張伯偉:艱難的歷程,卓越的成就 ——新中國70年的古代文學研究

選擇字號:   本文共閱讀 465 次 更新時間:2019-10-08 23:52:14

進入專題: 新中國70年   古代文學研究  

張伯偉  

   內容提要:新中國70年來的古代文學研究,可以劃分為兩個階段:第一階段從1949年到80年代,第二個階段從90年代至今。前者以其強烈的政治色彩和理論先導為特色,與民國以來的學術判然區分;后者以日益壯大的經濟力量為基礎,形成“走向世界”的學術風貌,同時,受學術發展內在邏輯的制約,注重學術的自身目的也成為這一時期的特色。面對當今世界各種不同的學術思潮和派別,如何以自信而不自大、自謙而不自卑的態度參與其間,形成一種自立于而不自外于、獨立于而不孤立于西方的中國古代文學研究,是需要我們為之努力的一個方向。

   關鍵詞 新中國;古代文學;文學本體;文學思潮

  

   引言

  

   新中國的70年,是不平凡的70年。70年,在費爾南·布羅代爾(Fernand Braudel)的史學觀念中,屬于一個介于中時段和長時段之間的歷史段落。以這樣一個歷史段落為研究對象,我們首先要找到“趨勢變動”的起點和轉折點[1]。文化的變化發展,一方面受制于特定歷史時期的政治和經濟,另一方面也會對政治和經濟產生反作用。所以,兩者間的關系便是既相互制約又不相平衡,如果要將70年的古代文學研究劃分段落,以便更好地敘述和理解這一段歷史,就未必是與政治史或經濟史齊整一致的。文學研究的核心是批評,文學批評必然擁有其標準,其中也就必然蘊含著某種理論,追根究柢,更是由某種哲學所決定的。盡管這里有自覺的和非自覺的差別,有高調聲稱和默然無語的不同表現,文學批評都無一例外地受控于批評者的世界觀。因此,當研究者群體不僅在思想上、認識上,更且在情感上、心態上也發生變化的時候,就是“趨勢變動”的起點或轉折點。阮元曾說:“學術盛衰,當于百年前后論升降焉。”[2]如果我們把1919年的“五四”新文化運動看成是中國現代學術的起點,那么,1949年新中國的建立,在文化建設上(其中必然包括了學術研究)無疑是一個轉折點;如果以新中國70年的古代文學研究為段落,起點是確定的,而轉折點似乎在80年代末。

  

   一  一個新時代的到來

  

   1949年10月1日,東南沿海、西南山區的槍炮聲還在持續中,毛澤東在北京天安門城樓宣告了中華人民共和國的成立。胡風頌揚一個新時代到來的神來之筆——“時間開始了”,代表了無數誠懇而熱情的知識分子對新政權的“最美好和最純潔的希望”。新政權建立了,需要“制禮作樂”,也就是要建設一個與新政權相配合的新文化。軍事上的大規模沖突結束了,國民黨800萬“拿槍的敵人”被打敗了,但“不拿槍的敵人”依然存在。知識分子雖然在思想上、認識上大多擁護共產黨的領導,而在習慣上、心理上還未能完全適應,需要刻不容緩地對這500萬群體進行“團結、教育、改造”的工作[3]。在更早一些時候的解放區,這樣的工作已經開展。比如1949年4月結束的對蕭軍的批判,落實在其“無恥的溫情主義”和“反動的人道主義”。7月在北京舉行的中華全國文學藝術工作者代表大會,總結了30年來文藝界的兩條道路,即資產階級的自由藝術路線和無產階級的革命藝術路線,確定了文學藝術工作者要自覺接受共產黨的領導。衍伸到文學研究,就是需要用馬克思列寧主義、毛澤東思想來武裝頭腦。現成的樣板,就是蘇聯的主流思想。他們的理論就是我們的理論,他們的文學批評標準也就是我們的標準,這就是“社會主義現實主義”。一切文學作品,無論是現代的還是古代的,中國的還是外國的,都需要通過這樣的標準來衡量取舍。另一方面,就是要徹底清除歐美資產階級、中國封建主義的殘渣余孽。正面的,要通過不斷的整風學習來提高理論水平;負面的,則又通過不斷的批判運動來肅清其毒。

   不妨通過目錄學來做一番整體的掃描。根據1949—1954年《全國總書目》[4],文學部中的第一類是“馬克思列寧主義文學理論”,一色來自于蘇聯,其中單行本14種,“文學理論小譯叢”共6輯46種,中心內容是圍繞社會主義現實主義以及與之緊密聯系的典型理論、人民性等,如《蘇聯文學中的典型性問題》(奧澤羅夫)、《論蘇聯民族文學的社會主義內容和民族形式》(羅米則)、《論俄羅斯文學中的人民性》(葉爾米洛夫)、《典型與個性》(布羅夫等)、《列寧與文學的人民性問題》(謝爾賓納);第二類是“毛澤東文藝路線”,共15種。其它如“文學批評”“文學寫作研究”“作家論及作品研究”“古典文學研究”“文學史”等類中,也大量包括了蘇聯的著作,總計25種。在語言學方面,最多的是有關俄語學習的。至于文學藝術作品,更是大量翻譯自蘇聯。當時的蘇聯莫斯科外國文書籍出版局也有專門出版中文書籍者,5年中共計148種,涉及馬克思、恩格斯、列寧、斯大林著作類,社會、政治、經濟類,語言文字類,蘇聯介紹類,文學、藝術類。1955年《全國總書目》[5]反映的基本面貌也類似,“文學理論”18種全部翻譯自蘇聯,另外有3種書專門介紹蘇聯的文藝政策。“作家論及作品研究”中專列“蘇聯及人民民主國家作家論及作品研究”共11種,也多出自蘇聯文學評論家之手。蘇聯文學理論的核心觀念,就是把社會主義現實主義看成是所有文學藝術最高成就的代表。這些論著在中國的開花結果可以用周揚《社會主義現實主義——中國文學前進的道路》為代表,這篇原載蘇聯《旗幟》1952年第12期的文章,在1953年1月11日的《人民日報》上被轉載。而在同年9月24日的中國文學藝術工作者第二次代表大會的報告中,周揚將社會主義現實主義定義為文學藝術創作與批評的“最高標準”。很顯然,這是對當時蘇聯文學理論的亦步亦趨。就文學研究而言,無論是理論批評還是實際批評,在中國影響最大的是季莫菲耶夫,其著作的中文版有《文學概論》《文學發展過程》《怎樣分析文學作品》《蘇聯文學史》《文學原理》《高爾基》《俄羅斯古典作家論》《論蘇聯文學》等,“社會主義現實主義”就是其論著之“魂”。變化是從1956年開始的,當時隱隱出現了中蘇兩黨之間的論爭,至1960年的完全公開化,大量翻譯出版蘇聯文學理論的情形也隨即而有整體改變,取而代之的是毛澤東文藝思想。看看1960年的《全國總書目》[6]“文藝理論和批評”類書籍,蘇聯著作已杳然無跡,沖擊視覺的是《更高地舉起毛澤東文藝思想的旗幟》、《用毛澤東思想武裝起來,為爭取文藝的更大豐收而奮斗!》、《毛澤東文藝思想》(第1分冊)、《在毛澤東的文藝道路上不斷革命》、《毛澤東文藝思想在電影創作上的光輝勝利》等。此后一直到1977年12月31日毛澤東與陳毅談詩的一封信的發表,激起全國學術界對“形象思維”以及“比興”、宋詩等問題的討論,學術界的動作都是隨著最高領導人的種種批示而翩翩起舞的。

   1978年,錢鍾書在意大利應邀發表了“古典文學研究在現代中國”的演講,他說的“現代中國”,范圍從1949年到當時。在他看來,“馬克思主義的運用”導致了最可注意的兩點深刻的變革,第一點是“對實證主義的造反”,改變了解放前的中國“文學研究和考據幾乎成為同義名詞”的局面;第二點是“中國古典文學研究者認真研究理論”,又改變了解放前的“這種‘可憐的、缺乏思想的’狀態”[7]。這是從積極方面所做的肯定的衡量,但若從古代文學研究的實績來看,恐怕就難以如此樂觀。對實證主義的批判,在現代中國學術史上是伴隨著對俞平伯的《紅樓夢》研究以及對胡適資產階級學術的批判展開的,由于毛澤東在1954年10月16日的直接介入,將李希凡、藍翎對俞平伯不同觀點的討論上升到“是三十多年以來向所謂紅樓夢研究權威作家的錯誤觀點的第一次認真的開火”的高度,并且號召“反對在古典文學領域毒害青年三十余年的胡適派資產階級唯心論的斗爭,也許可以開展起來了”[8],所以不到一年,1955年3月15日的《文藝報》半月刊第5期,就刊登了俞平伯的自我批判文章《堅決與反動的胡適思想劃清界限——關于有關個人〈紅樓夢〉研究的初步檢討》,從此他閉口不談《紅樓夢》。“小人物”能夠挑戰“大人物”并大獲全勝,證明了所謂的“學術功力”是不堪一擊的。如果在思想上犯了方向性錯誤,即便擁有珍貴資料,并在其基礎上展開的精密考證,不僅沒有價值,而且還可能是有危害的。這也表明有正確的理論指導,就足以超越權威、戰勝權威。于是就出現了由大學生編纂的紅封面《中國文學史》,以及許多發表或未發表的有關中國文學批評史、文學史上的作家作品論等,大學生的研究熱情和批判熱情一時無比高漲[9]。既然在資料上難以超越前賢,轉而也就輕視資料,甚至無視資料,“以論帶史”最終演變成“以論代史”。純粹的文獻著作,也會遭到嚴厲的批判。比如1960年對徐朔方《湯顯祖年譜》的討論,1966年對鄧廣銘《辛稼軒年譜》《辛稼軒詩文鈔存》《稼軒詞編年箋注》的討論,都集矢于其用資產階級客觀主義的方法編纂年譜、缺乏階級斗爭和歷史唯物論、對古代作家的盲目崇拜等問題上。

   50年代初大量引進的蘇聯文學理論著作,的確激發了學術界對理論的關注和熱情,但并未能結出應有的果實,這是有原因的。首先是這些理論的引入,裹挾著馬列主義的權威架勢,是只能全盤接受,不能有任何質疑或修正,因為反蘇就是反共。在蘇聯,盡管馬克思列寧主義的理論也處于權威地位,但仍然有來自外部和內部的其它理論可以引起斗爭和論戰(雖然并不平等),比如俄國形式主義理論[10],巴赫金的“對話”、“復調”和“狂歡”理論(這些理論在當時是不能傳入中國的)[11]。因此,在論戰中形成和發展壯大的理論本來也不失其生命力。但是在那個特殊時期,進入中國的蘇聯文學理論成為無可置疑的金科玉律,在研究實踐中則淪為僵硬的教條。其次,即使在60年代初,人們開始重視中國古代的文學理論,編纂出版了“中國古典文學理論批評專著選輯”以及《中國歷代文論選》《中國文學批評史》等著,但“文學概論”的基本框架,仍然遵循了季莫菲耶夫及畢達科夫的體系,只是將古代文論作為可資印證的材料,充塞到不同章節之中,還無法以中國文學理論為主體,呈現出具有民族特色的批評傳統。外來理論和本土理論(如果承認有的話)未能進行平等的對話,更遑論做有機的結合。再次,如果說文學理論自身有其系統的話,蘇聯文學理論的脈絡,也與歐洲德國、法國、意大利的文學理論存在聯系。而50年代的中國只是讓蘇聯理論單科獨進,而對歐美文學理論關上大門,只是在縫隙間勉強擠進極少量19世紀以前的理論。到60年代初中蘇交惡以后,連蘇聯的理論著作也被歸于修正主義而被拒之門外。正因為如此,學術界對于理論學習的熱情就未能取得應有的收獲。以“社會主義現實主義”而言,周揚有高調贊美,將這一概念設定為文學創作、批評和研究的最高標準,眾人則不加思考地在自己的論著中套用此概念,陸侃如在《什么是中國文學史的主流?》[12]一文中,稍微涉及這一概念的歷史性,但很快就加以批判和否定,主張以現實主義概括中國五四運動以前乃至世界上“任何時期、任何國家”文學史的主流,以社會主義現實主義概括五四運動以來的中國文學主流。然而這樣一個概念,在東西方主要文學史的發展中,能否充當所有時代優秀文學作品的標準創作方法,成為一個文學類型學的概念,或者只是在文學歷史的某個時期突顯出來的一種傾向?從美學角度講,一方面要如實地反映社會現實,另一方面又必須按照其應有或將有的模樣來描寫,由此而集中到“典型”的概念,在歐洲文學批評史上,是否也存在各種不同的討論?然而這些問題,在中國學術界沒有任何聲音,因為對待從蘇聯舶來的理論,唯一能做的就是貫徹執行[13]。

這一時期的古代文學研究界,爭論和批判不斷。從1949年11月開始的有關古典文學遺產的論爭,1950年1月的美感論爭,1954年以來的《紅樓夢》研究論爭以及緊接著的胡適思想批判,1958年全國高校的學術思想批判,1960年的文藝界和高校對歐洲18、19世紀文學的批判,同年12月的山水詩評價論爭,(點擊此處閱讀下一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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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責編:陳冬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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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來源:《文學評論》2019年第5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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