羅志田:把天下的取向嵌入國家:民初“好人政府”的嘗試

選擇字號:   本文共閱讀 262 次 更新時間:2019-10-08 21:40:09

進入專題: 好人政府   無政府主義   賢能政治  

羅志田 (進入專欄)  

  

   內容提要:1922年,胡適等精英讀書人曾提出“好政府主義”,不久更出現了一個為時短暫的“好人政府”。這個看似插曲的歷史現象有著深層次的歷史文化因緣。好人政府背后的“賢人政治”,大體是一個適應天下時代的傳統理念;好政府主義強調政府應積極作為,又更適應現代的國家時代;而時人面對的北京政府,恰是一個具有現代形式卻又延續傳統小政府理念的政權。這些因素交織在一起,形成多重的緊張。那是一個政治倫理轉換的時代,新舊政治倫理的糾結容易使人感覺無所適從,卻也留下更寬的嘗試空間。把一個天下的政治模式嵌入現代國家,又要讓一個不思作為的現代政府積極起來,這些充滿張力的取向如何關聯互動,是一個需要重新講述的故事。

  

   關鍵詞:天下;國家;賢能政治;好人政府;好政府主義;無政府主義

  

   1922年5月,蔡元培等人發表胡適起草的《我們的政治主張》(以下多簡作《主張》),提出“好政府”的主張,批評“國中優秀分子”不肯“加入政治運動”;因為“好人籠著手”,導致“惡人背著走”,所以想要實行過去的“賢能政治”,以實現一個“好人政府”。同年9月,以王寵惠為總理的新內閣組成,十位閣員中一人是前清舉人,八人是留學生,學歷最差的內務總長孫丹林也曾進過清末的山東大學,因此被譽為“好人政府”。但這個好人內閣不過曇花一現,僅維持了兩個多月就被迫結束了。

  

   過去多從軍閥干政角度認識和表述“好人政府”的失敗,這的確是一個重要因素,卻只是一個表層因素,其后有更深層次的歷史文化因緣。好人政府背后的“賢人政治”,大體是一個適應天下時代的理念,用在后天下的現代民族國家里,就有很多格格不入之處;同時好政府主義又主張政府應積極作為,這更適應現代的國家時代,與傳統的小政府理念背道而馳。兩個實存緊張的取向結合在一起,頗具詭論意味。時人面對的北京政府,恰是一個具有現代形式卻又延續傳統理念的政府,這些因素交織在一起,形成多重的緊張。一面要把一個天下的政治模式嵌入現代國家,同時又要讓一個不思作為的現代政府積極起來。這個最終未能成功的嘗試進程,就是本文要述說和探討的。

  

一、“好人政府”的語境

  

   如康有為在民初所說,“中國向者非國,而曰天下也。故其立國之法,與今大異”。不僅如此,在“天下一統”時代和“列國競爭”時代,國家的“治法”也完全相反。被確立為經典的《大學》對治國和平天下做出了明顯的區分:天下言平不言治,本無所謂治法。故康有為的立言是有分寸的,他泛說天下時便言“立國之法”,說“天下一統之國”時方言治法。雖回溯及傳統,仍更多立足于現代。

  

   據陳志讓更“現代”的表述,傳統中國政治是以“有道無道”作為判斷的標準,而現代政治的標準是“合法違法”,兩者的沖突幾乎是不可調和的。在實際沖突發生的時候,衛道的人要衛道,護法的人要護法,解決的方式也是完全對立的。最具詭論意味的是,兩者的社會構成卻又是一致的,即他所謂“軍—紳集團”。由于“護法和衛道”都靠同一批人,“幾乎等于派罪犯當警察”。話說得有些得罪人,但至少以前中國的士大夫,一向就是一身而兼運動員和裁判的。

  

   這一切都與“天下”的轉化相關。近代中國一個根本的變化,就是“天下”的崩散及其多重演變——向外轉化成了“世界”與“中國”,向內轉化成了“國家”和“社會”。其間有著剪不斷理還亂的關聯,讓人無所適從又不得不有所抉擇(詳另文)。這樣的轉化,正如陳先生所謂道與法的緊張,揭示了近代中國一個重要的變化,就是王國維所說的“道出于二”。且中西兩個“道”的沖突和攻守之勢(西強中弱)是明顯的,陳先生所說的“法”,其實就是西來的“道”。

  

   與天下的消逝相伴隨的,不僅是一系列新觀念的到來,也導致相當一些既存基本名相的重估,當然更有力的沖擊和影響還是來自新名相。如民初不少讀書人總在思考“國家”和“社會”,又總找不到一個妥帖的安排。用張東蓀的話說,時人最關注的問題是,到底是“借社會之力驅迫國家使即于善良”,還是“率國家之力強制社會使得為改革”。簡言之,是“以社會促進國家”還是“以國家改造社會”,兩個選項一直處于競爭之中。

  

   其實國家與社會的緊張是后天下時代的思考,如果在天下時代,雖也有廟堂和江湖之分,其間卻沒有這么強的緊張。至少對以天下為己任的讀書人來說,化民成俗和參與實際的治理,都是他們“澄清天下”責任的一部分;出入于廟堂和江湖之間,不過是一種常規的身份轉換而已。后來的研究者(包括我自己)在探討民初人思慮時,常把國家和社會當作既成的范疇。而在五四前后,今人所說的“國家”與“社會”自身也還在形成之中,尚未定型。有些人即使口中說著“國家”和“社會”,心里想的未必是名相定型后的意思,反可能是以新名相表述天下時代的思想。

  

   尤其中國的近代本處在一個過渡時代 ,而過渡時代的一個典型特征,就是從國有共是向國無共是轉移。中國早期的政治主張,希望達到“一國皆曰可”然后行的目標(《孟子·梁惠王下》),大致即一種國有共是的狀態。如杜亞泉所說,“國是之本義”,即“全國之人皆以為是”。不過以前的“國”在天下之中,后來的“國”則從天下轉化而來。然而一國皆曰可的情懷卻長期延續,唯早期的可與否更多是針對人(尤其是人的好壞),民初已逐漸從人轉向事,更多指向今人所謂政策了。

  

   這樣的國有共是,也就是一般所說的賢能政治。古代對“一國皆曰可”的追求,非常像西方的民主政治,更適合于小國寡民的狀態。自秦漢大一統后,選賢與能的制度從察舉到科舉,逐漸落實為以考試的方式選拔人才,與最初的立意已有根本的不同。這類針對大一統的對應方略,一步步疏離于,甚或可以說放棄了,對一國皆曰可的追求,但又大體帶有類似的遺風——國有共是的基礎,即大家以經典為核心,尊奉以經典為標識的道。賢能的標準都建立在這個基礎之上,所以重視立身行道,遵循“君子不器”的取向。明清以八股為考試方式并未改變唐宋的基本立意,即士人須讀經。堅持科舉考試內容要體現“君子不器”的精神,也是一個最明顯的例證。簡言之,大一統時代選拔人才的機制固然有很多轉變,仍大體維持了選賢與能的基本立意。

  

   不過,以科舉考試選賢與能的方式,在近代受到富國強兵取向的強力沖擊。所謂賢能,其實是兩種類型的人才。從晚清開始,隨著富國強兵取向的確立,出現一個日益顯著的傾向,就是能重于賢。重事功的保舉與考試并行,使“君子不器”的精神逐步淡出,而更看重那些似能而非能者,甚至選出不賢之能(如盛宣懷按舊標準就很難說賢)。這當然有個過程,其中清流的輔政被認為失敗(且多少帶有讀《孝經》以退黃巾的味道),是一個不小的轉折。因為清流本是清議的社會基礎,清流退則清議也式微,濁流起而濁議占上風。標先于本,導致器重于道。后來科舉代而受過,傳統的選賢與能體制也大受詬病,清濁二流的勢易,不能不是一大因素。

  

   盡管如此,隨著清末內憂外患日趨嚴重,“人才”成為新政中一個關鍵詞,一些人開始反省賢能政治的問題,大體是在以革政阻止革命的思路中進行。一方面,清末國勢不佳又看不到明顯出路,是很多人的共同心態。那時的賢能政治思想,頗帶幾分聞鼙鼓而思良將的意味,其所指的賢人數量是相當少的。另一方面,晚清的賢人思路又多少與所謂中間階級之說有些關聯,更與議院、諮議局等新生事物直接相關。簡言之,此時的賢能政治已展現出一些西式的新樣貌,卻不一定那么“現代”,仍有“自說自話”的一面(詳另文)。

  

   到民國初年,中國進入一個“國無共是”的典型時代,新思潮此起彼伏,各勢力犬牙交錯。五四新文化運動在思想層面推進了這樣的時代特色,柳克述觀察到,中國“自從‘五四運動’而后,思想界得一空前的解放,因而遂有新潮與禮教之爭、科學與玄學之爭、社會主義與非社會主義之爭、好人政府與全民革命之爭等等,接二連三的發生起來了”。他那意思,“好人政府”與全民革命形成對峙,也是當時思想解放的產物。不過至少就“好人政府”而言,賢能政治在中國有著長久的傳統,出現這樣的嘗試,應也淵源有自。

  

   五四后的北京政治,正值文人徐世昌任總統,似乎正處于一個轉變的臨界點。不僅政治逼迫學者出頭,許多既存勢力也在主動試探機會的有無,探索改組或重組,但都不甚成功。其中一個重要原因,或許就在于國無共是。大家沒有共同立腳點,不能不各說各話,很難形成相互讓步的妥協局面。張東蓀就注意到那時想要“湊合各種勢力而成一個大勢力”的嘗試,不過他“細細地察看中國現在的國情,覺得調和現在各種勢力的艱難,和創造大革命的艱難是相等的”。

  

   所謂“現在的國情”,首先就是時人面對著一個既沒有正式憲法也沒有穩定議會的共和國(有時還有對立的南北兩個中央政府,盡管列強僅承認北京政府)。這個事實會在很大程度上影響到讀書人對政府的態度。盡管在康有為看來,中國“共和與否”對各國關系不大,外國關注的主要是中國在“國治完整,生計富足,兵力精強”方面有什么樣的變化。唯在“列國競爭”激烈的時代,“兵力精強”是一個不可或缺的要項,是否“生計富足”可能也是中外都關注的,而怎樣才算得上“國治完整”,可能就是一個有爭議的問題了。

  

   對“共和”寄予厚望的很多中國讀書人 ,希望政府至少能做到嚴復提出的“對外能強”而“對內能治”。而一些要求更高的人,恐怕會認為沒有憲法、沒有國會的國治就不夠“完整”。且還有更深層次的問題,如以《臨時約法》暫代憲法,即因其不完整,那些“沒有詳細規定的事,仍然而且不可避免地用‘有道’‘無道’來判斷”,亦即法律要靠“道德來保護”。

  

   守法是新要求,反須遵循衛道的舊軌,這樣的詭論性現象使何為“國治完整”更難達成共識,也揭示出過渡時代的一個重要面相,即政治模式的轉變先于政治倫理的轉變。晚清的立憲已是如此,民初的共和又更明顯——用時人的話說,政治形式的轉變已從政體到國體,似更具根本性。其實對多數人而言,前者的挑戰已夠徹底。直到很晚,說一般中國人尚不到實行憲政的程度,仍是流行的話。而那些實際不欲推行憲政的政府,也都以人民程度不足為延后推行憲政的理由。

  

   如果說憲政是較高的要求,上引嚴復概括的“外強內治”,則既是近代中國政府最起碼的任務,也是一個與前不同的時代新要求。在大一統時代,由于較長時間里實現了廣土眾民的一統,需要外抗強敵的時候相對少,凝聚動員的內需也相應減弱。而身處列國競爭之中,就兩皆成為必須了。

  

無論如何,尋求富強意味著政府要遠比過去更加積極作為。政府作為究竟應積極到什么程度,成為民初嘗試共和期間朝野共同面對而又特別缺乏共識的大問題。伴隨著國無共是狀態從晚清到民初的延續,以天下為己任的讀書人也時常想起選賢與能的政治模式,“好人政府”的主張乃應運而生。(點擊此處閱讀下一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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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責編:lime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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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來源:《近代史研究》2019年第5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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