陸鍵東:百年的人文中國 百年的陳寅恪

選擇字號:   本文共閱讀 851 次 更新時間:2019-10-08 00:18:52

進入專題: 陳寅恪  

陸鍵東  

前言

  

   (一)百年史跡演進的特點

   “百年名家”,百年不僅表示一個時間段,即已經過去了百年,所謂滄海桑田,前人說過“秦時明月漢時關”,江山依舊,人事已非。它還表示的是距離,今人看前人的距離。以二三十年為一代人計算,一百年,總相隔了三四代人,有許多東西開始看得清楚了。

   今天,我們要談論的百年人物是文化巨匠、歷史學家陳寅恪先生。這是一個有熱度、有溫暖感的歷史人物。所謂“熱度、溫暖感”,就是這樣一個古人,距離今天不是太遙遠(所謂隔世,就是這個意思),今天的人尚能感受到他的氣息與痕跡,總有一種摸得著、看得見的親切感。我發現文化與歷史對后世的影響,是有規律的。其他的不說,單說直接影響后世的,若以周期計,頭一個百年是它的輻射力最強的時期,僅舉幾個例子以證明這一點:

   其一是清朝咸豐、同治年間的太平天國運動。太平天國存世十數年就消失了,但二三十年后,洪秀全直接影響了孫中山,孫中山從小就具有造反的意識,相當部分來自洪秀全與太平天國。這不是一個偶然的個案,到了清朝末年,那些仇恨清朝腐朽統治、要推翻清朝的志士,基本上在太平天國那里獲得精神鼓勵與啟迪。歷史沒有結束,影響繼續。進入民國,太平天國一直被肯定。到了1949年后,對太平天國的歌頌達到高峰。此時離太平天國的時代也剛好相隔一百年。1980年以后,對太平天國的評價急劇直轉,甚至到了“斷崖式”跌落的地步。

   其二,是與太平天國處于同一時期,甚至可說是因太平天國而發家的人物曾國藩。曾的事跡人人會略知一些,但他對后世的影響則恐怕知者不多。曾國藩的影響,不是他撲滅了太平天國,參與制造了晚清回光返照的“同光中興”,而是他治世治家的思想,在他去世四十年后影響到中國歷史的進程。二十世紀最大的梟雄蔣介石,生平極服曾國藩,無論個人修身還是面對時局,身邊總帶有曾文正公的格言或著作。甚而在其后半生維系江河日下的統治時,曾國藩屢敗屢戰、堅不放棄的經歷,肯定給了他極大的精神支撐。無獨有偶,中共領袖毛澤東,在他早年佩服的歷史人物當中必有曾國藩一人。這是無須忌諱的。蔣與毛代表的是不同的政治理念,在歷史舞臺上作的是你死我活的斗爭,但難以想象,這兩個不凡的人物,他們某種人生的精神資源,竟是來自同一個相去未遠的歷史人物。

   再作進一步的分析,則更饒有意味:早年毛澤東崇拜曾國藩,有一個很少被論及的背景——在晚清,曾氏的事跡在全國傳揚,在湖南一省則達到了無以復加的程度,曾國藩幾為全湖南讀書人的偶像:第一,歷史上湖南從未進入過中國政治與文化的中心,曾國藩在剿滅太平天國的戰斗中,帶領著他的湖南團隊,千年來第一次將湖南帶到了中國政治舞臺的中心位置,極大地鼓舞了湖南的士氣,湖南沉積了歷代的文化能量,第一次獲得了驚人的凝聚。第二,曾國藩性格中隱忍、不屈的秉性,只要有一絲希望決不動搖的定力,可以說自明清以來為第一人。五百年來意志堅忍的人物為數不少,但能夠改寫歷史的,恐怕只有曾國藩一個。毛澤東是湖南人,其大半生的奮斗歷程,都有著近代湖南人倔強、不服輸的性格,幾乎可以看出六七十年前曾氏湖南團隊的影子(以毛所處時代計)。

   真正有啟迪意義的歷史,只有經過歲月的消磨,其本質才慢慢凸顯。曾國藩屢敗屢戰(按:此為曾氏團隊名言)、百折不撓的命運,似昭示著其身后近現代中國歷史演進的形態,折射出近現代中國百年間多次面臨“國破”顛覆之局忍辱負重的生存特點。

   歷史也是有血有肉的——正是這一點看出了人性,從來都是以輸贏來論潮流的。前述太平天國的影響,到了二十世紀八十年代后出現了斷崖式的落幕,但曾國藩的歷史意義,卻截然相反地出現了復活,曾氏的謀略等一時如出土文物,廣為傳播,甚至被譽為官箴寶典。表面上看,這是“三十年河東、三十年河西”的輪回(曾國藩1949年后被戴上“鎮壓農民起義”的帽子),但今天可以說這不是決定性的因素,最重要的原因,就是前述近代古老大國向現代國家轉型時的歷史氣質,在這個世紀末達到了最后的呈現——宏濟艱難,曲折前行,在痛苦中以積小勝而達至大勝。這實際是近一百五十年來新舊中國不甘滅亡、奮發向生的縮影與軌跡,幾乎囊括了一百五十年來中國每一歷史時期的重大史跡。曾國藩與太平天國最大的區別是,曾國藩贏了,他為他身后的中國留下了一種歷史精神——“歷百千艱阻而不挫屈”(梁啟超評語)。

   (二)陳寅恪身上的幾個重要符號

   有了前述的歷史背景,現在就可從容地回到今天的主題,對下面將要討論的歷史,有一個更寬廣的人文視野與“文化同情”。

   陳寅恪,祖籍江西義寧(義寧:二十世紀改名為“修水”),1890年出生于湖南長沙的官署,時距曾國藩去世已十八年。基于此,陳寅恪也可算是湖南人,湖南給陳寅恪的影響,恐怕要大于他的籍貫地江西。十二歲時,陳寅恪就跟隨兄長陳師曾東渡日本到東京巢鴨弘文學院留學。在此后長達二十多年里,陳寅恪往返于日本、中國、美國,以及歐洲等求學進修,其經歷之奇特,心志之曠達,人生目標之明確,在二十世紀前期的留學生中找不出第二例。也因為這些,人到中年,他在中國學術界就獲得了罕有的名聲。陳寅恪三十六歲時歸國,進入京師名校清華學校國學研究院,為四大導師之一。此后陳寅恪用了二十三年的時間,到1949年為止,以其在佛教史、佛經翻譯、西域史、蒙古史、古代語言學、魏晉南北朝史、隋唐史,以及中國古典文學等方面的研治和成果,奠定了著名歷史學家的地位。1949年,接近六十歲的陳寅恪,攜家帶口南下,開始了他的一生中極其重要的最后二十年。若沒有這最后二十年,陳寅恪作為一個時代的標志性人物是不完整的。

   從1949年到1969年整整二十年,陳寅恪是在廣州度過,他將最后二十年的人生留在了廣州,留在了嶺南。在這個歷史時段,“嶺南”的含義是多重的,有特指意味的,其中一義應包括嶺南大學。嶺南大學作為近現代中國聲名藉甚的老牌教會大學(創建于1888年),其溫情脈脈、純然世外桃源的特色,向為世所慕。陳寅恪大半生都在教會大學“乞食”(陳氏晚年有自嘲語云“乞食多門”),故此他在最后的人生階段,追隨以“優容雅量”見稱的嶺南大學校長陳序經,棲身于這座最后的貴族學校(嶺南大學屬最后一批處理的教會大學),是大有深意的,這一史實是可生發出多種興味的……

   1949年后,對于中國歷史來說是一個新局,也是一個風云翻飛、前所未有的變局。從國家的層面上說,這是大變局下必然的歷史之路,所以才有一些盛極一時的口號直抵人心,比如“只有砸爛舊世界,才能建設新世界”等。從個人層面上說,個人受到時代與現實的沖擊,足以改變個人的一生;政治斗爭直接左右了每一個人,人類一些社會屬性以及天性——形形色色的人性,在這種沖擊面前,展露無遺。

   到此,陳寅恪作為近現代人文中國一個重要的符號、一個標志性的人物,才算完備。結論已呼之欲出:陳寅恪的一生,以其堅忍、不屈、屢遭挫折的不幸遭遇,堅守其中國文化必將重放光華的信念,以生命相付托,以他的學術成果,以他的親身所感,以他的踐行,書寫了近現代中國人文學術在苦難的變局中堅定前行的一個典范。換言之,陳寅恪的典范,直接映射出百年人文學術歷史軌跡的一大特點:在困苦中堅守,不屈不撓,直以生死相搏,極具自信的色彩,也極具悲壯的色彩。

   在近現代中國學術史中,與陳寅恪同樣具有天賦才華的學者不在少數,研究著作多于陳寅恪的學者也可圈點出若干,但唯有一個陳寅恪,獲得了他所處時代學術界集體的敬佩與仰慕,因為,陳寅恪的經歷,陳寅恪的所感,陳寅恪的遭際,他們是這樣地熟悉,甚或他們也曾經多少經歷過,極具一種“了解之同情”。而在此基礎上陳寅恪百里挑一達到的學術高度及學術成就,足令他們極為欽佩;陳寅恪的品德與人格,照見古往今來,足以仰之彌高。面對如此人物,如此歷史,所有同調的同時代者都會極感親切,百感交集。

   這就是人生,這就是歷史。所有的堅忍與不屈,都帶著淚水,帶著悲壯,這是百年中國人文學術很鮮明的學術氣質,這也是陳寅恪學術人生很鮮明的歷史氣質,兩者可以互為闡釋。這樣的高度統一,百年來在中國學術界恐怕找不出第二例。

   百年中國學術的命途,與社會時潮的大背景高度吻合,故此,時代同樣決定了學術的面貌與氣質,歷史同樣決定了學術的前進方向、延伸軌跡。這是烙印,任何人都無法剝離的烙印。這也是人生的視野與學術的視野。當具有這種“人與時代”不可割裂的意識,以及這種“人與時代交織”的視野時,將使一個學者獲得與眾不同的高點。陳寅恪學術的一個重要特點,正是擁有這樣一個高屋建瓴的立足點。

  

陳寅恪歷史基因的眠食地

獨特的家世背景與家國情懷

   古往今來,一個文化巨匠含有極為豐富的人文內容,可以從不同的角度發見其內涵。陳寅恪正是這樣一個文化巨匠,在他身上可以體味出多種歷史意義與文化意義。走進陳寅恪的歷史世界,有許多切入口,今天就選取一個最傳統的角度去領略,也許會更接近歷史的真實,拉近與歷史的距離。

   中國傳統士人最大的特征,就是有家國情懷。“家國情懷”是一個很廣泛的概念,現在就借用陳寅恪研治歷史得心應手之法——以“家世、社會環境、個人因緣”這些要素,探尋影響其一生的家國情懷。

   首先,不能不說到湖南。陳寅恪的籍貫是江西義寧,但湖南才是陳寅恪歷史基因的眠食地,陳寅恪的家世背景與家國情懷,濃厚地折射出近世湖湘的歷史痕跡。

   道光三十年歲末(1850-1851),洪秀全等人在廣西金田村聚集眾徒,打響了反清的第一槍,自此,太平天國的軍勢席卷半個中國。咸豐三年(1853),時年二十三歲的陳寅恪祖父陳寶箴,在義寧家鄉協助組織鄉民抵御過境的太平軍,這一事件決定了陳寶箴的一生,他的起家、他的功業,除了還有科舉一途外,基本就靠與太平天國的斗爭展開。同治二年(1863),陳寶箴拜見曾國藩,曾氏引為上客,評價陳寶箴為“海內奇士”。自此,陳寶箴進入湖南省官紳階級,從此與湖南官紳集團結下不解之緣,影響其后半生,也影響陳寶箴一支的子孫二三代人。同治十一年(1872),陳寅恪之父陳三立二十歲,作為家屬隨同陳寶箴在湖南長沙安居,正式拉開他在湖南的人生帷幕,長達二十多年。

   光緒十六年(1890),陳寅恪在長沙出生,此時陳三立安居長沙已近二十年。從這個意義上說,陳三立已算大半個湖南人。更主要的是,陳三立一生的功業、一生的友朋關系,可算是從湖南開始。此時期的湖南,是一種怎樣的情形?

   光緒七年(1881),江西新建人夏獻云,在湖南長沙寫了一篇廣為傳頌、蕩氣回腸的記敘文《重修定王臺碑記》。定王臺是聞名遐邇的漢代古跡,是長沙兩千多年歷史的重要標志。這篇碑記劈頭第一句就說:“湖湘人尚氣節,風俗敦厚。雖鄉愚僻壤,談某也忠、某也孝,輒勃然色動。蓋其崇根本,漸摩成化久矣。而其千古不磨者,忠莫著于賈太傅,孝莫著于長沙定王,一宅一臺,巋然獨存。”結尾又說:“夫整綱飭紀,守土之責;明倫尚孝,風俗之良。不忍薄于其親,則必有忠愛其君者。……登斯臺也,其必有聞風興起于百世下者矣。是為記。”

全篇文章的主旨,就在第一段,即“湖湘人尚氣節,風俗敦厚,(點擊此處閱讀下一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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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責編:陳冬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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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來源:三聯學術通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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