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軍:中國社會學的得失及其反思

選擇字號:   本文共閱讀 234 次 更新時間:2019-10-08 21:35:48

進入專題: 社會學  

文軍 (進入專欄)  

  

   任何一門學科的產生和發展,都是為滿足現實的認知需要,回應時代所提出的問題。中國社會學的恢復與重建,既是改革開放的產物,也是持續改革和社會發展的重要推動力。回顧中國社會學恢復重建的40年,總的來說它是一個逐步進行知識積累和發展進步的過程,其不僅在知識體系上基本形成了比較完整的學科體系和較為規范的研究范式,初步具備了與西方社會學進行學術對話的能力,而且在實踐上也基本具備了能夠回應當代中國改革開放中出現的新問題、新挑戰的能力,為中國社會建設作出了貢獻。因此,立足中國改革開放40年來的社會發展實踐,反思當代中國社會學的學科建設與學術研究,對于構建中國特色社會學學術體系,增加理論自覺和學科自主性具有十分重要的意義。

  

一、中國社會學的“得”

  

   隨著中國改革開放的深入推進,中國社會學在許多研究領域都取得了不少成就, 產生了一些重要影響。對此,我們大體上可以從外部和內部兩個方面來概括。

  

   (一)就社會學學科的外部影響而言,中國社會學的所“得”主要體現在以下這幾個方面:

  

   1.在中國人文社會科學知識領域,社會學的學科和學術影響力日益提升。雖然相對于同為社會科學的經濟學和政治學而言,社會學無論是在專業從業人數、學術刊物、課題資助還是在各類人才計劃、優秀成果評獎等方面,一直都處于相對弱勢的地位,與傳統的人文學科相比更是如此。但隨著十六屆六中全會中共中央作出有關和諧社會建設的重要決議之后,隨著社會建設的深入推進,社會學的整個學科和學術影響力明顯上升,無論是在學術共同體內部還是在整個社會公眾中,其受關注的程度都有顯著提高。

  

   2.在世界社會學舞臺,中國社會學者日趨活躍,中國社會學的學術地位也在不斷提高。當今越來越多的中國社會學者活躍在世界學術舞臺,參與各種國際性的社會學會議,英文論文的發表數量正在快速增加。比如,如果我們在谷歌的英語語料庫中檢索,會發現當代華人社會學者的國際影響力在不斷上升,在高頻次論文引用中,無論是學者數量還是研究成果本身,中國社會學者入選的比例都在大幅度提升,這說明中國社會學在世界學術舞臺的話語和學術影響力正在不斷上升。

  

   3.對社會公眾、實踐部門的影響力也在日益擴大,全社會對社會學的學科和學術研究認知有了明顯提升。隨著改革開放和社會建設的深入推進,中國社會學在本土的社會建設實踐中發揮的作用和產生的影響也越來越大,社會學知識正在邁向社會大眾的日常生活,進入到實踐決策部門,并被越來越多的普通群眾和實踐部門認知、了解和接納,社會學學科的應用性和實踐性得到了進一步加強。

  

   (二)就社會學內部的自身發展而言,中國社會學的所“得”主要體現在以下這幾個方面:

  

   1.中國社會學無論在理論研究還是應用研究方面,其學術水平和研究成果都有較大程度的提高。以“中國知網”收錄的主題詞為“社會學”的論文為例(搜索時間為2019年4月9日),1979年僅有44篇文獻,爾后逐步上升到2009年1585篇的頂峰,最近10年每一年仍然保持1000篇以上的發表數量(2018年為1092篇),社會學理論和應用研究的成果數量有了飛速增長。與此同時,在CSSCI期刊上發表的社會學論文,也從1998年開始的161篇上升到了2018年的456篇,研究質量也有所提高。在理論研究方面,中國社會學也正在突破恢復重建初期對西方社會學理論的翻譯介紹和簡單移植,立足于中國本土實踐的理論建構和學術自覺正在不斷加強。

  

   2.中國社會學的規范化、制度化建設越來越走向成熟,學會組織、學科和學術評價體系逐步建立。中國社會學恢復重建40年,在較短時間內基本上完成了費孝通先生當年所提出的社會學學科建設的“五臟六腑”。不僅如此,中國社會學在學會組織建設、學科知識體系和學術評價體系建設等方面也作了大量的有益探索,社會學的學會組織化建設越來越規范健全,知識體系和學術評價體系建設也在不斷加強。可以說,中國社會學組織化、規范化、制度化建設越來越走向了成熟。

  

   3.中國社會學研究內容日趨豐富,研究領域不斷細化,分支學科越來越多,社會學研究領域的共同體建設卓有成效。隨著中國社會學研究領域的不斷細化,有組織、成規模的社會學分支學科和研究方向越來越多,中國社會學研究的內容也越來越豐富,尤其在社會建設與民生研究、構建和諧社會、社會治理創新等三大研究領域最為突出。與此同時,社會學內部的共同體建設富有成效。比如,中國社會學立足于中國基本國情,滿足社會經濟發展的需要,建立起了若干主干學科及分支學科等社會學學科體系,逐步形成了具有中國特色的社會學學科和知識體系,目前,中國社會學學科類別已經發展出了理論社會學、應用社會學、人類學、人口學、民俗學、社會工作、社會管理與社會政策等七大學科方向,學科邊界和范疇正在不斷拓展。

  

   4.與其他學科的交流日益增加,社會學的學科滲透力在不斷增強。隨著學科間互動性的增加、社會學學科和學術影響力的提升,社會學對其他人文社會科學甚至自然科學的滲透也在不斷加快,與社會學交叉形成的各種跨學科的分支學科日益增多,社會學越來越受到其他學科的青睞,并成為跨學科領域備受關注和歡迎的合作學科之一。如果以“社會學”為主題詞在中國知網進行檢索,從研究層次的分布結果來看,發現除了對社會科學本身產生影響以外,社會學對自然科學等也有一定的影響,其滲透率約為10%。

  

二、中國社會學的“失”

  

   中國社會學恢復重建初始,其在學科發展和研究定位上就帶有某種殘缺,其中最為突出一點就是在重建之初具有較為濃厚的政治化取向和對經驗研究及其功效的刻意追求。學科發展的自主性不強,研究方法的拓展有限,學術共同體的“集體意識”和主動作為的行動意識都有待提升。具體來說,我認為中國社會學恢復重建40年的所“失”主要體現在以下幾個方面:

  

   1.中國社會學的理論研究與經驗研究嚴重不成比例,理論自覺和學術自信心亟待提升。比如,如果分別以“社會學理論”和“社會學”為主題在“中國知網”上搜索歷年發表的論文,“社會學理論”論文通常不到全部“社會學”發表論文的3%。中國社會學在恢復重建很長一段時間內都表現出了較為明顯的重“應用社會學”輕“理論社會學”的現象,大量沒有理論支撐的所謂經驗研究、應用研究帶來表面繁榮而背后卻潛伏著深刻的危機,其結果勢必造成所謂的經驗研究、應用研究大多只停留在簡單運用社會調查統計技術進行描述性分析和事實性陳述之上,因缺乏理論觀照而無法在學術思想上得以提升。

  

   2.整體而言,中國社會學主動引導和建構社會的能力有限,在很大程度上更多的只是充當一個“解釋者”而不是“立法者”的角色。社會學的重要功能不僅體現在對各種社會現象的客觀分析,更體現在對良性社會的主動引導和積極建構之上。而要做到這一點,社會學者就不能僅僅充當一個既有社會的“解釋者”,對現存社會結構和秩序采取無批判的肯定,相反,應該時刻抱有反思與批評者的立場,主動作為,充當社會的“立法者”而去引領社會進步和良性發展。

  

   3.中國社會學的研究方法還相對陳舊和單一,許多新方法的運用還比較欠缺。與發達國家日新月異且多樣化的社會學研究方法相比,中國社會學的研究方法,無論是質性研究還是量化研究,都存在不少的差距。目前許多大學對研究方法的教學仍然停留在社會學恢復重建之初的傳統方法范疇,沒有充分關注到跨學科研究領域和新方法在社會學中的應用,大數據、網絡技術、空間建模等研究方法層面的宏大視野不足,高級模型、復雜性方法的學習和研究運用較為欠缺。

  

   4.中國社會學聯合攻關、協同作戰的“集體意識”和“集體行動”還相對不足,在不同研究領域推動形成具有不同中國特色的各種“學派”或“理論”任務艱巨。中國社會學恢復重建40年了,但許多研究仍然缺乏共享的學術問題意識,單打獨斗比較多,學術共同體的集體意識和集體行動不足,不僅導致集體攻關的重大項目和重大標志性成果難以產生,而且也會最終導致在不同研究領域很難形成具有中國本土特色的“學派”或“理論流派”。

  

   5.與世界社會學展開對話與溝通的能力有限,學術視野還需要大幅度提升。對中國社會學發展而言,不僅需要我們跳出對西方學術話語保持長期依賴的“慣習”,更要立足于中國本土實踐,將各種具有中國特色的社會與生活概念提煉出來并加以推廣,使之成為全世界學術界能夠普遍讀懂、理解并逐步接受的學術概念和理論思想。因此,中國社會學的本土化與全球化建設都非常重要。只有讓全世界先讀懂了中國,同時具備與世界社會學同行溝通的能力,才能在平等的基礎上開展全球性的學術對話,而這個過程對中國社會學而言,仍然還需要很長一段時間。

  

三、處于十字路口的中國社會學及其出路

  

   中國社會學恢復和重建的40年與當代中國改革開放的步伐是基本一致的。今天,我們仍然處在一個加速變遷的社會發展階段。隨著中國新時代的來臨,中國社會學者所經歷的社會變革也是前所未有的。正如英國社會學家吉登斯所說:“如果要試圖理解并鞏固這種社會變革,對主流社會學理論與觀念就不能不進行徹底反思”。今天的中國社會學正處于十字路口,其所處的生存條件和社會狀況依然存在很多限制性因素,需要不斷進行反思。

  

   比如,隨著跨學科研究的興起、新興學科與方法的影響越來越大,在自身理論與方法沒有新突破的前提下,中國社會學如何去應對學科整體的知識困境與轉型?尤其是作為后發性學科,中國社會學如何才能立足本土實踐,既可以回應世界范圍內后現代、全球化的挑戰,又可以回應當下中國快速變化的各種社會事實,以滿足社會大眾的知識需要和知識期待?可以說,今天的中國社會學者實際上陷入了難以抉擇的雙重約束之中:一方面,為了保持自己專業的純潔性和獨有性,不得不承傳自己所謂的專業知識,從而可能陷入只是簡單機械地套用學究性常識來代替日常性常識的誤區之中;另一方面,如果拋棄過去所謂的專業知識,又可能失去學術傳統所賦予的知識工具和話語方式,從而可能成為只能依靠自我啟迪的業余社會學家。

  

在這種狀況下,處于十字路口的中國社會學,我認為要特別警惕的是其研究“走樣”:(1)形式化:研究樣式過于依賴西方所謂的“規范化”、“標準化”,導致研究形式和結構單一,學術論文寫作淪為新的八股文;(2)數據化:研究過程中過于強調研究技術的介入,(點擊此處閱讀下一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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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責編:lime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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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來源:《中國社會科學評價》2019年第3期P37—P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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