常安:締造社會主義的中華民族大家庭——新中國民族區域自治制度的奠基歷程

選擇字號:   本文共閱讀 137 次 更新時間:2019-10-08 21:59:56

進入專題: 民族區域自治制度   中華民族   社會主義  

常安  

  

   摘要:回溯《共同綱領》中所宣示的民族區域自治制度的制度要義以及這一制度的奠基歷程,可以發現:社會主義,是民族區域自治制度的本質屬性;鞏固中華民族大家庭,是民族區域自治制度的制度依歸。民族區域自治制度,強調的是廣大少數民族群眾當家作主、自主管理本民族內部事務的人民性;平等,作為社會主義的天然要求,是少數民族公民當家作主、行使自治權的前提;新中國在少數民族地區進行的宗教改革,實現了政教分離和社會主義政治法律體系的統一;民族區域自治制度,旨在建立親密合作、團結互助的社會主義新型民族關系;因此,社會主義,是民族區域自治制度區別于中國古代羈縻制度的質的規定性所在;理解民族區域自治制度,必須把握好其社會主義的本質屬性。民族區域自治制度,以締造、鞏固“中華民族大家庭”為制度依歸,強調大家庭成員的團結統一、不可分離;在民族區域自治制度的奠基歷程中,貫徹了社會主義大家庭的政治倫理,堅持深入基層、凝聚人心的群眾路線,各族人民共同發展、共同建設社會主義現代化國家,在具體民族事務處理方面,則秉著商量辦事、綜合權衡的大家庭式處理方式。

  

   關鍵詞:民族區域自治;社會主義;中華民族;大家庭;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法治

  

   目錄

   一、社會主義、大家庭:理解民族區域自治制度奠基歷程的兩個關鍵詞

   二、社會主義:民族區域自治制度區別于古代羈縻制度的質的規定性

   三、中華民族大家庭:民族區域自治制度奠基歷程中的制度依歸

   四、結語

  

   時至今日,民族區域自治制度已被確認為我國基本政治制度之一,在維護國家統一、邊疆穩定、增強中華民族凝聚力方面發揮了重要作用。在新中國成立70周年之際,回溯民族區域自治制度的奠基歷程以及這一制度奠基、施行中所遵循的基本原則,思考《共同綱領》《五四憲法》等憲法性文件對這一制度的憲法定位,體會毛澤東等黨和國家第一代領導人處理民族事務的政治智慧,必將有助于我們從制度設計初衷、制度初創實踐這一制度發生學的角度對民族區域自治制度有著更為準確的把握,也必將對我們當前如何提升做好民族工作的能力和水平給予更多啟迪。

  

一、社會主義、大家庭:理解民族區域自治制度奠基歷程的兩個關鍵詞


   從制度發生學的角度講,要想充分理解某一制度在國家治理體系中的定位,或者對這一制度有一個客觀評價和準確把握,我們有必要追溯到其制度的初創時期理解其制度初創的原初意圖、探究其制度設計原初時刻的憲法涵義,進而為如何堅持、完善這一制度提供一種正當性依據和基本準則。一段時間以來,學界對于如何堅持和完善民族區域自治制度的著力方向、民族區域自治制度在解決我國民族問題方面的作用有一定分歧;如何破解這種分歧、撥開理論迷霧?或許可以通過回到這一制度的源頭,了解民族區域自治制度在奠基過程中所體現出的基本制度原則和制度價值導向,也由此充分體會憲制設計者們的制度初衷與政治智慧。

  

   民族區域自治制度作為我國解決民族問題的憲法制度,是在有著“臨時憲法”之稱的《共同綱領》中被確立的。1949年9月29日,中國人民政治協商會議第一屆全體會議莊嚴通過了《中華人民共和國政治協商會議共同綱領》,宣告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共同綱領》也由此被認為是中華人民共和國立國的憲法基礎。在《共同綱領》的六章內容中,除了在總綱中第九條規定:“中華人民共和國境內各民族,均有平等的權利和義務”;還在第六章專門規定民族政策,強調要“使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為各民族友愛合作的大家庭”。1954年9月20日通過的新中國第一部憲法——《五四憲法》中,對于民族事務更加重視;在序言、總綱、國家機構、公民的基本權利和義務四個部分均進行了規定,以國家根本大法的方式,闡明了“我國各民族已經團結成為一個自由平等的民族大家庭”的政治事實。

  

   對比《共同綱領》和《五四憲法》中民族事務的內容,即可發現,一個共同點即是對“大家庭”的強調,無論是《共同綱領》中“使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為各民族友愛合作的大家庭”的制度愿景表述,還是《五四憲法》中“我國各民族已經團結成為一個自由平等的民族大家庭”的制度事實確認,這種強調各民族自由平等、友愛合作的“大家庭”敘事可謂體現得淋漓盡致。而從憲法條文排列的順序角度講,這種“大家庭”的憲法敘事又排列在民族區域自治制度的前面,《共同綱領》中二者分別放在第五十條和五十一條、《五四憲法》中則分別處于序言和總綱第三條的位置。憲法的條文并不是一種隨意的排列,這種條文順序關系,也恰可說明民族區域自治制度的制度創立,其目的恰恰在于締造、鞏固這種各民族自由平等、友愛合作的民族大家庭。這種“大家庭”無疑是一種社會主義的中華民族大家庭,這是由我國人民民主專政的國體、人民代表大會制度的政體所決定的,也是由《五四憲法》所確立的“廣大人民建設社會主義社會的共同愿望”所決定的。正因為如此,在《五四憲法》的各民族自由平等的大家庭這段憲法敘事中,專門強調了“社會主義改造的問題上將充分注意各民族發展的特點”,“ 充分注意各民族的特點”并不意味著不需要經過“社會主義改造”,這是因為,只有經過社會主義改造,廣袤的邊疆多民族地區舊的政治、經濟制度才真正得以變革,廣大少數民族公民也才能真正享受到憲法和法律所謂賦予的政治、經濟、文化權利,也才能真正成為這個中華民族大家庭中的主人翁。或者說,民族區域自治制度具有區別于中國古代的羈縻制度的質的規定性,即在于這種社會主義屬性;而正是這種社會主義屬性,才使中華民族大家庭得以進一步鞏固、凝聚。

  

   社會主義、大家庭這兩個關鍵詞,也體現在毛澤東等第一代黨和國家領導人關于民族區域自治的相關講話與政治實踐中。1952年12月12日,在給西北各族人民抗美援朝代表會議的復電中,毛澤東主席指出:“從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的那一天起,中國各民族就開始團結成為友愛合作的大家庭,足以戰勝任何帝國主義的侵略,并且把我們的祖國建設成為繁榮強盛的國家。”而在毛澤東主席系統闡釋我國社會主義建設的基本主題的《論十大關系》中,第六個需要處理好的關系即是“漢族和少數民族的關系”,并號召各族人民“共同建設偉大的社會主義祖國”。在中華人民共和國這個政治屋頂下,各民族團結成為一個友愛合作的“大家庭”、共同建設偉大的社會主義祖國,成為毛澤東主席思考中國民族問題、處理民族事務的關鍵詞。1949年9月22日,周恩來就《中國人民政治協商會議共同綱領》草案的起草經過和特點作說明時,明確強調《共同綱領》中的民族政策“其基本精神是使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為各民族友愛合作的大家庭”。在1957年民族工作座談會上所做的《關于我國民族政策的幾個問題的講話》這篇系統闡釋新中國民族政策和民族區域自治制度之制度緣由的權威文獻中,各民族共同“建設社會主義的祖國大家庭”,被周恩來視為新中國成立以來各民族團結的共同基礎。類似的表述,在劉少奇、鄧小平、李維漢等新中國成立初期黨和國家領導人的講話中也屢見不鮮。這足以說明,采取民族區域自治制度的方式,建設社會主義的中華民族大家庭是當時作為中國社會主義事業領導者的中國共產黨人對于民族問題理解、判斷的基本共識。

  

   因此,從社會主義、大家庭這兩個在新中國民族事務處理的相關憲法性文件和政治家的講話中頻頻出現的關鍵詞出發,我們或許能對民族區域自治制度這一我國解決民族問題的基本政治制度的制度價值導向、原初憲法涵義和運行基本原則有著一個相對客觀的評價和妥當的理解。可以說,締造一個社會主義的中華民族大家庭是民族區域自治制度區別于中國古代羈縻制度的質的規定性,更是民族區域自治制度所必須承擔起的促進國家建設、民族復興的政治使命。

  

二、社會主義:民族區域自治制度區別于古代羈縻制度的質的規定性

  

   “幾千年來,歷代中央政權經略民族地區,大都是在實現政治統一的前提下,實行有別于內地的治理體制,秦漢的屬邦屬國、唐的羈縻州府、元明清的土司,莫不如此。但這些制度,正如毛澤東同志所說,是‘老辦法’,實質是‘懷柔羈縻’……我們黨發明在單一制的國家體制下,實行民族區域自治這個‘新辦法’,既保證了國家的集中統一,又實現了各民族當家作主。”那么,民族區域自治制度這個“新辦法”和古代“懷柔羈縻”制度的“老辦法”的本質區別究竟是什么?筆者認為,社會主義構成了民族區域自治制度與古代羈縻制度的本質區別。換句話說,社會主義是民族區域自治制度的質的規定性的體現。社會主義,強調人民民主,強調各族群眾當家作主;而古代羈縻制度,依賴于部分邊疆民族上層人士,因此,必然只能因俗而治。社會主義制度,強調民族平等、公民平等;而古代羈縻制度,邊疆民族上層人士和普通民眾是不可能平等的,甚至普通民眾很大程度上對上層人士有著人身依附關系。社會主義,保護公民的宗教信仰自由同時堅持政教分離,而在部分邊疆民族地區,在少數民族地區民主改革和宗教改革之前,還存在著政教合一的政治、經濟制度。社會主義與“懷柔羈縻”的治理模式是無法相提并論的,也必然會進一步增強整個中華民族共同體的鞏固和凝聚程度。因此,我們理解和把握民族區域自治制度必須把握好其社會主義的本質屬性,而不是簡單地理解為一種差異化政治安排或者優惠待遇,否則,其和古代羈縻制度沒有任何區別。

  

   社會主義作為民族區域自治制度的本質屬性也可以從《五四憲法》制憲者們的原旨闡述中得到印證。1954年9月15日,劉少奇在代表憲法起草委員會向第一屆全國人民代表大會第一次會議所做的憲法草案報告中,從國家性質、過渡到社會主義社會的步驟、我國人民民主的政治制度和人民的權利和義務、民族區域自治等四個方面對憲法草案的基本內容作的全面說明,是我們理解《五四憲法》中相關制度涵義的權威文獻。劉少奇對于憲法草案的說明,明確指出:民族區域自治制度作為我國在解決民族問題時所采取的憲法制度安排,所遵守的是“人民民主主義和社會主義的原則”,是“根據這種原則所應當采取的具體措施”。“ 建設社會主義社會,這是我國國內各民族的共同目標。只有社會主義才能保證每一個民族都能在經濟和文化上有高度的發展。我們的國家是有責任幫助國內每一個民族逐步走上這條幸福的大道的”,但是各民族有不同的歷史條件,當時經濟社會發展水平也存在很大的差異,也正因為如此,憲法序言中才就少數民族地區的社會主義改造進行了專門規定。憲法是對一國根本政治綱領和社會、經濟、文化制度、公民基本權利的全方位說明,而非就某一具體領域具體制度進行規定;劉少奇在對民族區域自治制度的制憲原旨用了相當長的篇幅進行闡述,既體現了制憲者對于民族事務和民族區域自治制度的重視,也旨在強調社會主義是民族區域自治制度的質的規定性,少數民族地區只有經過了民主改革、宗教改革等社會主義改造進程,廣大少數民族公民才真正享受到了憲法所賦予的各項基本權利,民族自治機關才真正得以行使自治權,民族區域自治制度也才真正得以奠基。

  

1. 誰之自治?人民當家作主還是少數上層人士的特權?(點擊此處閱讀下一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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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責編:lime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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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來源:《學術月刊》2019年第9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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