陳忠:空間生產的權利粘性及其綜合調適

選擇字號:   本文共閱讀 95 次 更新時間:2019-10-06 00:31:32

進入專題: 空間生產     空間權利     權利粘性     空間幻象     制度彈性  

陳忠  

   內容提要:空間權利是當代主體權利的重要內容,空間權利的拓展具有重要的文明與發展效應。但空間權利的粘性化則會成為空間發展、社會發展的重要阻礙。權利粘性是指權利的不合理固化、壟斷化。權利包括空間權利,是私人性與公共性、個體性與社會性的統一,空間權利的過度私人化,是導致空間權利粘性化的重要原因。空間主體的個體-私有幻象、空間占有的永恒-固化幻象、空間效用的財富-自由幻象,同當代空間權利的粘性化深層互動。把握空間變遷的制度彈性,營建一種有彈性的空間制度;把握空間治理的文明彈性,營建一種有彈性的空間文明;把握空間運行的心理彈性,營建一種有彈性的空間心理,對于克服空間權利的粘性化傾向,保持空間權利的流動性,推進空間生產、社會創新、社會發展的良性可持續,具有重要意義。

   關 鍵 詞:空間生產  空間權利  權利粘性  空間幻象  制度彈性

  

   隨著我國城市化進程的深化,我們開始遭遇復雜的空間權利問題。一方面,人們日益把空間作為一種基本的、甚至核心的主體權利看待,為了獲得、保有、增大自身的權利而進行空間營建、空間競爭、空間交換等行動。通過這種空間行動,社會整體的空間生產能力不斷提升,空間景觀、空間樣態不斷優化,空間成果不斷累積。可以說,空間權利的生成與拓展、人們空間權利意識的提升、對空間權利的追求,是推動整體社會經濟發展的重要動力。另一方面,空間權利的發育、演變也表現出某些令人擔憂的趨勢。當人們過度追求自身的空間權利,甚至把空間權利作為至上性的主體權利、至上性的個人化、區域化權利看待時,空間權利就可能走向固化,當權利日益喪失彈性而成為一種粘稠性權利時,其發展效用、動力效用就會發生反轉,從正向動力反轉為一種發展阻力,成為一種阻礙整體及個體發展的梗阻性力量、逆文明因素。

   所謂權利粘性,就是由于權利的過度個體化或區塊化、區域化、國家化,由于微觀、區域或體系主體對自身權利、利益的理性或非理性堅持,也由于國家宏觀制度對權利確認與設置的片面化、剛性化,不同層面的權利主體圍繞空間、物品、財富等權利對象所形成一種相互糾纏、膠著、無法改變與推進的狀態。在這種相互膠著、扭結的狀態下,所有主體都喪失了行動可能,所有主體的權利都無法進一步改善。

   城市發展與更新中日益難以解決的拆遷難、釘子戶、過度維權等問題,是我國空間生產開始遭遇復雜權利粘性問題的重要表現。空間生產是當代社會變遷、社會發展的重要內容、重要發動機、重要標尺。空間生產的停滯,既是經濟社會總體發展進入相對停滯狀態的表現,也是其重要原因。空間權利的粘性化,其后果是使空間生產喪失了變遷、更新的可能,并最終危及所有人的空間權利,危及區域與整體的綜合發展。在充分激活、運用空間權利的動力效用的同時,防止與克服空間權利的粘性化,對保持空間生產的活力、可持續性,對增進個體及社會的綜合權利、權益,促進社會整體發展具有基礎性意義。

  

   一、空間權利:主要內容與粘性風險

  

   當列斐伏爾用空間生產來指認城市化、城市變遷的本質時,其重要貢獻在于從本體論、方法論的高度揭示、確認了以城市為代表的空間不是固化或既成的純自然、純客體,而是人與客體、人與自然相互作用的、過程性的社會實踐創造物。這一點正如安杰伊·齊埃利涅茨(Andrzej Zieleniec)所說:“認識空間也就是認識社會世界,并最終導向對我們自身的認識。……空間不僅是計劃、邏輯與科學的世界,不僅是意識形態和權力的世界;空間也是我們以自己的方式生存、居住、交談、使用的世界。……空間在本質上是社會的并需要進行批判性分析。”(Zieleniec,Preface,p.8)

   當列斐伏爾、哈維、愛德華·蘇賈(Edward Soja)等認為城市權利(right to the city)是一種基本的主體權利時,認為當代城市發展存在嚴重的空間不正義時,他們更是直接指向當代空間生產中存在的一個重要問題:人與人之間、不同主體之間在空間占有、規劃、使用、治理等進程中的社會不平等、權利不平等。“城市權利本身就標示著一種處于首位的權利:自由的權利,在社會中有個性的權利,有居住地和主動去居住的權利。進入城市的權利、參與的權利、支配財富的權利(同財產權有明晰的區別),是城市權利的內在要求。”(Mitchell,p.18)哈維認為,空間生產是實現當代資本主義不平等關系的再生產的一種方式:“空間和時間實踐在社會事務中從來都不是中立的。它們始終都表現了某種階級的或者其他的社會內容,并且往往成為劇烈的社會斗爭的焦點。”(哈維,第299頁)

   列斐伏爾等對空間權利與社會不平等關系的揭示,無疑抓住了當代以城市化為主導的空間生產中存在的一個重要問題,他們對平等空間權利的呼吁也具有巨大的理想建構與道德批判意義。但問題在于,從歷史看,空間生產與空間權利究竟是一種什么的關系?如果空間生產停滯了,空間權利,包括其他權利,還有擴大與平等的可能么?我們認為,空間與權利關系的合理化,空間權利與社會發展、社會正義關系的合理化,不是通過道德批判就可以實現的。權利本身、空間與權利的關系都有一個歷史生成的過程,空間的權利化也不是一個可以無限推進的進程,需要對權利本身以及空間與權利的關系,進行更為具體的邏輯分析與歷史考察。

   正如諸多法學家所揭示,權利在本質上是一種內向性的以個體為導向的主體資格與主體能力。權利是處于具體的社會關系中的主體性的實現,一種獲得具體資源、利益、權益的資格、正當理由。“權利概念之要義是一種資格”(米爾恩,第111頁),是處于社會關系中的人們接受或獲取對象性資源、利益的一種比較優勢。權利是人們主張、獲得某種利益的一般理由,為人們采取某種行動提供正當性,為人們所承認的合理的“權利給予我們法律‘正當’的信心”。(德沃金,中文版序言,第3頁)當我們說“這是我的權利”時,也就是說這種行為是正當、正確、無可置疑的。

   雖然權利是自我導向的,但從權利生成與實現的結構看,權利也是一種社會性、關系性存在,孤立的人無所謂權利。“在享有一項權利時,他人的角色至關緊要”。(米爾恩,第112頁)只有在特定的社會條件下,在人與人關系的意義上,才有所謂的權利問題。只有在社會整體發展到一定階段,能夠為個體的發展提供必要的物質條件保障與文化知識語境時,個體導向的權利才有可能產生、實現和維系。

   從獲得的方式看,權利有消極與積極,或者說被動與主動兩種:消極的權利來自于具體社會環境中的傳承與讓渡,所謂的天賦人權,正是指這種消極的權利;積極的權利來自于主體以社會化的方式所進行的生產與創造,所謂勞動創造自由,正是指這種積極的權利。對主體而言,權利是消極權利與積極權利的統一。“權利有兩種:行為權與接受權。享有行為權是有資格去做某事或以某種方式去做某種事的權利。享有接受權是有資格接受某種或以某種方式受到對待的權利。”(米爾恩,第112頁)不管是積極權利還是消極權利,都具有深刻的社會性,也就是說,權利是一種處于私人性與公共性之間的張力性存在。

   權利的內容是多樣的,涉及同人的主體性相關的所有的自然物與人化物、身體、精神、人格等。在文明演進與變遷中,權利日益與空間相關聯,權利的空間化以及空間的權利化,是一個不斷清晰的趨勢。“主體性與空間連接在一起,而且不斷與空間的特定歷史定義重新絞合在一起。在這個意義上,空間和主體性都不是自由漂浮的:它們相互依賴,復雜地結構成統一體。”(安德森等主編,第439頁)

   雖然在文明的早期,主體與空間就已經自在地相聯,但空間的權利化與權利的空間化,空間成為一種權利的對象與內容,成為一種主體權利,卻需要諸多條件。空間的權利化,主要是一個近代現象。沒有近代以來人口的增多,沒有以工業革命為代表的主體能力提升,沒有以地理大發現為標志的全球性的發展與空間競爭,空間及空間權利也許會一直只是作為一種背景因素、自在因素而存在。

   在近代工業文明、商業文明的推動下,空間日益成為一種稀缺性資源,成為人們實現權利的重要甚至第一資源。“消極的主體(感覺)和積極的主體(勞動)在空間中交匯。”(Lefebvre,p.405)也就是說,在商業與工業文明背景下,不論是消極權利、接受權利或者積極權利、行動權利,都日益密切地同空間相關涉。一方面,權利日益表現出對空間的依賴,離開了空間這個載體與場域,權利無法生成、無以存續;另一方面,空間日益成為權利的內容與對象,誰擁有了空間,誰就擁有了權利。

   如果說,在前現代條件下,在人口與土地等空間的矛盾還不十分激烈的情況下,在人們可以用拓展新空間這種方式解決人地、人與空間矛盾的情境下,空間對主體存在的意義更多是自在性的、背景性的,那么,在現代性語境下,在全球適于人生活與居住的空間基本上被拓殖與分割完畢,在人口不斷增多這個語境下,土地、海洋甚至外太空間都日益成為發展主體必須直接關注與競爭性獲得的權利對象,空間對主體性的意義日益走向前臺。歷史轉換中,空間權利的內容日益豐富、多樣。現代社會,空間權利主要有:進入空間的權利、接受空間的權利、命名空間的權利、交換空間的權利、管理空間的權利、生產與更新空間的權利等。

   在擁擠的大城市,人們對空間所表現出的寸土必爭,正是空間與權利、空間與主體性的關系日益緊密的一種表現。人們日益認識到,獲得空間是獲得權利的重要方式,空間是財富的重要形態,是權利的重要甚至核心因素。空間權利甚至上升為一種不可剝奪的人身權利,成為一種同人的身體權、名譽權、社會政治權利等同等重要、相互嵌入的基本權利。可以說,人的權利與主體性的每一個方面,都有其相關、對應的空間內容。或者說,空間關聯、內涵于人的權利與主體性的每一個方面。可以說,沒有空間內容、不能以空間形式對象化的權利往往是抽象的權利,非現實的權利。能否空間化、能否具有空間內容,是衡量權利的實現程度的重要尺度。

   空間權利如此重要,以至人們日益傾向于從個體、自我導向看待空間權利。個體化、區塊化是空間權利變遷的一個重要當代趨勢。人們日益把占有、擁有的空間看作自身的私人性空間,作為維護自身存在與利益的內生性對象、載體。應該說,這種趨勢具有巨大的文明與發展效應。空間的權利化、個體化、區塊化,有利于激活空間占有者的發展動力,從而推動社會整體的進步。但同時也應該看到,空間的權利化及其效應具有深刻的辯證性,具有復雜的人類學、政治學等后果。空間的過度權利化、個體化、區塊化,也會形成一種空間壟斷,成為阻礙空間流動,阻礙社會整體的創新、進步、發展的粘性力量。空間私人性的無序無限擴張,空間的無序、無限的私人化、權利化,使當代空間生產出現了停滯的趨勢。

   空間的權利化、空間權利的生成,是空間生產、社會發展的重要動力,但如果空間的權利化傾向走向了極端與片面,固化為一種由某種主體壟斷的權利,這種動力就為成為阻力。我們把權利的這種固化、壟斷化稱為權利粘性。對空間生產而言,當空間權利走向壟斷、固化,當空間歸屬的流動性減弱時,空間權利也就從一種有活力的動力性因素變成為阻礙發展的粘性力量、反向力量。一些國家和區域之所以發展乏力,原因是多樣的,其中一個重要原因就是空間被過度的私人化、固化,使新的發展方式、發展主體無法獲得必要的空間條件。

  

   二、空間權利:粘性成因與空間幻象

  

在現代性語境下,人們往往更多地從個體性、私人性這個維度確認空間權利,(點擊此處閱讀下一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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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責編:陳冬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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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來源:《哲學研究》2018年 第10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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