劉夢溪:陳寅恪的學問人生和心路歷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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進入專題: 陳寅恪  

劉夢溪 (進入專欄)  

   【按】1969年10月7日清晨,一代學術大師陳寅恪先生病逝于廣州中山大學的家里,終年八十歲。一個月以后,即1969年11月21日,他的夫人、四十年甘苦與共的唐曉瑩先生也撒手塵寰。哲人其萎,忽焉五十載。這位學貫古今中西、一生堅持“獨立之精神,自由的思想”的大學者,是20世紀中國現代學術之典范。“先生之著述,或有時而不章。先生之學說,或有時而可商。惟此獨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歷千萬祀,與天壤而同久,共三光而永光。”他為王國維撰寫的紀念碑銘,亦是自己一生之寫照。空谷絕響,更俟何人?鳳凰網國學頻道特刊發著名學者劉夢溪先生長文《陳寅恪的學問人生和心路歷程》,與同道學人分享,以表緬懷,并致敬忱。

  

  

   一、世家子弟

  

   陳寅恪,江西義寧(民國以后改為修水縣)人,1890年舊歷五月十七日生于湖南長沙。當時其祖父陳寶箴在湖南居官已久,治軍治民,頗有政聲。父親陳三立,字伯嚴,別號散原,系清末著名詩人。先生先世居閩,至先祖鯤池始遷江西義寧州。再傳為高祖偉琳,因母病究心醫學而聞于鄉里。嘗讀陽明書而嘆曰:“為學當如是矣!奔馳夫富貴,泛濫夫詞章,今人之學者,皆賊其心者也。”于是倡建義寧書院,為國家敦教植才。陳寶箴是偉琳第三子,字相真,號右銘,咸豐元年(公元1851)辛亥恩科舉人。咸豐十年(公元1860)入京師會試不第,滯留期間,得以廣交四方才雋。時值英法聯軍焚掠圓明園,正在茶肆飲酒的右銘先生,遙見火光,槌案痛哭,座人為之震驚。后來德軍占領膠州灣,旅大落入俄國人之手,右銘也曾為之痛哭。義寧一家的家國深情自有其家世淵源。陳三立于光緒八年(1882)壬午舉于鄉,十二年丙戌,即1886年會試中式,但因試卷的書寫不合楷法,沒有經過殿試。兩年之后,即1889年(己丑)才正式成為進士,受命在吏部行走。但不久便返回湖南家中,侍親任所,終其一生,沒有再接受其它官職。

   陳寶箴、陳三立父子以吏能、治才、膽識、風儀、節操,為清季各路名公鉅卿所推重。曾國藩稱陳寶箴是“海內奇士”。郭嵩燾與寶箴尤相契,稱其才宏蓄遠、博見多識、辦事果決而又自遠于榮利。而陳三立文采過人,資質峻潔,與湖北巡撫譚繼洵之子譚嗣同、廣東水師提督吳長慶之子吳保初、福建巡撫丁日昌之子丁惠康,被稱為“清末四公子”。梁啟超曾寫詩頌美陳三立的風度懷抱:“義寧公子壯且醇,每翻陳語逾清新,嚙墨咽淚常苦辛,竟作神州袖手人。”

  

   二、家國情懷

  

   1895年秋天,清廷詔授陳寶箴為湖南巡撫,這為右銘以一省為典型推行改革提供了機會。在陳三立的襄助贊劃下,為了董吏治,辟利源,開民智,變士習,湖南先有礦物局、官錢局之設,後有湘報館、南學會時務學堂的開辦。又擬選派一批留學生赴日。“其士紳負才有志意者,復慷慨奮發,迭起相應和,風氣幾大變。”湖南新政一時走在了全國的最前面。特別是聘請梁啟超主講時務學堂以后,各方人才奔兢而至,湖南成為變革維新人士的薈萃之地。黃遵憲任鹽法道,江標和徐仁鑄先後任學政,譚嗣同、唐才常、熊希齡也各有職司,都是晚清變革的大將。而變法四章京中的楊銳、劉光第,也都是陳寶箴所保薦。但1898年秋天慈禧發動政變,陳寶箴、陳三立父子的改革計劃化為泡影,且禍及己身,以“濫保匪人”和“招引奸邪”的罪名,被革職,永不敘用。這一年寅恪先生九歲,父三立四十六歲,長兄陳衡恪二十二歲。

   陳衡恪字師曾,生母為散原元配羅淑人,五歲時母親病故,由祖母黃氏和繼母俞淑人養育成人,後潛心藝事,成為著名畫家。寅恪及二兄隆恪、弟方恪、登恪,都是俞淑人所出。俞淑人名明詩,湖南知府俞文葆的女兒,擅詩、書、琴,有“神雪館主”的雅號。其兄俞明震字恪士,光緒十六年(1890)進士,曾在臺灣參加抗倭活動,也是清季文壇勝流。1898年10月,陳寶箴、陳三立父子被罷免之后,寅恪先生一家人由湖南遷往江西南昌。先一年的臘月,先生祖母黃太夫人病逝。不久,從姑母痛哭而死。又過一年,陳寶箴亦逝。寶箴逝前一個多月,陳師曾的妻子范孝嫦也逝。孝嫦是清末大詩人范伯子范肯堂的女兒,與師曾情篤意洽,逝時年僅二十五歲。而陳三立在此期間兩次臥病,第二次險些病死。關于陳寶箴的死因,陳三立在《巡撫先府君行狀》中,只說是“忽以微疾卒”,時在光緒二十六年六月二十六日,染的是何種“微疾”,則絕口未及。但此前數天,右銘還寫過《鶴冢詩》二章,五日前還曾寫信給陳三立,不料五日後即卒,實在突兀。因此有人說陳寶箴不是正常死亡,而是西太后密旨賜死。現在筆者經過縝密考證,可以初步證實這一結論。

   總之戊戌慘劇對義寧陳氏一家的打擊是沉重的。所以在《巡撫先府君行狀》里,陳三立不能控制自己,高喊“天乎,痛哉!”在《崝廬記》中更呼天喊地,泣血陳詞,甚至說崝廬將成為永遠的“煩冤茹憾,呼天泣血”的地方。而且三立是在寶箴逝前兩個月攜眷屬移居金陵的。也許陳寶箴之死,確是個有覆待發的歷史之謎。

   自己家族遭遇如此重大的變故,少年陳寅恪的心靈中不能不留下烙痕。當然遷居南京,對求知若渴的寅恪來說,自是個理想的所在。他的伯舅俞明震就住在南京,家里有許多藏書,包括錢遵王注錢牧齋詩集和戚本石頭記在內的“禁果”,他都可以品嘗了。在湖南時,先生與諸弟在家塾中就讀,到了南京,家塾外還有家辦學堂。延聘的教師都是一時之選,如王伯亢、柳翼謀、蕭稚泉等。課程設置除四書五經外,還有數學、英文、音樂、繪畫及文體設備,同時請了專人補習日文。作為“世家子弟”,先生幼年在家庭和學校所受新舊教育的條件都非常優越,為日后精深為學鋪設下堅實的基礎。

  

   三、學術托命

  

   1902年春天,先生隨長兄師曾赴日本。兩年後回國,與二兄隆恪一起考取官費留日,開始入慶應大學,後就學于東京帝國大學財商系。時在1904年,先生十五歲。但一年多以后,因患腳氣病,不得不回國療養。于是于1907年插班考入復旦公學,兩年后畢業,又赴德國柏林大學和法國巴黎大學學習,直至1915年始返國。曾一度給蔡鍔當過秘書,但時間很短。

   先生在德、法留學期間,對語言文字工具的掌握與日俱增,梵文、希臘文、巴利文都是他研修的對象。1919年又來到美國哈佛大學。當時在哈佛就讀的還有吳宓、湯用彤及寅恪先生的表弟俞大維等。吳宓在《日記》中寫道:“陳君學問淵博,識力精到,遠非儕輩所能及。而又性氣和爽,志行高潔,深為傾倒。”後來又回憶說:“始宓于民國八年,在美國哈佛大學,得識陳寅恪。當時即驚其博學,而服其卓識,馳書國內諸友,謂合中西新舊各種學問而統論之,吾必以寅恪為全中國最博學之人。”《雨僧日記》1919至1920年這段時間,保留有許多寅恪在哈佛學習期間,對吳宓談講過的關于東西學問和對中國傳統思想文化的特見獨識。俞大維后來在回憶寅恪為學時也寫道:“對于史,他無書不讀,與一般人看法不同處,是他特別注重各史中的志書。”又說:“我們這一代的普通念書的人,不過能背誦四書、詩經、左傳等書。寅恪先生則不然,他對十三經不但大部分能背誦,而且對每字必求正解。”

   1921年9月先生離美,再次赴歐洲,入德國柏林大學研究院,研究梵文和其它東方文字。1925年年底回國,應聘清華國學研究院導師。這期間,先生的母親和長兄陳師曾先后逝世。師曾至孝,繼母俞淑人患病期間,親自調藥奉侍,很可能是由于藥物中毒,又加上冒雨購買棺槨,患病不治而逝。寅恪先生因母喪和父病,回國后先請假一年,1926年7月始到清華報到。清華國學研究院共有四位導師,另外三位是王國維、梁啟超、趙元任,都是當世師儒碩彥。

   寅恪先生雖游學四方,但既無學位又無著作,而躋身“四大導師”之列,這在中國現代學術史上不免傳為佳話。陳哲三的《陳寅恪先生軼事及其著作》一文,對梁任公向清華曹宗祥校長推薦寅恪先生的經過,有如下的記載:

   十五年春,梁先生推薦陳寅恪先生,曹說:“他是哪一國博士?”梁答:“他不是學士,也不是博士。”曹又問:“他有沒有著作?”梁答:“也沒有著作。”曹說:“既不是博士,又沒有著作,這就難了!”梁先生氣了,說:“我梁某也沒有博士學位,著作算是等身了,但總共還不如陳先生寥寥數百字有價值。好罷,你不請,就讓他在國外罷!”接著梁先生提出了柏林大學、巴黎大學幾位名教授對陳先生的推譽。曹一聽,既然外國人都推崇,就請。民國十五年秋天陳先生到校。(《談陳寅恪》頁65,臺北傳記文學出版社1978年版)

   陳寅恪被聘清華的具體經過,各家說法不一,不排除回憶者有誤記的可能。無論如何對寅恪而言,都是一次重要的經歷。寅恪先生給國學研究院學生開的課程,有“佛經翻譯文學”、“西人之東方學之目錄學”等。指導專題研究的范圍,包括“摩尼教經典與回紇文譯文之研究”、“蒙古滿洲之書籍及碑志與歷史有關系者之研究 ”、“古代碑志與外族有關系者之比較研究”和“年歷學”等。長期博采兼收,一朝弘道授徒,積厚而發薄,聽講者有“字字精金美玉”之感。由于先生講課時嫻熟地引用拉丁文、梵文、巴利文、滿文、蒙文、突厥文、西夏文、中潑斯文等稀有文字,聽講的人常感程度不夠。

   1927年王國維自沉昆明湖,1929年年初梁啟超又病逝,四大導師去其半,清華國學研究院后繼乏人,不得不停辦。寅恪對王國維之死寄以沉哀至痛,先有挽詩之作,其中有句:“敢將私誼哭斯人,文化神州喪一身”、“吾儕所學關天意,并世相知妒道真”;後又濃墨重彩撰寫了一篇挽詞,前面有長序,由探究王國維的死因,進而闡發中國文化的精義。挽詞并序可以看作是寅恪先生的文化宣言。彼時之清華,已由清華園學校改名為清華大學,先生則改任中文、歷史兩系教授。中央研究院成立后,被聘為史語所第一組主任,并當選院評議委員。直到1937年蘆溝橋事變,這是先生一生中生活最穩定亦最見學術實績的時期。

   1927至1937十年間,先生共發表論文54篇,其中《支愍度學說考》、《天師道與濱海地域之關系》、《三論李唐氏族問題》、《武曌與佛教》、《四聲三問》、《與劉叔雅教授論國文試題書》、《馮友蘭中國哲學史審查報告》、《王靜安先生遺書序》等重要論文,都發表于此一時期。這些文章的特點,是嫻熟運用他所掌握的語言與材料的工具,直接探討中外文化的學術本源,從而奠定了寅恪先生在中古文化史研究和梵夾道藏諸典籍釋證領域的權威地位。1928年夏天,先生與唐曉瑩女士結婚,立業復安居,個人生活也有了著落。唐女士是甲午起兵抗擊日本侵略的前臺灣總督唐景崧的孫女,1898年5月10日生,和寅恪先生一樣,同是“世家子弟”。

  

   四、亂離歲月

  

1937年蘆溝橋事變,結束了先生在北京相對平靜的校園生活。先生父尊陳三立此時已85歲。早在1904年清廷已詔赦戊戌當事人員,明令革職者俱開復原銜。但散原老人無意仕途,堅謝各方薦請,即使與聞“人家國事 ”,也保持自己的“世外閑身”。宣統皇帝的師傅陳寶琛曾薦請三立進宮講授古文,三立婉拒。遷居南京後,每年都到南昌西山父母墓旁之崝廬侍守,余則往來寧、滬、杭之間,感慨憂憤寄之以詩。其詩樹義高古,風格崎崛,造語奧澀而文從意適,有蘇、黃之后第一人之譽。廬溝橋事變,老人正在北京,為抗議日本侵略,病中拒不服藥而死。臥病時偶聽到有人對抗日前景持悲觀態度,他立即予以駁斥:“中國人豈狗彘不若,(點擊此處閱讀下一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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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責編:陳冬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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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來源:凰網國學頻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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