閻步克:理解中國中古早期歷史的一種進路

選擇字號:   本文共閱讀 364 次 更新時間:2019-10-08 21:57:54

進入專題: 官僚帝國體制   專制主義   中央集權  

閻步克 (進入專欄)  

  

一 、官僚帝國體制的觀察視角

  

   本書敘述中國官僚政治制度的前期發展歷程。所謂“前期”,指的是秦漢和魏晉南北朝時期。

  

   夏商周的國家,有的學者稱為“方國”,也有的學者稱為“王國”。“方國”之“方”,顯示了那些形成了“國”的各個政治實體各據一方,“王國”之名則突出了此期的君主稱“王”,存在著王權的情況。此階段歷時約十六七個世紀。自戰國變法以降到秦漢王朝,則開啟了一個新時代,這時候皇帝專制、中央集權和官僚政治呱呱墜地了。這種政治體制,從政治學上說應屬“官僚帝國”。戰國到秦漢的這個歷史轉型,確立了兩千年各王朝的基本政治架構。帝制的終結,至今還不到一個世紀呢。

  

   皇帝專制和中央集權,一般是要通過官僚組織來貫徹的。就歷史上大多數情況看,在存在專制、集權的地方,往往也存在著一大批官員。官僚組織本身的特性之一,就是權力結構的集中化。若干騎馬民族也出現過一些以嚴酷著稱的首領,但不好說那是一種“專制體制”,因為那里不存在官僚行政組織。當然,對傳統中國政治是否是專制的,人們也有不同看法。有人認為,傳統中國存在相權、存在科舉考試、存在士人,皇帝不能為所欲為,所以帝制中國不是“專制”的;還有人認為,技術條件限制了傳統皇權,使其達不到專制和集權。這問題該怎么看呢?我們覺得,概念的界定,應以能更好地區分事物之間的差別為原則。不必過分拘泥“專制”一詞在西文中的原初所指,它在中國史研究中使用已久,約定俗成了。從世界史的范圍看,中國皇帝的巨大集中化權力,不能不說是一個突出現象。這種政治傳統一直影響到當代。1981年中國共產黨的《關于建國以來黨的若干歷史問題的決議》:“長期封建專制主義在思想政治方面的遺毒仍然不是很容易肅清的。”鄧小平也承認:“舊中國留給我們的,封建專制傳統比較多,民主法制傳統很少。”福山的《歷史的終結》一書甚至認為,由于儒學傳統影響,東亞社會將走向一種“亞洲新專制主義”。不同的“專制”用法雖然所指各異,但總歸折射出了這樣一個事實:中國政治集權傳統是最具典型性的,它一直影響到中國當代。部分人不愿采用“專制”一詞,是出于對祖宗的“溫情和敬意”,但正如林達先生的《心有壁壘不見橋梁》一文所說:“專制制度的存在并非奇恥大辱,因為每個國家都經歷過專制。它像奴隸制一樣,只是人類政治制度發展的一個階段,一種形式。”是在現代文明的今天,方應斷然拒絕專制。從歷史的比較和現實影響看,把傳統中國政體稱為“專制的”,由此與其他不同的政體區分開來,在研究上是比較便利的。

  

   在面對兩千年傳統官僚制度時,我們的基本視角有三:第一,官僚組織的理性行政。復雜的行政組織一旦演生出來,那么行政的合理化,就必然作為一種內在規則而發揮作用。比如說,它推動人們采用科層式的分官設職架構,依照選賢任能的錄用程序,嚴格遵循法律和充分利用文檔,等等。古代政治家在“分官設職”的時候,逐漸體察到那些規則并日益嫻熟地運用著它們。那些規則也常遭破壞,比如皇帝超越法制而狂悖專斷,或官貴們出于私利而要求特權,等等。但從長時段看,它們仍是支配行政運作的基本規則之一,并構成了制度進化的動力。理性化了的行政還是官僚組織之相對自主性的來源之一:皇帝個人的為所欲為,不能過分損害理性行政,他不能自拆臺腳。宰相所謂“相權”的制度支持,就是官僚行政的相對自主性。

  

   第二,權力斗爭和權益分配因素。皇帝和各色官貴構成了社會的統治階級。官僚體制不僅是一個安排行政功能的架構,也是一個安排身份、分配權勢的架構。權勢的分配一般采用“官本位”,是通過品階勛爵來實現的。官僚的位階有如地主的土地和資本家的資本。從理論上說,皇帝至高無上,集政權、法權和軍權于一身,在權勢和利益的分配上皇帝占大頭兒,同時各種政治勢力也各有其份額。君權不僅僅存在于保障其“作威作福”的制度條文之中,現實政治中的君權是動態的,其貫徹的強度和運作的空間,是受各種政治勢力制約的,是君臣“博弈”而達到的動態平衡。周代貴族世卿世祿,擁有重大的傳統權勢,這時的周天子就不好說是專制君主;戰國變法中君權的強化,以削弱和打擊貴族為先聲。這說明了什么呢?說明官貴的形態及其與君主的關系,也是塑造君權的因素之一。

  

   王朝中存在著各種形態的官僚權貴,如文法吏、士人、士族、軍功官僚、外戚、皇宗、宦官,在異族政權中還有部落貴族,等等。他們所來自的社會階層不相同,其向皇帝分割權勢的能力和方式也不同。各色官貴的政治角逐會造成不同的政治形態,如文吏政治、士人政治、門閥政治、軍功貴族政治、宗王政治,還有外戚專權、宦官專權、異族統治等。文法吏與皇帝的結合,很容易導致一個剛性的專制皇權;儒生士大夫與皇權的結合,則將促成一個彈性的皇權。在王朝初年,軍功集團可能擁有較大勢力,但隨后又可能被文官群體逐漸取代。皇宗、外戚、宦官都是皇權的附屬物。在歷史前期,外戚、皇宗擁有較大參政空間,到歷史后期則大受限制。宦官勢力有助于君主獨裁,但也會導致皇權的惡化,并使皇帝與士大夫之間出現裂痕。異族政權中存在著民族沖突的張力,這時部落顯貴通常是皇權的堅強支持者。當然,部落因素也會使政治斗爭呈現出無規則性。士族門閥具有“貴族化”的性質,而在官僚“貴族化”了的時候,皇權往往就比較低落,二者呈此消彼長的關系。比如說,當門閥只憑門第就能占有官位之時,皇帝予取予奪的權力就被分割了。這里所謂“貴族化”是一個過程。一些時候官員會趨于身份化、特權化、階層化、封閉化、自主化,這種演化的最終結果是貴族化,但現實中它可能停留在某種程度上,或濃厚或輕微。總之,在皇權與不同政治勢力以不同方式結合起來的時候,皇權會呈現不同的面貌。甚至,當官員發生貴族化時還會出現專制和集權的弱化。

  

   說到士人,輪到第三個視角了,即知識群體及其文化傳統的因素。在傳統中國,大多數時候官僚來自知識文化群體,或說士人。士人擁有古典文化知識和儒家政治理想,提供了帝國統治所需的文化知識,維系著正統意識形態;他們還發揮著制約皇權(通過諫諍等活動)、整合社會(通過教化等活動)的特殊功能,這些特殊功能使帝國體制較富彈性。由此,中國官僚政治就呈現為一種特殊的“士大夫政治”。當然,士人的行為模式也不僅僅取決于其文化觀念,他們也可以成為一個有其特殊利益的社會階層,甚至演化為封閉的政治集團,例如中古時代的士族門閥。士人階層及其文化傳統對傳統政治制度的影響,是灼然可見的。例如,它催生了那些培訓和錄用士人的制度,如學校制度和科舉制度。他們的文化理念也影響著制度的樣式。王莽的“復古改制”就是一個好例子。總之,“士大夫政治”是傳統中國最富特征性的現象之一。

  

二、波峰與波谷

  

   本書題為“波峰與波谷”,以此描述秦漢魏晉南北朝專制官僚政治的起伏軌跡。秦漢是它的一個波峰,其時帝國的規模、制度的進步和管理的水平,都處于古代世界的前列;魏晉南北朝則陷入波谷:帝國面臨著動蕩、分裂,在體制上也出現了變態、扭曲。

  

   秦漢帝國的政治制度不是無源之水,它是先秦政治制度經緩慢發展,逐漸累積出來的轉型和質變。周朝的官員體制就已頗具規模了。也就是說,在中國政治史的“王國”時代,就已蘊藏著專制、集權和復雜政治組織的萌芽了。戰國時經濟文化的繁榮,引發了劇烈政治轉型。小型簡單社會發展到了大型復雜社會,那么更復雜、更高級的管理方式勢在必然,呼之欲出。這時候出現了一個法家學派,其法治學說跟現代的官僚制理論竟然有很多契合的地方。西周春秋時諸侯國天各一方、各自為政,而戰國以來各國政權都在走向集權,君主不僅公然稱“王”,甚至嘗試稱“帝”。先秦還出現過一部規劃官制的古書《周官》,其成書年代雖不怎么清楚,但其中“分官設職”的精心安排,也反映了中國人對精密整齊的官員組織很早就興趣盎然。另一些民族在同一時期就沒出現類似文獻,可見《周官》是個很“中國特色”的東西。

  

   “六王畢,四海一”,秦始皇帝滅六國,出現了皇帝一人君臨四海的局面。周代實行的是“世卿世祿”的貴族政治,漢代一變而為“布衣將相”“選賢任能”之局;那些“世卿世祿”的古老貴族,到漢代就沒什么特殊政治影響了。秦漢行政充分利用文書檔案,嚴格遵循法規故事,其組織架構所達到的復雜完善程度,被認為超過了同期的羅馬帝國。一批訓練有素的“文法吏”承擔起帝國政務。君主通過郡、縣、鄉、里,有效統治著廣袤的國土和千萬小農。漢武帝登基后決意獨尊儒術,儒家學說成了王朝正統意識形態,儒家的“禮治”精神開始和帝國的“法治”結合起來;“經明行修”的士人源源進入政府,與文法吏并立朝廷。士人與文法吏后來逐漸融合起來,由此確立了“士大夫政治”。這種“士大夫政治”,在歷史早期已有其萌芽形態了:周代的貴族士大夫不僅承擔著國家行政,同時也是一個擁有文化的階層,他們受過“六藝”和“禮樂”訓練。這種“禮樂文化”具有調節政治和維系身份的雙重功能。

  

   在這個時候,中華帝國初步奠定了它的“常態”。“常態”指什么呢?就是皇帝專制、中央集權、官僚政治、儒家正統和“士大夫政治”。夏商周政治發展的涓涓細流,在秦漢洶涌澎湃,掀起了第一個巨大洪峰。一座權力高度集中化的等級金字塔,初具規模,矗立在中國歷史舞臺上了。

  

   魏晉南北朝就不一樣了。東漢帝國在重重危機中解體,其后是三國分裂,皇權低落,政治動蕩,出現了法紀松弛的情況。統治集團封閉化了,若干大官僚的權位家世蟬聯。在東漢已逐漸壯大并取得了文化支配地位的士人群體,此期演變成一個士族門閥階層。儒學低落,玄學清談和佛教、道教流行開來,它們以某種形式、在某種程度上淡化了皇權的獨尊和神圣。西晉的短期統一,被北方民族打破。東晉偏安江左,皇權微弱,門閥顯赫,一度獲得了與皇帝“共天下”的門第權勢。由此所造成的政治“變態”,使中國歷史的另一些可能性顯露出來了,例如學者所說“封建化”“貴族化”,等等。而“五胡亂華”和十六國林立,又使中國北方陷入了動蕩;少數族的部落顯貴活躍于時,部族因素導致了政治制度的扭曲變形,從而造成了另一種政治的“變態”。凡此種種,都使這個時代呈現為一個帝國的低谷或曲折。

  

然而低谷和曲折中,我們依然能看到政治制度的進化跡象,像三省制的進步,察舉制的進步,位階制度的進步和法制的進步,等等。在走出低谷之后,隋唐大帝國來臨了。隋唐政治制度上承秦漢,同時又更上一層樓,像三省六部制、科舉制、《唐律》等制度方面的重要成就所顯示的那樣;而魏晉南北朝的制度進步,就構成了漢唐間制度進化的階梯和環節。是什么力量最終抑制了政治“變態”,并使魏晉南北朝不僅僅呈現為一個曲折,同時也呈現為進化階梯呢?是秦漢遺留下來的如下政治遺產:官僚組織及其行政傳統,士人階層及其文化傳統,以及中國皇帝頑強的專制意向。由此,所謂中國的“中古”,并沒有重復蠻族南下后西歐中世紀的那種經歷。蠻族甫下之后的西歐中世紀,沒能把羅馬帝國的官僚組織和專制傾向繼承下來。秦漢的制度文化展示了巨大慣性,它使帝國政治在穿越了各種波動變態之后,仍得以回歸于其歷史運動的“軸線”。(點擊此處閱讀下一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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