伍國:重思1900年使館被圍及義和團

選擇字號:   本文共閱讀 3328 次 更新時間:2019-10-08 08:07:17

進入專題: 義和團   北京使館   伯希和  

伍國 (進入專欄)  

  

使館區被圍之前


   列強派兵護衛使館并非自義和團危機始。1898年夏天,董福祥率甘軍進京加強防衛,以面臨日益加劇的列強威脅。[1]1898年10月1日,以英國為首的各國公使就以9月30日北京前門天橋一帶的一起涉外治安案件為借口要求派兵護衛使館人員安全。10月7日這天,就有“英國水兵28人,德國水兵30人,俄國水兵30人,哥薩克兵30人進入北京。”隨后,意大利,日本,法國,奧地利,美國跟進。到11月,以上八國駐京的軍隊人數(含士兵,軍官,軍樂隊)總數達到276人。這只實際帶有“政治性質”的軍隊一來,各國公使立即要求將對他們不友善的董福祥所率甘軍逐出北京。[2]法國漢學家伯希和(Paul Pelliot)的筆記則認為,是董福祥軍隊的出現導致聯軍進北京護衛使館。[3]

  

   義和團危機爆發以后,各國再次派兵護衛使館,并違反清政府規定的人數限制。到1900年5月底和6月初,八國共有420名士兵和軍官乘火車抵達北京。[4]被清政府視為北京門戶的大沽炮臺在6月17日被聯軍攻破,是中外沖突的一個重要轉折點,直接導致了清政府從10日起主管總理衙門的端王在19日以外交照會宣布,以“拳會紛起”為由,限全體使館人員在24小時內離開北京赴天津。在交涉過程中又發生了德國公使克林德被害事件,此為第二大轉折。事實上,在克林德被害之前,使團仍在重重疑慮中思考按照清廷的19日的要求在24小時內離開北京的可能性(1899年毓賢在山西以邀請搬遷為名誘殺44名傳教士及眷屬是個極好的教訓),而克林德遇害促使他們徹底認識到,離開使館區意味著生命危險,只能留下等待救援。

  

   英國公使竇納樂(Sir Claude MacDonald)日記中承認,6月20日之前使館區已經加砌了簡易的街壘,但正是克林德之死促使外交使團認識到他們面對的真正對手已經不是一般的民間迷信團體,而是有組織的政府武裝,因而從6月20日開始,使館區的防衛開始認真地進行了。[5]這一天也成為“北京之圍”(the Siege of Peking)的正式起點,直至8月14日解圍。

  

使館區內的防務

  

   堅守開始后,約一百名外籍婦女和兒童被集中送進建有防御工事的英國使館,另外還有六百多名中國人基督徒和使館雇傭的傭人,其中一半也是婦女兒童。[6]一個被困的,后來以普迪南姆·威爾署名出書的英國人解釋了原因:英國公使館四面被其他領館和防御工事包圍和防護,處于最為有利的位置。[7]在英國使館內,人們被組織起來:每個使團,傳教士團體以及總稅務司派出代表組成了一個“公共慰安委員會”(Committee of Public Comfort);其下又設立若干次級委員會,如美國衛理公會傳教士領導的“要塞委員會”(Fortification Committee), 一個“食品供應委員會”(Food Supply Committee),一個負責管理被困區域內五口水井,每天測量水深,管制用水的“供水委員會”(Water Committee),以及另一名美國傳教士領導的“本地勞工委員會”(Native Labor Committee)。在最初幾天的混亂后,各個委員會各司其職,就連壞了的手表和皮靴都能得到免費的修補。[8]一名醫術精湛的德國軍醫廣受歡迎,被好幾種語言呼叫。[9]“食品委員會”里的日本上校柴五郎甚至從攻城的清軍士兵手里收購藏在袖中偷帶而來的雞蛋,而這些雞蛋被分發到使館區內臨時醫院的婦幼手中。[10]不僅如此,“食品委員會”還搶劫了防線內的已無人看守中國店鋪,搶走了約200噸(8000蒲仕耳)小麥,幾噸大米,大量肉類,卷煙和酒。[11]

  

   這支四百多人的多國使館衛隊武器并不精良,除了人手一支步槍外,只有三挺機槍分別為美國人,英國人,奧地利人持有,唯一的炮是意大利手上只有120發一磅重炮彈的山炮。[12]他們負責保護使館區內的4000余人,其中前來避難的中國基督徒有約3000人(按周錫瑞的研究,正式登記參與圍攻的拳民人數為30,000人),外國人中非軍事人員473人。[13]在一名英國人的觀察中,被困的法國和意大利神父經常撂挑子,袖手旁觀,把工作推給更為“精力旺盛”的盎格魯撒克遜人。[14]

  

   竇納樂的記載中多次提到為他們提供情報服務的中國探子。在使館區內的中國人通常被組織起來修筑工事,一名日軍陸軍上校建立了一支約20人的大刀長矛巡邏隊。[15]中國教民成為不可替代的勞動力。很多幸存的外國人后來承認,如果沒有中國人的協助,整個使館區是無法防御的。[16]伯希和的記錄則提到毛瑟槍和從被衛隊擊敗的義和團手里繳獲槍和子彈。

  

   竇納樂7月19日至20日兩天的筆記中記錄了也在使館區內的法國漢學家,時年22歲的伯希和不小心誤入清軍防區,被當場逮捕之事。竇納樂記述說,伯希和被帶進了一座官衙,但并未受到虐待,該官員只是詢問了使館方的兵力,損失等,而伯希和則敷衍對答,最后被榮祿手下士兵穿過清軍士兵和義和團民的街道,禮送回到使館。[17]事實上,7月17日,使館和清政府之間實現了一次停火。按當時和伯希和在一起的西人的追憶,伯希和主動和中國人握手,并被帶走。不久后,一個中國士兵帶回伯希和的手信,聲稱自己正和榮祿一起喝茶吃水果。伯希和被護送回來以后,告訴同僚他去見榮祿“多少是自己要求的。”[18]

  

   1900年3月15日,即將年滿22歲的年輕法國漢學家伯希和經越南從香港乘船抵達上海。一路拜會法國在華外交界宗教界要人后,伯希和于當月29日到達北京。他可能沒有想到,自己會意外地成為一個保衛被圍攻的使館區的志愿者。從5月開始,伯希和開始密切關注義和團騷亂,在他的記載中,從6月5日開始,使館區開始自行組織,從天主教南堂救人。此時的伯希和,還全然不知道后來他的命運與之緊密相連的敦煌藏經洞——洞是道士王圓箓在這年5月26日偶然發現的。6月20日后,伯希和零散的記載中充滿關于縱火的記錄和自己英勇的戰斗,并寫道,公使們在6月24日開會,要求意大利人把他們的用于打擊縱火者的大炮拿出來公用。

  

   在伯希和的筆下,使館衛隊和志愿者不僅進行防御,還從中國軍隊手中搶奪城墻要地,工事和大炮。到7月8日,伯希和發現,圍攻使館的都是董福祥的軍隊,他們和義和團已經爆發內訌,義和團離開,而董福祥軍隊又雇傭苦力來縱火和投擲汽油彈。通過審訊俘虜,伯希和等人發現,清軍正規軍士兵根本瞧不起義和團,而且嘲笑他們:“你們不是刀槍不入嘛。”伯希和也親眼看見了揮舞大旗,手舞足蹈,毫無畏懼地沖鋒的義和團民。

  

   其實,義和團民真正面對洋槍洋炮的時候,不僅難以抵御,還會產生強烈的恐懼感。汪康年記錄了一起被八國聯軍擊潰的義和團“殘匪”在京郊西山一個村莊里勒索富戶錢款的故事。富戶被人告知告官無用,不如直接告洋人,結果洋人派一小隊士兵圍住義和團駐扎的寺廟,槍聲一響,團民“乃驚起,倉皇出御,盡被殺。”[19]早在圍攻西什庫教堂的時候,觀者就發現“拳(民)實不敢前,嘩噪而已”。[20]在這種看起來咋咋呼呼,實則“恐洋”的心態下,義和團甚至把洋人的能力謠傳得“比實際存在的還要神”,內心并存著對“西洋科技的崇拜與恐懼”。[21]伯希和在寫給母親的信中甚至自信地宣稱:“歐洲的步槍是令中國人望而卻步,膽戰心驚的。”[22]

  

圍繞使館區的角力

  

   盡管清廷在6月21日下了一個屢遭后世嘲笑的“宣戰詔書”,列強似乎并沒有把這份文書當回事。6月24日,英國駐廣州領事司各特(C. Scott)致電英國外相索爾茲伯里侯爵(Marquis of Salisbury),報告說法俄兩國已達成共識:由于清軍的行動不是依照政府命令,只是被義和團裹挾,因此法俄兩國并不認為列強和中國處于正式的戰爭狀態。[23]司各特一度懷疑慈禧已經失勢,后來又把慈禧可能召李鴻章入宮奏對看作“有利的跡象”[24],可見慈禧一直給外界一種親西方的印象。普迪南姆·威爾則相信6月25日的一次停火是榮祿在執行慈禧太后的命令。[25]

  

   在列強霧里看花的揣測中,也有人看出慈禧對義和團有一定的“同情”,但一直寄希望于她最終出面擺平。事實上,正是這種看似超然的立場和難以捉摸的神秘性,更有利于慈禧根據形勢調整自己的對外姿態。

  

   據清末筆記《春冰室野乘》,董福祥的甘軍攻擊使館區久攻不下,朝廷召武衛軍以開花炮隊協助。負責開炮的分統張懷芝在大炮架好之后向上級榮祿請示,提醒說炮一發出去,使館頃刻就成齏粉,攻下不是問題,怕將來難交涉。榮祿在張懷芝的堅持下只得說:“橫豎炮聲一出,里邊總是聽得見的。”張懷芝知道榮祿已經批準“假打”的建議,回到城墻上的炮位,命重新校正,最終對著空地射擊一晝夜,不久就接到了停止攻擊的命令。[26]當然,竇納樂并不知道其中的貓膩。

  

   6月24日,清軍的一門的克虜伯大炮已經架在了前門上,炮彈打進了英國使館內。[27]伯希和6月29日的記錄提到了炮彈掉進公使館。根據竇納樂的筆記,清軍在7月2日使用克虜伯大炮對使館區進行炮擊。他說,只有一兩炮命中目標,大多數則都打得太高(the majority, however, were going too high)。[28]同一天的伯希和筆記也提到了同樣的情景。他寫道:“……所有的炮聲都在空中散去,一點也沒有打倒我們這里。”[29]7月5日,法國公使飯廳被70毫米口徑克虜伯大炮炮彈擊毀。7月13日(星期五)這天,清軍再次開炮,炮彈包括普通彈和開花彈(shrapnel shell)兩種。在竇納樂的記載中,炮擊引起了房屋著火。當天傍晚,清軍又試圖以挖地道埋雷的方式攻入使館。地雷戰炸死了兩名法國水兵,墜落的石塊砸傷了法國籍艦長,但清軍方面因為沒有準確估計地雷爆炸的威力反而被炸死30人。[30]在伯希和會見榮祿的的幾天中的7月21日,上海電報局接到美國駐華公使康格(Edwin Hurd Conger)發自使館區的電報,聲稱英國使館遭到清軍炮擊,“急須來兵解圍。”[31]

  

以使館衛隊裝備和人數的劣勢,而清軍人數眾多,居高臨下,又擁有大口徑重炮等情況看,熟知高層內情的惲毓鼎所言不虛:“榮相實左右之。隆隆者,皆空炮也。且陰致粟米瓜果,為他日議和地也。”[32]并非是西方人想象的他們真的組織了有效的防御,只是清廷沒有真的痛下殺手而已。清廷高層實際上一直是為最終處理危機留有后手,即呂思勉在講義中說的“有因令緩攻者,故未下。”[33]郭廷以則指,“由于榮祿的暗中庇護,慈禧心情變幻無常,時而猛攻,時而停止,時而談判,時而饋贈食物。(點擊此處閱讀下一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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