劉小楓:美國“遏制中國”論的地緣政治學探源

選擇字號:   本文共閱讀 2531 次 更新時間:2019-10-09 00:08:39

進入專題: 中美關系   地緣政治   東亞   和平秩序  

劉小楓 (進入專欄)  

   2002年,豪斯霍弗(1869 - 1946)將軍的《太平洋地緣政治》英譯本在美國出版。該書初版于1925年(1936和1938年兩次再版),差不多80年后的今天,美國的政治學家為何會突然想起這本書并譯成英文?

   如果我們記得,據說豪斯霍弗的地緣政治學曾為德意志第三帝國提供過戰略指導,并因此而曾被美國政治學家視為“偽科學”,那么,這事就更讓人覺得蹊蹺。

   美國地緣政治學家坦布斯教授為英譯本撰寫的“導言”讓筆者的感覺從蹊蹺變為驚訝:他毫不掩飾地說,翻譯此書是為了應對中國崛起。據說,如果中國將“心臟地帶和邊緣地帶的陸地國家聯合起來封鎖海洋國家”,那么,麥金德(1861 - 1947)早就預示過的“海洋國家的噩夢”就會成為現實:

   美國將何去何從?究竟是正在衰落的大西洋,還是豪斯霍弗預測的未來的海洋——太平洋?[1]

   麥金德的確是西方地緣政治思想史上的關鍵人物,但他預言過中國的“崛起”及其威脅?

  

   美國政治人何時把中國視為眼中釘

  

   科恩(Saul B. Cohen)曾任美國地理學家協會主席,他的《地緣政治學:國際關系的地理學》據說在美國是權威的大學教科書(2009年初版,至2017年已印行六版)。這位研究中東地緣政治的專家在書中對美國學生說,“麥金德將歐亞大陸國家的崛起看成對英國世界霸主地位的最大威脅。”因為,

   一種控制了樞紐地帶的歐亞大陸陸上力量(不管是俄國、德國或者中國,特別是前兩者的聯盟)將取得對海洋世界的優勢。[2]

   所謂“或者中國”并非麥金德的說法,而是科恩因應21世紀的地緣政治新格局添加的。20世紀初的歐洲大戰(1914 - 1919)結束之際,為了構建世界“和平”秩序,麥金德發表了《民主的理想與現實:重建的政治學研究》(1919)。從中可以看到,盡管當時的中國政府參加了“巴黎和會”,但麥金德并沒有把中國放在眼里,僅僅一帶而過地寫道:從歷史上看,中國這個國家很復雜,治理雖良好,卻長期處于“呆滯狀態”。[3]

   1943年7月,世界大戰的歐洲戰場和太平洋戰場的態勢已經出現逆轉,但中國戰場仍然前景黯淡,日軍即將針對華北的中共軍隊展開“秋季大掃蕩”,而針對中國戰時首都重慶的戰略轟炸已持續了長達5年半之久。這時,麥金德在美國的《外交事務》雜志上發表文章,再次修改其“心臟地帶”概念的政治地理學含義,仍然沒有把中國視為值得重視的地緣政治單位。他同樣僅僅一帶而過地說:一旦海上強國馴服德國和日本,中國和印度這兩個位于內新月形地帶(Inner Crescent)的“古老東方文明”必定會走向繁榮。[4]至于中國和印度走向繁榮之后是否會對海上強國的世界霸主地位構成威脅——遑論“最大威脅”,麥金德未置一詞。凡此表明,麥金德終其一生都沒有看好中國。

   在此一年前的初春(1942年3月),荷蘭裔的美國地緣政治學家斯皮克曼(1893- 1943)出版了400多頁的大著《世界政治中的美國戰略:美國與權力平衡》,因應1930年代以來的國際秩序變局為美國提供戰略應對方案。該書為美國在戰后的地緣擴張和打造“美國和平”提供了政治學依據,摩根索(1904 - 1980)大名鼎鼎的《國家間政治:權力斗爭與和平》(1948)顯得不過是其續篇。[5]

   在斯皮克曼看來,美國到了應該崛起并成為新國際秩序的塑造者的時候了。通過繼承并修改麥金德的理論,斯皮克曼致力于把大英帝國的地緣政治學轉換為美利堅帝國的地緣政治學。正是在這本大著中,中國成了美國作為海上強國崛起的“最大威脅”,而且不是“之一”。

   斯皮克曼在書中提到,“直至1941年秋”日本已經“控制了遠東沿海地區”。[6]看來,斯皮克曼的這部大著收筆時,“珍珠港事件”還沒有發生,德國也尚未對美國宣戰。太平洋戰爭爆發之后,美國亟需普及地緣政治學教育,以動員民眾投入戰爭。1942年秋,斯皮克曼在他所在的耶魯大學國際問題研究所做了一次題為“和平地理學”的演講,以普及教育的形式扼要重述《世界政治中的美國戰略》一書中的主要觀點。

   次年夏天,斯皮克曼因患癌癥病逝,時年50歲。美國的政治人無不為這位政治學英才的早逝深感惋惜。當然,他們也感到慶幸,斯皮克曼畢竟實現了自己的學術抱負,即為美國在戰后打造“和平秩序”提供戰略性指導。

  

   “和平秩序”的政治史學含義

  

   依據斯皮克曼的臨終演講記錄稿整理而成的《和平地理學》(1944版)是本薄薄的小冊子,標題中的“和平”這個語詞相當引人注目。在我們的常識意識中,“和平”讓人產生盼望甚至激發美麗的想象。因此,我們會感到好奇:《和平地理學》通過普及政治地理學知識主要講戰爭,以及美國在戰后應該如何憑靠軍事優勢遏制歐亞陸地上的政治體勢力,凡此與“和平秩序”有什么相干?難道“和平秩序”的含義是憑靠軍事優勢遏制其他政治體?無論如何,斯皮克曼最終獲得了godfather of containment[遏制(戰略)教父]的美譽。

   看來,除非我們熟悉世界歷史、尤其歐洲式的國際政治史,我們沒可能理解美國政治家心目中的“和平秩序”的實際含義。

   “羅馬和平”(pax romana)這個歷史語詞非常著名,其含義指憑靠強勢權力建立起來的一種政治秩序。用沃格林的說法,“羅馬和平”有如“一只鐵腕加于一片疆域和民眾之上”“否則,那里將淪為眾多靠極盡可能地劫掠無助民眾為生的小型軍事團伙領袖之間血雨腥風的斗獸場”。這聽起來似乎是說,“羅馬和平”指單一政治體內的“國內和平”(civil peace),即克制政治體自身內部的內亂或內戰狀態而建立的強制秩序,其實不然。羅馬帝國的成長是一個不斷擴張的過程,它憑靠不斷征服周邊的諸多政治單位而成為一個疆域日益擴大的政治體。因此,“羅馬和平”首先“指地理上的地中海沿岸及其邊遠地區的廣闊空間,這是群雄競逐的場域”。在羅馬人眼中,orbis terrarum[地球]是一個權力場域,“群雄的政略”無不受這個廣袤地理空間內各種政治勢力的影響。要成功克制碎片化的地緣政治勢力,就得憑靠imperium[帝國/權力]本身,否則“和平”秩序不可能建立。[7]

   由此看來,“羅馬和平”實際上是一種國際性的“帝國和平”(imperial peace):

   猶太戰爭提醒我們羅馬帝國和平的不穩定性;被征服的民族并沒有被完全解除武裝,羅馬保護下的古老制度和主權國,被帝國秩序覆蓋,然而卻未被清除。換言之,只有以前獨立的政治單元的記憶被抹去,只有和平地帶內的個體感到自己不是團結在傳統的或者局部的共同體內,而是團結在征服國內,帝國和平才能變成國內和平。[8]

   顯然,羅馬共和國的“和平”與羅馬帝國的“和平”不是一回事兒。但是,羅馬共和國已經充分顯露出自己具有帝國擴張的欲望,它使得這個城邦共和國不得不超越自身的疆界:先把意大利部落社會組織進邦聯,隨后就開始征服不屬于意大利種族單元的其他人民。羅馬帝國不得不擴大羅馬公民權,以便轉化“和平”秩序的性質。

   “羅馬和平”遇到的麻煩在于:并不是所有的政治體都會屈服于羅馬帝國的“和平”。“羅馬和平”出現之前,塞琉古帝國(公元前312 - 前64)也曾致力打造一種“帝國和平”,但沒有成功。帕提亞帝國(Parthian empire,公元前247 – 公元224)突破塞琉古帝國的“和平秩序”迅速崛起,與羅馬勢力的崛起迎面相撞。經過長達一個多世紀爭奪亞美尼亞控制權的戰爭,帕提亞帝國最終迫使羅馬帝國簽訂了一個劃界而治的“和平”條約(公元63年)。

   這時,地球上出現了三個并存的帝國式“和平秩序”。在隨后的世界歷史中,帕提亞的“和平秩序”和羅馬的“和平秩序”先后土崩,除了東亞地帶的中華“帝國秩序”外,從地中海周邊到歐亞大陸腹地,新的“帝國秩序”此消彼長、相互廝殺。

   基督教歐洲的“帝國秩序”最為奇葩,因為這個帝國的內部秩序始終沒有建立起來,反倒經歷了漫長而又錯綜復雜的歷史廝殺,最后干脆形成了一種以帝國內部的“國際”戰爭為常態的“和平秩序”。基督教共同體之間的戰爭狀態就是“和平狀態”,戰爭“法”就是“和平”法,按阿隆的分類,這種國際間的“和平”樣式可以叫作“均衡”(equilibrium)秩序(《和平與戰爭》,頁148)。

   “和平”作為政治秩序離不了基于鐵血的強權,但秩序本身還有正義與非正義的區分,“和平”與“正義”(pax et justitia)往往連屬。可是,何謂“正義”的秩序以及何謂“正義”的戰爭,從古至今都讓人大傷腦筋。何況,單一政治體內部的正義與政治體之間的“國際”正義還不是一回事兒。基督教歐洲這樣的政治體在相當長的歷史時期內還很難區分“國內和平”與“帝國和平”,一旦遇到這樣的政治史現象,人們對思考“和平”秩序與“正義”的關系問題感到絕望,完全可以理解。

  

   西方主流政治學的“非道德”傳統

  

   阿隆的巨著《和平與戰爭:國際關系理論》長達700多頁,僅僅在附帶情形下提到過一次“正義”這個概念(《和平與戰爭》,頁16)。對阿隆以及絕大多數歐洲的政治理論家來說,討論國際政治問題不得不采取“非道德”立場,即憑靠價值中立的歷史–政治社會學來思考復雜的國際政治現象。

   這樣做的理由既簡單又明了:盡管柏拉圖–亞里士多德的古典政治哲學關切人世政治生活中的“正義”,但“17世紀撕裂歐洲的宗教沖突”迫使西歐的政治思想家不得不放棄對政治的道德思考,由此“產生了以《利維坦》和《神學政治論》為代表的國家中性理論”(《和平與戰爭》,頁1)。這意味著,政治體中的人們有不同的宗教-道德訴求,政治沖突不僅會因此而無休無止,還會變得愈益殘酷,不如在思考如何建構政治秩序這樣的問題時干脆放棄道德上的考慮。

   政治思想史家沃格林還經常提到另一個理由:柏拉圖-亞里士多德的政治思考基于人口和地域面積都非常小的城邦政治單位,他們從來沒有面對過龐大而又復雜的政治體與生俱來的問題。他們認為理所當然應該思考的問題,換到帝國秩序乃至多帝國秩序的語境中就不再成其為問題。

       希臘政治理論的力量有一部分來自這樣一種局勢:現有的城邦長期致力于建立新城邦。從選址開始,經過城市規劃,再到草擬政制,創建新政治單元的可能性構成了柏拉圖和亞里士多德建構理想國的背景。只有在發現美洲、西方開始殖民定居后,建立各種新政權的視野才被大規模地再次打開。[9]

   沃格林依據的例子正是基督教的歐洲帝國即神圣羅馬帝國,這個帝國始于查理大帝,但它自分裂以來始終未能建立起“和平秩序”。

    只要一個共同體的各個成員和群體從根本上同意接受一種客觀秩序,那么盡管不可避免的意見分歧或許會導致許多嚴重的沖突,正如我們在“授職權之爭”中所看到的那樣,但對于他們全都在那種秩序之下生活,與它有同樣的距離,卻不存在任何破壞性的疑慮。然而,如果這種共同紐帶之情因許多特殊共同體——比如說教會、各民族王國、教派和修道會——日益增長的情感所引發的緊張而遭到破壞,(點擊此處閱讀下一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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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責編:陳冬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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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來源:《國外理論動態》2019年第10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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