龔鵬程:成為中國

選擇字號:   本文共閱讀 990 次 更新時間:2019-10-05 08:48:59

進入專題: 中國  

龔鵬程 (進入專欄)  

  

   最近愛國主義大行,中國,成了熱門詞匯。可是“中國”什么時候成了我們的國名、其含義又如何,國人多還有不甚明白之處。

  

一、我是誰?

  

   我們生下來,父母就會替我們起個名。長大了,有點自己想法了,可能就另起個字或號。例如歐陽修自號六一居士、陶淵明又叫五柳先生。

   邦國也一樣,早期多以種族或地屬來命名,如鮮卑、契丹、黨項之類;后來則以魏、燕、遼、夏為國號。

   燕、遼其實仍與他們所占地區有關,魏、夏則有其文化主張。但不管如何,這些都是“自我命名”的方式在建立自己的文化身份,形成國家認同。

   “我是誰?”大家都在找屬于自己的名字呢!

   哲學上的大道理不用多說,每個人都知道名字對自己的意義,也知道改名意味著什么。??明白這一點,也就知道中國為什么要叫做中國了。

  

二、何時開始自稱中國?

  

   上古之黃帝、炎帝,只是部落共主;虞夏殷雖是王朝,卻也還是鮮卑契丹這類的族屬之名;周以后,才有了類如五柳先生、六一居士這樣的國名:中國。

   中國歷史,殷周之際是一大變革期。變革起于武王革命,成于周公制禮,于焉奠定了此后數千年的格局。

   武王革命,主要是政治意義的,周公制禮作樂,才使得這個變革具有豐富的文化意涵。而這次文化變革,既因又革,既創又述,在歷史觀上奠定了一種特殊的模式,周公本人也因此而成為“集大成的創制者”,成了重要人物典范。唐以前,皆以周公為先圣、孔子為先師。

   他還有一個值得重視之處:他是“中國”概念的確定者。現在,大家一提到“中國”就談何尊。

   何尊,是周成王五年四月,周王在成周營建都城,對武王進行豐福之祭之后,周成王于丙戌日在京宮大室中對宗族小子何進行訓示。當時成王賞了何貝三十朋,何因此作尊,以資紀念。

   這個尊上明確提到“宅茲中國”,當然很有價值;但這種現代考古收獲,其實沒有多告訴我們什么,古代讀過書的人早都知道:在《尚書·梓材》記載周公進諫武王時,即提及“中國”,說:“皇天既付中國民越厥疆土于先王,肆王惟德用,和懌先后迷民,用懌先王受命。”

   甚至《詩經.大雅·蕩》中也曾用文王的口吻說過:“咨!咨!汝殷商,汝炰休于中國,斂怨以為德。??如蜩如螗,如沸如羹,小大近喪,人尚由乎行。內奰于中國,覃及鬼方。”

   可見中國這個詞語和觀念,早在成王以前即已確立。

  

三、新名如何取代舊稱?

  

   在他們之前,與此相關的另一概念“四方,更是早已出現于《禹貢》:“九州島攸同,四隅既宅??四海會同”“迄于四海”。

   四海,是說禹所規劃的整個區域,到達四邊海隅。隅,就是水涯。這個講法,與《皋陶謨》說“光天之下,至于海隅蒼生,萬邦黎獻”恰相符應,代表古人早期的天下觀。

   整個天宇蒼穹蓋覆之下的大地,四邊為海水所包圍,王者治理之地,即為此天下。四海之內,所有土地均含在內。《詩經·小雅》說“溥天之下,莫非王土”,即指此。

   這是很早就有的觀念。天下廣有四海,包涉萬邦,因此,它本身不是民族家國的講法,而是由天、由上帝的角度說,大氣磅礴,總攝四方。如《詩經》說:“皇矣上帝,臨下有赫,監視四方,求民之瘼。”所有四方萬邦,都在上帝的眷顧與監察之下,故《召誥》云:“嗚呼!天亦哀于四方民。”

   在天的注視下,所有邦國都是一樣的,四方之民都是天所哀矜的。雖是小邦,也可能格外獲得天眷,如周那樣:“天休于寧王,興我小邦周”(《大誥》)。大邦也可能獲得天譴,如殷那般:“皇天改大邦殷之命。”

   “天下”、“萬邦”這些觀念下的國,也就是邦國。或邦等于國,如《酒誥》說“乃穆考文王,肇國在西土”,這個國就是周邦。或邦中又分若干國,如《商頌·殷武》說“命于下國,封建厥福”,這個國就是殷邦內部的諸國。

   文王周公所說的“中國”,卻是相對于這些觀念而說的,與它們不同。在萬邦諸國之中,“中國”跟一般邦國不同,是特殊的國。

   中國與四方相對,所以《詩經·大雅·民勞》說:“民亦勞止,汽可小康,惠此中國,以綏四方。”從前講四方,是天底下直抵海隅的四方各地;現在,則是中央有一國,其余才是其四方各國。

   “中國”作為一個相對于“四方”的概念,不只是空間上一在中央,一分列四方,更在于它具價值判斷。中國所代表的文化價值意義,甚且超越了空間上的意義。

   這在文王、周公的用法中就已明確可見。

   因為文王崛起西岐,若以空間疆域說,他只是西伯,其國只能是西土西方,豈宜說中國如何如何?周公說“皇天既付中國民越厥疆土于先王,肆王惟德用”云云,則表明“中國”之具體內涵在于天命與德治的應和關系上。因此“中國”乃是有德之地的意思。

   相對來說,四方就是德義較遜之邦了。后來乃以此而形成了華夷之辨,“中國/四方”“華夏/四夷”等區分,皆本于此。

   如《左傳》僖公二十五年載周王賜晉侯以陽樊之地,陽樊不服,圍之。蒼葛呼曰:“德以柔中國,刑以威四夷,宜吾不敢服也。”《大學》載:“唯仁人流之,迸諸四夷,不與同中國。”《孟子.滕文公上》說:“當堯之時,天下猶未平,洪水橫流,泛濫于天下,草木暢茂,禽獸繁殖,五谷不登,禽獸逼人,獸蹄鳥跡之道,交于中國。禹疏大河??然后中國得而食也。??教以人倫。??吾聞用夏變夷,未聞變于夷者也。陳良,楚產也,悅周公仲尼之道,北學于中國。”??凡中國與四夷相對時,都用中國來代表文明昌盛之地、禮義之邦。

   而這個概念及夷夏之分,孟子也很清楚地將之推本于周公。

   “中國”這個概念,在中國思想史上的重要性,是不待多說的。中國人以此指明并辨識自我,中國以此為國號,中國自認為是禮義之邦,中國人在文化意義上強調華夷之辨、對四裔邦國有文化自豪感,而且向來傾向于以文化而非以政治體和統治轄區來界定中國等等,都與周公確定中國這個概念有關。

   四方,這時已成了四夷,其地位與中國不可相提并論,所以殷商時代仍祭奉的方神也不再有作用了。殷時崇祀,是要向方神獻祭祈求的,例如:“壬辰卜,其寧疾于四方,三羌又九犬”,指以三羌人、九條犬獻祭四方神,以寧息疾病。“甲子卜,其求而于東方”,向東方神祈雨。“南方受耳”,南方神授予豐年。這是關聯著四方而有的神。可是到周初,四方就不再有神義,只指方位。要到戰國時期,才再結合中央,形成東西南北中五方帝的新講法,或說東西南北中之上還有一個上帝,五帝則為其佐。

   《周禮·春官·小宗伯》說“兆五帝于四郊”就明顯是戰國以后的說法,非周公時的觀念。至于鄭玄注“蒼曰靈威仰,大昊食焉。赤曰赤熛怒,炎帝食焉。白曰白招拒,少昊食焉。黃曰含樞紐,黃帝食焉。黑曰汁光紀,顓頊食焉”,把五方帝神跟上古五帝結合起來,更是受漢代緯書的影響而然,也不是周公時能有的觀念。

  

四、中國是什么意思?

  

   把自己民族及其所在地視為宇宙中心,是世上許多民族或國家常有的觀念。許多人也以為我們自稱中國即是自我中心主義心理作祟。

   這些人沒弄清楚,文王、周公所提的中國觀,與把自己民族視為宇宙中心完全不同:

   其一,這個觀念并不起于民族中心主義。

   其二,這個觀念反而是后起的,我國早期并沒有其他民族常有的民族中心意識。“天下意識”本來就是超越我族中心的,故后來天下與中國兩個觀念仍可相結合。

   其三,自居中國,充滿文化自豪感,認為自己的文化高于周邊邦國,這種態度看來不脫我族中心心態。但中國觀并不只是這種感情態度,更包含著實質的文化內涵。亦即中國之所以能為中國,須有德、須是禮義之邦。

   其四,這些實質文化內涵,亦非就本民族本邦國已具備者說,不是以自己為標準的論斷,而是說須達致某些實質文化內涵方足以稱為中國。非“我即中國”,乃“我成為中國”。

   中國觀,亦因此而是一文化實踐活動。猶如某些人從動物學上說固然是人,可是若不具備某些德性,他就會被批評“不像人”“不是人”“禽獸”。

   怎樣才向人、是人?

  

五、怎樣才是中國?

  

   這個文化實踐活動,具體表現于文王的修德和周公的制禮作樂。

   文王之德,成于克殷之前,使周朝的建立具有天命的正當性。周朝建立之后,周公的制禮作樂則讓周真正成為中國。

   克殷后,武王去世。成王初立之時,周貴族中管叔、蔡叔發動了武裝叛亂,周公統兵平叛后,便規劃了以禮治國的大政方針。《書大傳》說:“周公攝政,一年救亂,二年代殷,三年踐奄,四年封衛侯,五年營成周,六年制禮作樂。”《逸周書.明堂解》又載:周公于成王六年建明堂。此類記載周公制禮作樂之史料甚多。

   禮,不只是一些儀制,而是跟整個政治社會體制結合起來的。《周禮》記載諸官教民養民,均與此有關。

   例如,地官大司徒職司十二教:“以祀禮教敬,以陽禮教讓,以陰禮教親,以樂禮教和,以儀辨等,以俗教安,以刑教中,以誓教恤,以度教節,以世事教能,以賢制爵,以庸制祿。”可見官掌禮,且以禮教、以禮制,一切都成就為禮。

   司徒這種官,實質上便成為禮官。它除了以十二吉禮教之外,且以“六德”、“六行”、“六藝”之鄉三物教萬民而賓興之,以“鄉八刑”糾萬民,以“五禮”防民之偽、以“六樂”防民之情,顯然是以禮進行民眾教育。教敬、教讓、教親、教和、教辨等,教安、教中、教恤、教節、教慎德、教興功。

   司徒底下,州、黨、族、閭、保、比也一樣要推行禮樂教養于邦國都鄙,使以登萬民:一曰稼穡,二曰樹藝,三曰作材,四曰阜蕃,五曰飾材,六曰通材,七曰化材,八曰斂材,九曰生材,十曰學藝,十一曰世事,十二曰服事。凡此,皆養之事。然后以鄉三物教萬民而賓興之。

   鄉三物,即是鄉三事:一曰六德,知、仁、圣、義、中、和;二曰六行,孝、友、睦、弟、任、恤;三曰六藝,禮、樂、射、御、書、數。

   地官以外,天官之官也是如此。例如冢宰,以九兩系邦國之民:“三曰:師以賢得民,四曰:儒以道得民”。師,是有德行以教民者。儒,是有六藝以教民者。

   師以賢,儒以道。賢,指他本身應具備賢德。道,指儒應負責教導人民由禮樂射御書數六藝的學習中獲得對道的體認。

   藝,不限于六藝,據《周禮·地官·保氏》,職事十有二,就是廣義的藝,如稼穡、樹藝、作山澤之材、牧養鳥獸、百工飭化八材、商賈阜通貨賄、嬪婦化治絲枲、臣妾聚斂疏材、閑民轉移職事、學道藝以世事教能、為公家服事等等都是。

   六德、六行、六藝、十二職事等,都是在陶養人民的實踐理性,要讓人從生命總體的提升來體現其禮樂教養。

   也就是說,周公的制禮作樂,并不只如王國維《殷周制度論》之類論析那般,只是典章制度方面的事,而更是推動著一種社會文化運動,讓國家成為一個文化實體,而非只是一政治軍事組織。“中國”的含義,只有在此文化實踐中才足以表現出來。

   周朝享祚八百年,是我國歷史上最長的。因此史學上一個熱門的論題就是探究周何以能享國如此之久。

   許多人把答案訴諸制度,認為周因封建井田而長久,恰與秦因中央集權而遽亡,成為強烈的對比。所以論封建與郡縣孰優孰劣、封建可不可恢復,是歷代爭議不休的題目。可是,封建再好,后世各朝不也都仍有封建藩國嗎,為什么不能像周一樣,起著“封建親戚,以屏藩周”的作用,反而常成為內部分裂的亂源?可見周之所以為周,不只是它的封建、井田等制度,更是它的文德禮樂。

   反之,集權,自以為可以控制得住;或耀武炫兵,自以為我戰則克,也都是不久長的。

   只有周公這套周禮周文,凝合了克殷以后的四裔萬邦,也讓幾百年后王室業已衰微時,孔子孟子仍對之欽遲向往不已,這就是文化的力量。

   中國人自詡禮樂文明之邦、自覺文化高超、相信文化力優于政治力,也都是在這段時間確定的。具體的禮樂,后來幾千年,當然隨時代而有變異,但這個方向,大體仍依循著,所以中國還能叫做中國。

   今而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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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責編:lime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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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來源: 龔鵬程大學堂 公眾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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