黃海飛:1958年版《魯迅全集》的編注考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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進入專題: 魯迅全集  

黃海飛  

   內容提要:本文將人民文學出版社1958年版《魯迅全集》作為整體進行研究,以“物質生產”與“符號生產”的視角來觀照1958年版《魯迅全集》的編注。在“物質生產”層面,1958年版《魯迅全集》的出版從上游到下游都被納入國家系統之中,成為一項“國家工程”;在“符號生產”層面,1958年版《魯迅全集》的注釋實際上是一種國家意識形態,其目的最終指向政權合法性的確認與鞏固。1981年版和2005年版《魯迅全集》對此也都加以繼承。正是基于以上兩個層面,1958年版《魯迅全集》的出版標志著文學領域“國家元典”的誕生。

   關 鍵 詞:1958年版《魯迅全集》  國家元典  國家工程

  

   人民文學出版社(以下簡稱人文社)1958年版《魯迅全集》(以下簡稱《全集》)①是新中國成立之后國家組織編注的第一套《魯迅全集》,具有非同尋常的意義。一方面,它上承復社1938年版《全集》,開創了迥異于前的組織與生產方式;另一方面,它下啟人文社1981年版、2005年版《全集》,在編撰、注釋等多個方面垂范后世,其影響甚至綿延至今。然而,對本版《全集》的研究卻并不多。朱正、張小鼎、劉運峰、王錫榮等先生各有文章詳細梳理《全集》各個版本的編撰過程與得失,提供了1958年版豐富的史料。②張文江《論〈魯迅全集〉的三次編纂及其意義》③將三版全集(不包括2005年版)的目錄加以細致對比,通過分析《全集》的編目對魯迅本人及編者的文學思想和編寫意圖進行了探究,多有精彩獨到的見解。但是,真正以1958年版《全集》整體為研究對象的論文則幾告闕如,劉運峰先生的論文《1958年版〈魯迅全集〉的編輯和出版》④是僅見的一篇,發展了其《關于〈魯迅全集〉的版本》中有關1958年版的內容,增補了不少一手史料。這種研究現狀與1958年版《全集》之價值很不匹配,昭示出進一步拓展研究的可能。本文即擬以“物質生產”與“符號生產”⑤的視角來觀照1958年版《全集》的編注,將其放置于《全集》編撰史的鏈條中進行比較,歸納本版《全集》的特質,凸顯其作為某種開端的非凡意義與不可替代的價值,從而推進學界對于本版《全集》的研究。

  

   一 作為“國家工程”的1958年版《全集》

  

   1949年,隨著北平的和平解放,共和國建國大業全面展開,出版體制的建立與整合也在其列。1月28日,中共中央即要求東北局調黃洛峰進北平,主持出版工作。⑥2月22日,中共中央在北平成立出版委員會,負責集中領導出版事業。11月1日,在此基礎上,組建中央人民政府出版總署。⑦翻閱當時的檔案會發現,出版委員會及其后的出版總署第一年的工作主要仍是在消化整合原有體制、建立新體制,如解決國有書店的內部整合問題,接管并改造國民黨原有官營出版業,解決新中國成立初期出版業原料不足、生產力不足、干部不足等迫在眉睫的問題。戰后重建,百廢待興,新編《全集》這樣浩大的工程尚未提上議程。

   1950年10月7日,許廣平提出結束魯迅全集出版社,希望將魯迅著作版權無條件捐獻給國家,出版總署為此在北京專門召開關于魯迅先生著作出版座談會,最后形成決定:

   1.魯迅先生著作版權仍應由家屬保管,但由家屬申請授權出版總署處理國內外編選、翻譯、印行事項。由出版總署發出通告,登報聲明。

   2.魯迅出版社即行結束,其存書應減低定價,全數批售新華書店。所有批售書款撥付許(廣平)先生收。至魯迅出版社股東早已放棄股權,無庸再議。

   3.魯迅出版社原有紙型及附屬品移交人民出版社保管。

   4.移交事宜由新華書店派員與許先生在滬辦理。

   5.出版總署建立魯迅著作編刊社,聘請馮雪峰同志為總編輯,在上海辦理編刊注釋校訂工作,其費用由總署支出。編成之書交人民出版社出版。至出版后版權如何計酬,日后再由出版總署與家屬商辦。⑧

   由出版總署這一國家機構出面,為魯迅先生著作版權事宜專門召開座談會,形成官方文件,這是一般作家不可能享受到的待遇。與之形成鮮明對比的是1938年版《全集》出版時的困難重重。當年,在尋找合適出版社時就一波三折。許廣平最先考慮商務印書館,經過蔡元培、胡適等居中推薦,王云五終于答應,但因抗戰全面爆發,商務印書館內遷,許諾落空,《全集》事宜一再推遲,最后迫不得已改由剛成立不久的復社來出版。資金方面也是較為窘迫的,復社由十幾位股東集資成立,啟動資金不到1000元,出版《全集》時經費遠遠不夠,于是設法通過出售預約券、出版兩種高價紀念本的方式來填補虧空。⑨

   決定很快落實。1950年10月10日,許廣平、周海嬰致信出版總署署長胡愈之,正式提出申請,當日即得到答復。⑩隨后出版總署在10月19日的《人民日報》《解放日報》頭版發布《出版總署為魯迅先生著作編選、翻譯、印行事的通告》:

   本署接到魯迅先生家屬許廣平、周海嬰先生來函申請,為使魯迅先生著作普及讀者與妥慎出版起見,以后關于魯迅先生著作在國內外的編選、翻譯及印行等事項,完全授權出版總署處理。此項申請業經本署接受。為此特行登報通告,自1950年10月19日起,無論在國內或國外,凡欲編選、翻譯或印行魯迅先生著作而以公開出售為目的者,應于事前獲得中央人民政府出版總署的同意,過去編印出版魯迅先生著作而尚未售罄者,應于見報后一個月內詳細陳報本署并提出意見以便處理。特此通告。⑩

   這標志著魯迅著作版權的使用正式收歸國有。與此同時,魯迅著作的專門出版機構也隨之成立。1950年10月9日,中央宣傳部特別致信華東局宣傳部、上海市委宣傳部:

   為改善魯迅著作出版發行工作目前的惡劣狀況,我們已接受許廣平要求,并與胡愈之、馮雪峰等商妥如下:

   (一)結束魯迅出版社,將魯迅著作的出版發行工作移交出版總署負責辦理,以各種版本求得普及,而對許廣平給予適當代價;

   (二)成立魯迅著作編輯部,負責編訂魯迅著作,并對魯迅的重要作品加以注釋;

   (三)魯迅著作的編校注釋工作由馮雪峰專任其事,并調集王士菁(上海)、林辰(重慶)、楊霽云(常州)、孫用(杭州)四人協助,暫在上海進行。魯迅出版社的結束事宜由許廣平日內來滬處理;

   (四)望華東局與上海市委解除馮雪峰其他任務,并予以工作上之協助。(11)

   11月,魯迅著作編刊社正式成立。1950年12月7日,出版總署向各地出版局(處)發出《出版總署關于處理魯迅著作編選、翻譯、印行的通報》,在重復10月19日通告中提及的兩點之外,又強調:

   魯迅先生三十三年的豐富著作,是中國人民最珍貴的精神財產之一,應在國內外大量出版發行。本署在接受魯迅先生家屬這個申請后,已在上海建立魯迅著作編刊社,作為總署直屬事業機關,由馮雪峰同志任總編輯,辦理編刊、注釋、校訂工作,編成之書則交人民出版社出版。關于各地出版及發行魯迅著作,可與該社直接接洽。(12)

   編刊社成為“總署直屬事業機關”,納入國家編制,但它沒有出版發行的權力,只負責上游的生產工作。1951年3月,國家級文學類出版社——人民文學出版社成立,馮雪峰被任命為首任社長兼總編輯。其主持的編刊社也在一年后——1952年7月——遷至北京,并入人文社,成為人文社魯迅著作編輯室。魯迅著作從版權到出版,從上游到下游,全部被納入國家系統之中。這種轉變是具有開拓與垂范意義的,此后的1981年版和2005年版都繼承并發展了這種“國家工程”的性質。1981年版《全集》是經由國家最高領導人作出“最高指示”之后才啟動的。根據毛澤東1975年11月1日批示,出版局制定重新編注《全集》的規劃,12月5日得到中央批復后,《全集》的編注工作全面展開。(13)較之1958年版編刊社“小作坊式”作業,1981年版《全集》則調動了全國的力量。“由全國的二十余所大專院校中文系師生及工人、解放軍理論組參加注釋的隊伍到一九七六年四月已基本上組織好了……此后各注釋單位花費了大量的人力、物力、財力,(14)查閱舊的報刊資料,訪問當事人和知情人。”(15)此外,1981年版首次為《全集》設立高規格編委會。“翌年(1977年——引者注)9月11日出版局新領導向中央作了《關于魯迅著作注釋出版工作的請示報告》,中央決定派胡喬木、林默涵前來領導與主持這項重點文化建設工程。……根據胡喬木意見,經國家出版局同意,成立了‘《魯迅全集》領導小組’,其成員由秦牧等五人組成,林默涵任組長,負責領導魯編室工作。”(16)雖然到2005年時,市場經濟大潮已經席卷出版業,計劃經濟時代的許多做法正在淡出歷史舞臺,但《全集》作為一項“國家工程”的屬性并未改變。“根據中宣部、新聞出版總署關于《魯迅全集》修訂工作實施報告和批示的精神”(17),2001年6月12~18日在北京召開《全集》修訂工作會議。“經有關部門批準,成立以國家新聞出版總署署長石宗源為主任、中宣部副部長李從軍為副主任的《魯迅全集》修訂工作委員會,領導組織這項大型文化工程的實施;成立以林默涵為主任,林非、陳漱渝、聶震寧為副主任,由全國二十多位專家學者共同組成的編輯委員會,具體負責修訂出版工作。并聘請若干著名專家擔任顧問。”(18)歷經四年時間,2005年11月,新版《全集》整體出版,首發式在人民大會堂隆重召開。

  

   二 作為國家意識形態的《全集》注釋

  

   毛澤東1940年發表的《新民主主義論》作為黨史上一篇極為重要的文獻,是要回答當時“中國向何處去”的問題,“其意義和影響是代表了中國共產黨發表了它的‘建國大綱’和政治綱領”(19)。由于講演對象是“文化人與青年學生”,“新民主主義文化”無疑是“建國大綱”中至關重要的一環,魯迅先生也被組織進這套話語體系之中,成為“文化新軍的最偉大和最英勇的旗手”“中國文化革命的主將”,甚至“魯迅的方向,就是中華民族新文化的方向”(20)。這從《全集》為什么注釋,如何注釋能夠見出。

   無論是實際參與的編撰者,還是后來的研究者都在指出1958年版《全集》的注釋是一大創舉,所征引的理由往往相同:魯迅自己也曾坦言“拿我的那些書給不到20歲的青年看,是不相宜的……”(21)這確實是很有針對性的,因為《全集》注釋設定的接受程度正是“以普通初中畢業學生能大致看得懂為一個大概的標準”(22)。注釋的目的則是“普及”,這種普及并非經濟目的上的“增加受眾”,從而追求利潤最大化,而是政治意義上的“擴大宣傳面”,讓更多的人能夠“讀懂”魯迅,從而接受“教育”。這種“普及”是一種國家意識形態,是1942年毛澤東文藝座談會講話中提及的“普及”:“第一步需要還不是‘錦上添花’,而是‘雪中送炭’。所以在目前的條件下,普及工作的任務更為迫切。”(23)也是周揚在第一次文代會上講話中提及的“就整個文藝運動來說,仍然是普及第一”(24)。

“普及”表現在注釋上,正如馮雪峰當年設計的“注釋條文的文字必須淺顯而簡要,并且注釋的范圍也不得不相當廣”,接著馮雪峰列出了八種需要注釋的情況,可謂細致入微。這其中前三種尤其追求淺顯易懂:“(1)古字、古語和引用古籍的文句與掌故之不易懂者和不常見者。(2)外國語、外國人和引用外籍文句、學說與掌故之不為一般人所熟識者。(3)引用民間俗語和故事等等之不為一般人所熟識者。以上三種,除注明出處及原意外,有必要時還須指明引用者之用意。(點擊此處閱讀下一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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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責編:陳冬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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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來源:《中國現代文學研究叢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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