陳福康:一個隱晦了近九十年的魯迅筆名

選擇字號:   本文共閱讀 334 次 更新時間:2019-10-06 00:17:36

進入專題: 魯迅  

陳福康  

   《魯迅全集》中的《集外集拾遺》一冊,收入了一篇1933年12月5日寫的《上海所感》。《魯迅全集》的注釋說:“本篇系用日文寫作,發表于1934年1月1日日本大阪《朝日新聞》。譯文發表于1934年9月25日《文學新地》創刊號,題為《一九三三年上海所感》,署名石介譯。”注釋只說這篇文章是“石介譯”,卻不說這個“石介”是誰,是令人非常納悶的。

   我一直覺得該篇譯文的文筆極像魯迅,因此,曾經大膽猜測那正是魯迅本人所譯。但是,我查閱了很多“魯迅筆名錄”,都沒有“石介”一名。特別是北京魯迅博物館研究館員李允經在重新修訂的2006年版《魯迅筆名索解》一書中,就有一節專門論說“石介”,明確指出它“并非魯迅筆名”。于是我一直心存疑惑,因為否認其為魯迅筆名的,也沒說出什么道理來。而“石介”如果不是魯迅,那么就很想知道他是誰,但查了很多資料,沒查到。也請教過很多專家,誰也不知道。《文學新地》雖然表明由上海暨南大學發行,實際是中國左翼作家聯盟編輯出版的(雖然只出版了一期,但左聯對它十分重視,1935年曾特地將它介紹給美國作家代表大會),魯迅該文登在第一篇,魯迅自己當然是看到過的。因此,“石介”如果不是魯迅本人,也必然是魯迅認識并認可的譯者,而這么多年來這么多的魯迅研究者、左聯研究者居然都說不出“石介”是誰,是很奇怪的。

   后來,我仔細研讀了《朝日新聞》上發表的日文原文,并與《文學新地》上“石介”的譯文相對照,才發現了一個重大的“秘密”——這篇譯文真的就是魯迅自己翻譯的!因此,“石介”就是魯迅的一個長期沒有被人認定,或者長期被人否定的筆名!我的理由如下:

   一、這篇中譯文的文筆、用語等極像魯迅,這個就不必多說了,有目共睹。

   二、這篇日文原文發表時的題目是《上海雜感》,中譯文發表在《文學新地》上的題目為《一九三三年上海所感》,收進《集外集拾遺》時則為《上海所感》。試想,除了魯迅自己以外,別人怎么會這樣改來改去呢?

   三、將這篇中譯文與日文原文對照讀,我看到頗有未譯或刪節的地方。例如,中譯文有一段:

   用筆的人更能感到的,是所謂文壇上的事。有錢的人,給綁匪架去了,作為抵押品,上海原是常有的,但近來卻連作家也往往不知所往。有些人說,那是給政府那面捉去了,然而好像政府那面的人們,卻道并不是。然而又好像實在也還是在屬于政府的什么機關里的樣子。

   這里,“用筆的人”的日文原文,是復數(“用筆的人們”);在“作家”一詞前,日文原文中還有一個形容詞(“貧窮的”)。這些地方,或許還可以不必那么較真,或者可以解釋為只是偶然的漏譯;但在這段話之后卻少了日文原文一句(中文當譯為“因而現在留下了人是活著呢還是死了呢的疑問”),如果這是別人翻譯的,一般不可能漏掉這么長的一句話的。類似情況還有,在寫到反動當局連亞米契斯的《愛的教育》也查禁時,日文原文是寫明此事發生地的(“在杭州”),中譯文里卻沒有;在寫到反動當局“有時也撒些傳單,署名總不外乎什么什么團之類”時,日文此句原文后面還有一句話中文沒譯(當譯為“而且還蓋著印章”)。再如,在寫到“平安的刊物上,是登著莫索里尼或希特拉的傳記”的地方,日文在“傳記”后還同時寫有“逸話”,中文則沒譯。再如,中文譯文“例如牛魔王呀,孫悟空呀”,日文則是先寫孫悟空,后寫牛魔王。再如,中文譯文“帶給他們禍祟的時候卻也并非全沒有”,而日文原文照譯的話則應是“帶來禍祟的事情也常常有的,未必是愚民們神經衰弱的緣故”,中文便少譯了不少。我認為,這些地方都是只有作者自己才會這樣做的。

   四、更值得注意的是,這篇中譯文比日文原文還多出了好幾個句子。中譯文寫道:“革命者因為受壓迫,所以鉆到地里去,現在是壓迫者和他爪牙,也躲進暗地里去了。”“一面胡說八道,一面想著將來的變化,就越加縮進暗地里去,準備著情勢一變,就另換一副面孔,另拿一張旗子,從新來一回。”“這是為不遠的將來計。為了遼遠的將來,則在愿意在歷史上留下一個芳名。”上面所引的這些內容是日文原文中有的,但在一二兩句的中間,中譯文比日文原文增加了一段話:“這是因為雖在軍刀的保護之下,胡說八道,其實卻毫無自信的緣故;而且連對于軍刀的力量,也在懷著疑。”在二三兩句的中間,中譯文又增加了一句話:“而拿著軍刀的偉人存在外國銀行里的錢,也使他們的自信力更加動搖的。”這兩段話非常重要,也非常深刻!顯然,若非魯迅,別人是寫不出來的。若是別人翻譯的話,絕不會也絕不敢隨便作這樣的添寫的。而且,“懷著疑”(還有上面引過的“給綁匪架去了”)這種新奇的寫法,我認為也是只有魯迅才會的。另外,在這篇文章倒數第二段的最后,中譯文又多了一句日文原文沒有的話:“然而,這也就會習慣的罷。”這就與文章開頭寫到的“一有所感,倘不立刻寫出,就忘卻,因為會習慣。”“要從自由人變成奴隸,怕也未必怎么煩難罷。無論什么,都會慣起來的”相呼應。很顯然的,這也是只有原作者才會作這樣的修訂和補充的。

   五、更加重要的鐵證是,今存魯迅手稿中幸而存有五頁中文稿《上海所感》(見福建教育出版社《魯迅著作手稿全集》第六冊第602-606頁)。據對照,與《文學新地》所刊和《魯迅全集》所收文章完全一致。我們設想一下,如果這份手稿是魯迅從《文學新地》上抄錄下來的一個我們不知道是誰的“石介”的譯文,那么,魯迅對他人的譯文居然這么信服(連“漏譯”也可以容忍),居然一字不改(只是題目中沒有“一九三三年”),這符合魯迅一絲不茍的寫作習慣嗎?而且,魯迅會容許別人對他的文章添加那么多字句嗎?再看看這份中文手稿,上面明明是有多處涂改的,可知這絕不是抄錄稿,抄錄的話是不必修改的,而且所涂改后的文字則正與《文學新地》所刊相同。

   我覺得事情已經非常清楚了。魯迅先寫了1934年1月1日發表的日文文本,一年九個多月后才有1934年9月25日發表的中文文本,而現在看到的魯迅中文手稿與《文學新地》發表的文本是完全一樣的,魯迅只是添加了寫作日期(另外題目中沒有“一九三三年”)。所以,這份手稿應該就是魯迅自己的譯稿原件。魯迅應是另外謄清一份寄給了《文學新地》(可能隨手在題目上添了“一九三三年”),并在最末寫上了“(石介譯自三四年一月一日《東京朝日新聞》。)”(按:《朝日新聞》1879年創刊于大阪,1888年在東京增印)現在這篇手稿的每頁的下端,都有魯迅重新涂改的頁碼(從146到150),這是魯迅生前自己編訂《集外集拾遺》的頁碼。這就明確無誤地證明了,這個譯者“石介”就是魯迅自己,“石介”就是魯迅的一個筆名。

   其實,《上海所感》中譯文與最初發表的日文有所不同,是已經有人發現了的。1981年紀念魯迅誕辰百年時,上海魯迅紀念館編、上海文藝出版社出版的《魯迅日文作品集》的《編集后記》中就寫道:“魯迅的日文作品,有的是魯迅親自譯為漢文,有的是魯迅夫人許廣平或別人譯為漢文后經魯迅校定的。對于這兩種文字,我們進行了互校,發現不同之處頗多,如《上海所感》一文,漢文與日文不同者有四處,另有三句是譯成漢文時補上的。”但很遺憾的是,該作品集的編者未作深思,顯然也認為《上海所感》一文是“別人譯為漢文后經魯迅校定的”。而著名魯迅研究家唐弢先生在為該書寫的《序》中,還專門明確地寫道:“《魯迅日文作品集》收正文十篇,均附漢譯,這些大都為魯迅本人所譯,其由夫人許廣平或別人譯的,也經本人手自校訂。漢譯與日文間有出入,有的連題目也不同。譬如發表在大阪《每日新聞》(按:《朝日新聞》之誤)上的《上海雜感》,曾由別人譯登《文學新地》,魯迅校訂的時候,改題為《一九三三年上海所感》,編入《集外集拾遺》,又簡化成《上海所感》”。唐先生的說法,在邏輯上、事實上都有很多問題。例如,說此文“曾由別人譯登《文學新地》”,然后由“魯迅校訂”而“改題為《一九三三年上海所感》”;但是,事實明明是最初“譯登”時的題目就是《一九三三年上海所感》。再試想,魯迅如果真是“手自校訂”了所謂“別人譯登《文學新地》”的譯文,那么,魯迅“校訂”后的文字應該與“別人譯登《文學新地》”的文字不一樣,這才合乎常理啊;怎么現在的情況卻恰恰相反,二者是完全一樣的呢?而且,如果是“別人譯登《文學新地》”的文章,這個“別人”又怎么能在魯迅“手自校訂”之前,就已經“校訂”了一年多以前魯迅發表在大阪《朝日新聞》上的日文原文呢?莫非唐先生認為這篇“別人譯登”的文章,在登出之前就已經經過魯迅“本人手自校訂”了?那么,這就與我認為的這篇譯文是魯迅自譯的看法有點接近了。

   最近,在日本友人中津幸久先生的幫助下,我看到了彼邦著名的魯迅研究家竹內好先生在1983年筑摩書房出版的《竹內好個人譯魯迅文集》,才驚喜地知道竹內好也早就提到了此篇中譯文與最初發表的日文有不同處。竹內好個人譯《魯迅文集》第五卷里收了《上海雜感》,用的就是大阪《朝日新聞》上的日文原文。他在題解中說,大阪報紙上刊出時曾有編者按:“這一篇是具有世界聲譽的中國小說家魯迅先生特地為本報新年號寄來的隨筆。根據筆者的愿望,將原文綴用的片假名改為平假名,只是略為訂正了假名用法的不同處。”竹內又說,東京《朝日新聞》發表此文時,題目是《上海所感》,字句也略有異處。但具體怎么不同他沒說。竹內并在注釋中逐一說明了日文原文與中譯文的不同之處。而最令人注意的是,竹內在題解中已經明確地認為:“譯者石介(即魯迅)。”

   總而言之,認為該中譯文是別人所譯這一錯誤判斷,已經存在幾十年了,現在必須糾正了!“石介”這個魯迅筆名已經隱晦了近九十年了,現在應該彰顯了!

   臨末,再說說“石介”的含義。首先,“石介”與“介石”一樣,原本意思是很好的,意為操守堅貞。出自《易經·豫》:“介于石,不終日,貞吉。”所以,自古就有不少人取作名字。例如,宋初就有一個叫石介(1005-1045)的,是名學者、思想家、宋明理學先驅,字守道,一字公操,人稱徂徠先生。當然,再后來還有一個叫蔣介石的。魯迅為什么取一個“石介”的筆名,大家自可以猜想。我忽想起,近年來在網上出現了一個偽得不能再偽的偽命題,說什么魯迅一輩子沒有罵過蔣介石。事實上,自從大革命失敗以后,魯迅一直是堅決反對和痛斥國民黨反動派的,這篇《上海所感》就是“罵”得非常激烈的;而蔣介石正是國民黨反動派的頭兒,怎么能說魯迅“沒有罵過蔣介石”呢?也許,這些人的意思是,魯迅的文章中沒有出現過蔣介石的名字,但為什么非出現不可呢?不出現名字就不是批判了嗎?那么,如果我現在告訴這些人,魯迅在一篇國內外都多次發表的非常激烈的“罵”國民黨反動派的文章上,署了一個把蔣介石名字顛倒過來的筆名,不知道他們又會怎么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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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責編:陳冬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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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來源: 《魯迅研究月刊》 2018年06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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