包剛升:危機、調適與進化:西方民主國家歷史上的三次大轉型

選擇字號:   本文共閱讀 1809 次 更新時間:2019-10-08 00:05:58

進入專題: 西方民主國家  

包剛升  

   最近兩三年,國內外的很多學術論著與媒體報道都昭示著民主政體似乎正處在危機之中。但如果基于長時段的歷史考察,會發現這種論調并非最近一段時間的特例。實際上,歷史上有很多時候,民主看起來仿佛都處在危機之中。我們很少會看到這樣的情形——民主的政治秩序未曾經歷任何風雨,或是在沒有經受任何挑戰的情形下維系很長的一個時期。當然,筆者的這個說法也許有一個例外,那就是筆者過去在文章中把西方世界1945—2015年這段時期稱為“承平日久的70年”,這其實是比較少見的。而正是因為西方世界19世紀以來非常罕見的這70年時間,當民主再次遇到這樣或那樣的挑戰與難題時,很多人就會感到不太適應,甚至會過分夸大民主所遭遇的挑戰和難題。

   筆者研究民主就是從危機開始的。過去,筆者專門研究過民主政體崩潰的政治邏輯;這幾年,筆者已經出版或正在撰寫的專著也是從基于經驗的角度來考察民主的。按照筆者的一項最新研究,在世界所有新興民主國家中,大概30%的國家轉型是比較成功的,30%左右的國家轉型遭遇了各種各樣的挫敗,中間還有40%左右的國家只能算馬馬虎虎,大致處于民主鞏固與轉型受挫之間的中間狀態。

   所以,筆者的一個大致感覺是,西方這套制度很少會處在一種所謂永久穩定狀態或永久和諧狀態;相反,這套制度更多的時候都是充滿了張力與沖突。2018年正好是上一次金融危機爆發十周年。在這場金融危機十年之后,我們仍然可以看到今天的西方國家面臨著很多挑戰,包括金融危機與自由市場主義的難題、民主治理績效的衰退、全球化的雙刃劍效應、貧富分化與階級政治的復興、財政難題與主權債務危機,以及族群宗教多元主義興起帶來的挑戰。根據筆者的判斷,族群宗教多元主義興起帶來的挑戰看起來要比其他挑戰更為嚴重。

   這些挑戰固然是真實的,但如果我們按照歷史學家阿諾德·湯因比(Arnold Toynbee)的視角來理解這些挑戰,可能會發現很不一樣的邏輯。按照湯因比的說法,文明進步的動力就來自挑戰和應戰之間的互動關系。那些后來比較發達的文明,本身就是對挑戰進行成功回應的結果。當然,如果挑戰太大,以至于一個文明體根本無力回應時,這個文明體就會垮塌或潰敗。但反過來說,完全沒有挑戰也不行,一個文明體的進步就比較緩慢,因為它缺少足夠的外來刺激。比如說,早期熱帶文明為什么發展不起來呢?一個簡單的回答是,那里的人們不需要衣物蔽體、房屋御寒,而溫帶的人們必須要學會制作衣物和建造住宅。

   從這個角度來看,西方國家過去200年的歷史主線是:起初可能存在著政治均衡,然后出現了某種內部變化或外部沖擊,而這種變化或沖擊往往構成了一個難題,于是西方國家只好進行相應的結構調整,或提供某種新的解決方案,這樣就走向了一種新的政治均衡。這就構成了一個從舊的政治均衡向新的政治均衡調整的周期。但是,新的政治均衡并不是一種永久性的穩定狀態,它仍然會遭遇新的變化或沖突,然后步入下一個循環往復的周期。

   正是基于這樣的理論視角,當20世紀第二個十年國際媒體鋪天蓋地地討論西方民主政體遭遇的諸多危機時,筆者一直在思考:西方民主國家歷史上有沒有遭遇過嚴重的危機呢?它們又是如何應對這些危機的呢?一個特別容易想到的問題是,100年前的今天西方人在干什么呢?它們連續打了四年世界大戰,即將迎來第一次世界大戰的終結。所以,當我們要評估今天西方民主面臨的危機時,或者當西方國家自己說目前的困難有多么嚴重時,關鍵是參照系到底是什么。如果放在過去100年的參照系里,你就會發現,西方國家今天面臨的問題似乎并沒有那么嚴重。當然,如果以過去70年作為參照系,今天的挑戰和難題看起來就更嚴重一些。

   從邏輯上說,今天的民主政體是否整體上已經陷入危機,實際上取決于對三個問題的回答:第一,目前的挑戰是否足夠大?第二,西方國家的應戰能力是否足夠強?第三,這些應戰方法是否要突破現有民主政體的既有框架?實際上,只有當西方國家無法應付這些挑戰,或者應戰方法必須要突破現有民主政體的既有框架時,民主政體才真正處在了危機之中,或者面臨著難以維系自身的風險。

   正是為了尋求對這一問題的理解,筆者梳理了西方民主國家過去200年間所遭遇的三次危機。總體上,西方國家通過調整與調適,克服了這些危機,進而完成了民主政體的一次次進化。筆者將這三次變化稱為西方民主國家歷史上的三次大轉型。

   首先是階級政治的興起與西方民主政體的第一次大轉型。19世紀早期,美國和部分歐洲國家已經出現了不完全的民主政體。1828年,美國已經達到了塞繆爾·亨廷頓定義的民主政體標準,也就是半數以上的白人男子已擁有投票權。總體而言,當時的民主政體模型包括幾個基本特點:一是受限制的投票權;二是自由市場資本主義;三是最小國家模型。當時,只有比較富有的男性才擁有投票權,窮人和女人都沒有投票權。而接下來的主要挑戰,是階級政治開始興起,其中標志性的事件,就是1848年爆發的歐洲革命和同年出版的《共產黨宣言》。

   當時,這個不完全的民主政體就面臨著一個困境,它其實是一種結構性沖突。如果按照普通民眾的要求,投票權必須要擴展,要落實普選權,但投票權一旦擴展后,卡爾·馬克思提的問題就出現了:窮人會不會通過投票,掌握議會多數,最后顛覆資本主義的產權制度與市場制度呢?這就是一個非常現實的問題。所以,這里有著非常強的張力。由此,當時有很多政治上的保守力量是反對普選權的。如果回到一個半世紀之前,你會發現,這個問題就非常難解決。它是一個兩難,是一個結構性問題,而不是簡單的策略選擇問題。

   但實際上,現代民主政體通過第一次大轉型解決了這個難題。一方面,是投票權逐漸普及,這樣就迎來了完全民主政體的時代;另一方面,不同集團間實現了階級大妥協,這樣,完全民主政體的轉型并沒有威脅到財產制度與市場制度。這種階級大妥協,是一種關于再分配的政治平衡,窮人同意不再實施財產剝奪的政治主張,而富人則逐漸接受了所得稅和社會福利政策。這樣,就實現了民主政體條件下市場經濟和福利國家之間的平衡。

   與此相關的是,很多保守派擔心,只要普通人獲得了投票權,公共政策就會走向民粹化。但是,很多國家通過政黨政治,過濾了民意,實現了精英治理與大眾統治的平衡。拿英國來說,早期是更保守的托利黨和更自由的輝格黨,后來兩黨逐漸演變為保守黨和自由黨。但這兩個黨當時都是富人支持的黨。當投票權普及后,在整個政治光譜上,自由黨的左側又興起了一個新的大眾政黨——工黨。隨著工人力量的崛起,工黨又逐漸替代了自由黨。大約就在100年前的今天,英國實際上發生了政黨地震。具有悠久歷史、曾經影響力巨大的主要政黨——自由黨竟然徹底衰落了,工黨完成了崛起,并在政治上完全取代了自由黨。如果做一個比較,這樣一種政治巨變,跟今天英國或歐美國家正在經歷的政治變化相比,是更大還是更小呢?這種巨變恐怕還要更大一些。所以,歷史地看,投票權的普及以及隨后出現的階級大妥協,再加上福利國家的崛起與政黨政治的重構,構成了西方民主政體歷史上的第一次大轉型。

   其次是經濟不穩定、經濟危機與西方民主政體的第二次大轉型。到了20世紀的早期,西方民主政體的基本特點包括:一是完全民主的政體,民眾擁有了普選權,比如,英國到1928年也落實了所有男女公民的投票權;二是自由放任資本主義,就是亞當·斯密主張的那一套制度與政策;三是它處在經常的經濟周期與經濟波動之中,但一般來說,這種經濟波動并不是特別嚴重。

   然而,1929年西方世界出現了一次非常嚴重的經濟危機,史稱“經濟大蕭條”。這個經濟危機,今天其實有不同的解釋。比如,凱恩斯學派認為,這是由自由市場經濟導致的,但奧地利學派認為,這主要是政府干預不當導致的。但無論怎樣,當這場嚴重的經濟危機發生后,就引發了一個新的結構性沖突。當時的自由民主政體有一套古典教義,強調國家只能干很少的事情,最好實行自由放任政策,但經濟大蕭條中的普通民眾發現自己朝不保夕,無論是面對經濟下滑還是面對失業率上升,他們都遇到了很多實際的困難。于是,民眾就要求政府出來應付危機,這就變成一種政治訴求。所以,連美國的共和黨總統胡佛也不得不召集企業家開會,要求他們不要削減工人工資、不要縮減投資等。一個共和黨總統這樣做的背后,其實有著一整套政治邏輯。

   當時西方民主政體的主要張力是古典自由主義的國家方案還能不能延續。保守派對政府干預的這套做法可以說是深惡痛絕。當時美國發生的著名案例是,針對富蘭克林·羅斯福實施的一系列新政方案,有人把官司打到了美國聯邦最高法院,起訴羅斯福新政的多項立法違憲。在1935—1936年總共9個涉嫌違憲的官司中,最高法院竟然判決7項新政立法違憲。這意味著,如果聯邦最高法院不改變立場的話,羅斯福新政中的大量措施將會被廢除。可見,當時羅斯福新政,也就是政府干預的諸種做法,在美國社會遭到的抵抗是非常強的。

   總的來說,西方民主國家在這一過程中經歷的變遷,主要是自由放任型政府的終結與國家職能的轉向。從邏輯上說,當自由市場遇到一系列問題時,由于民主政治條件下民眾對政府干預的政治訴求,最終推動了干預型國家的興起。這實際上是西方民主政體應付經濟危機的新解決方案,它包括了需求管理、財政政策和貨幣政策等(這是經典的凱恩斯主義政策),以及政府管制和公共工程等(這代表了羅斯福新政的重要探索)。正是在這個過程中,美國這樣一個“右派國家”,或者說這個在所有西方國家中最靠近保守主義的國家,當遭遇嚴重經濟危機后,經由羅斯福新政,也不可避免地興起了一個干預型政府。到了20世紀60—70年代,隨著新古典自由主義的復興,盡管西方知識界出現了對干預型國家的大量反思,但干預型政府幾乎已經成了西方民主國家的一種標準樣板。這種模式轉型的背后,是西方民主政體對經濟危機、經濟不穩定所做的一種新的調整。這就是西方民主政體歷史上的第二次大轉型。

   再次是國家間戰爭與西方民主政體的第三次大轉型。從19世紀到20世紀上半葉,民主政體,國際維度的基本特點包括:一是以民族國家為單位的國際體系,國與國的關系是國際體系的核心;二是國家間沖突與國際體系的不穩定性,比如發生在20世紀上半葉的第一次世界大戰和第二次世界大戰;三是民主國家與威權國家共存的狀態,特別是有些威權國家的力量還很強大,比如,很多中歐的民主小國當年就處在這種強大的壓力之下。

   總體上,西方社會在這個方面付出的代價是巨大的,特別是兩次世界大戰。進一步說,甚至到了20世紀60年代,古巴導彈危機意味著嚴重的武裝沖突一觸即發的風險之中。西方民主國家面臨的結構性困境是,民主國家和威權國家將處于長期共存的局面,而這兩類國家又不可能進入總決戰的狀態。尤其,不同政體類型的國家都掌握核武器之后,這種決戰變得越來越不現實。那么,西方民主國家究竟應該怎么辦呢?

它們的第三次大轉型就發生在國際體系層面,其最后的調整與進化主要表現是:民主國家主導與創建了一整套國際規則和某種國際體系,可以稱為民主規則的國際化;它們發明了一個重要的國際協調機制,也就是從起初不成功的國聯到后來基本成功的聯合國;它們確立一系列的國際規則,包括保障各國領土完整以及力爭和平解決國際爭端等——實際上,在第二次世界大戰后美國主導的國際體系中,再也沒有哪一個國家可以通過戰勝別國而占領該國的領土;它們塑造了相對穩定的國際體系——無論是依靠霸權穩定,還是依靠軍事均勢;此外,民主國家之間還形成政治聯盟,比如北約就是一個典型,它的特殊作用在于能夠保護處在大型威權國家巨大壓力之下的小國,使得那些民主小國能夠生存。除了這些硬規則,主要發達民主國家還在國際體系中推行自由主義的經濟體制和以自由、民主、人權為核心的全球意識形態。總體上,第二次世界大戰之后,美國成了戰后國際規則和國際秩序的主要創建者。(點擊此處閱讀下一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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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責編:陳冬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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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來源:公眾號”想當國師的哲學家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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