995年與劉教授有了聯系后,更對科舉學產生了濃厚的興趣。這是后話。

  

   1980年春,我被調入公司的船廠,學起了水泥船舶設計。不久,就獨自挑起了全廠的設計擔子,也步入了自己職業生涯的高峰。在這個離縣城3公里的小廠,我白天搞船舶設計,晚上自學文史知識,接著又參加中文自學考試,并于1989年獲中文自考大專文憑。在船廠的近十年,生活得比較緊張與充實,并在此收獲了愛情和結晶。

  

   1982年底,國家船舶檢驗局主持的《內河小型鋼絲網水泥船建造規范》審查會議,在杭州花家山賓館召開,出席的大多是科研、管理單位的研究員和工程師,基本囊括了全國的行業精英。我借浙江東道主的光,作為僅有的幾個廠方代表之一與會。參加此會對我而言是個機遇。因為不僅認識了從設計到檢驗兩方面的權威,更重要的是那次會議使我大開眼界,尤其是嚴肅的會風給我留下了永不磨滅的印象。大家白天開會,晩上討論,科學家、工程師們對《規范》討論稿進行逐條甚至逐字的討論與斟酌,并不時發生爭論,好幾次大家爭得面紅耳赤,乃至拍案而起,而會后又都非常友好。如此暢所欲言的純學術爭鳴,至今僅此一見,恐怕今后也不會再遇。當時我雖然只有洗耳恭聽的份,但現在回想起來,真是可遇而不可求,我等于提前進行了一次學術規范、學術爭鳴的訓練和洗禮,受益抑或“受害”終身。

  

   盡管船舶設計非我所愿、所長,更與我的“人才學”之夢毫無關系,但為了謀生不得不鉆進去,并在實踐和理論中都搞出了名堂。1986年,交通部上海船舶運輸科學研究所,給我們發來了一個新的水泥船建造規范《征求意見稿》,我代表單位提了十幾條修改意見。同年秋天在蘇州東山召開的審查會議上獲悉,我們單位提出的意見最多,被采納的也最多。我被專家刮目相看,會后幾家刊物同時向我約稿。這就有了自己的《船舶靜水力曲線計算方法的探討》、《過升船機的水泥船如何滿足強度要求》兩篇論文,它們同期發表在唯一的全國性行業期刊——《水泥船通訊》1987年第2期上。當時我已成為科研單位與生產廠家之間的重要聯系人。以至當我1988年離開這個行業時,中國水泥造船界的權威王乃賢研究員來信稱:這是我國水泥造船界的重大損失。

  

   8年船舶設計和研究的經歷,雖涉及的是工業技術,但許多方面與我以后的學術是相通、相承的,尤其是對權威的不迷信、對規律的尊重、對結構的關注和對數據的敏感上。

  

   由于家庭出身問題,我們五兄妺初次的工作單位和崗位都不好,這倒是我們對體制不覺得眷戀。故改革開放后,因禍得福,除我以外的四兄妺,很早就“下海”,各人都掘得了“第一桶金”。1988年,我停薪留職,幫助他們搞管理,自己一度也辦起了小廠。但“身在曹營心在漢”,自己念茲在茲的還是“人才學”。而一定的經濟基礎和比較充裕的時間,是堅持學術不可或缺的條件。可1988至1994年,雖然生活條件改善了,但除了堅持搜集資料,少有閑讀書,而短期內看不到能改變現狀的跡象。長此以往,自己雖能做個“老板”,但不可能成為“學者”了。這時,我做了一個十分痛苦而又被親朋好友都認為錯誤乃至荒唐的抉擇:以放棄剛辦成的工廠為代價,換得了大致既有“白領”那樣的收入,又有充裕的時間在家讀書的職業。為此,妻子認為我太自私了,為了自己的興趣,竟在產銷都順利的態勢下,放棄了好不容易建起的廠;此后二十年全心投入學術研究,沒有給家庭帶來絲毫的回報,也令她在眾人面前抬不起頭。在外人看來,漂亮、聰明的她,是鮮花插在牛糞上。的確,按世俗的理解,生活在當地一個土豪家族里,中間夾了一個打工仔,這個人必定是無能的。在以非功利性讀書為恥的環境下,我無力、無理回應妻子的抱怨和社會的評價,只用生活“比上不足,比下有余”一句話來安慰她,抑或也是阿Q式的精神勝利法吧。

  

現在看來,從自己以科舉為切入點從事學術的角度來衡量,當時的抉擇并沒有錯。因為自清末至20世紀80年代的百年間,科舉制度一直被否定的,真正開始對其進行比較正面的評價,是90年代中期以后的事,則此前自然就少有人研究。(點擊此處閱讀下一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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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責編:lime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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