龔鵬程:何以中國沒有史詩?

選擇字號:   本文共閱讀 432 次 更新時間:2019-10-13 21:38: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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龔鵬程 (進入專欄)  

  

   有段時期,人們由于某些偏見,惋惜意大利沒有悲劇、法國沒有史詩。

   美學家克羅齊認為這個現象很好笑,曾批評說:把某民族不具有某一文類視為恥辱或缺陷,惋惜某國沒有“史詩”,并對該國終于產生了史詩作家、終于有了史詩作品表示慶幸是種文化偏見。

   不幸,這也是近百年來我國常上演的鬧劇。

  

一、尋找史詩


   繼討論“中國何以沒有悲劇 ”和在中國作品中尋訪悲劇的活動之后,許多卓越的批評家也在納悶:何以中國沒有史詩或長篇敘事詩不發達?

   例如林庚《中國文學史》第把卜辭、易經中的短歌、雅頌等,劃入“史詩時期 ”,卻又說這個時期并沒有史詩、也沒有偉大的悲劇和喜劇,這種難堪的現象,原因皆在于文字太特殊了。

   朱光潛《長篇詩在中國何以不發達》一文則說史詩和悲劇在我國不發達的原因,是哲學思想平易和宗教情操淺薄,好比荒瘠的土壤中開不出繁茂的花來。

   至于胡適,一方面說“ 故事詩(Epic)在中國起來得很遲,這是世界文學史上一個很少見的現象 ”,一方面則設法在歷史中尋找故事詩。意思似乎是說:雖然花開得遲些,畢竟還是開了。

   王夢鷗先生卻認為花開遲了總是不妥,所以他便把商人玄鳥之頌、周人履帝武之詩,全算是敘事詩而被刪存在《詩經》中的殘余;又懷疑《離騷》也是模仿古代敘事詩而寫成的自敘傳。

   蘇雪林則說:“ 外國學者每謂世界各文明古國皆有史詩,獨中國沒有,當是中國人組織力欠強之故...... 筆者聞之甚感恥辱。其實組織力與想象力也是養成的,我國人的文學自來常走錯路,何止史詩一端呢?”

   另一些人,則硬要找出中國的史詩不可。

   他們找到的“ 史詩 ”真是洋洋大觀,從《詩經》、漢賦、楚騷、卜辭、易經中的短歌、《日出東南隅》《孔雀東南飛》《秦女休行》《悲憤詩》《上山采蘼蕪》《木蘭辭》,到一切帶有本事的詩歌全算在內。

   其他總總比附,不一而足。可是大家都忘了:文類,必然在語法形式之外,又與其美學目的及價值信念有關,故文類表現必與文化傳統深具關聯。某一文化體系之內,定有相應于此一文化理念的幾種或一種代表性文類;不同的文化體系,其代表性文類必不相同,更不必有共同的文類出現。例如我國的賦、駢文、律詩,在其他文化體系中就沒有。史詩和悲劇,也當然不是每個民族或文化體中所都有或必須有的。

   還有些人卻把詩史誤為史詩,如錢鐘書《談藝錄》引 Vice 論荷馬之說,以為“史詩即是詩與史融而未化,昧者不知,謂古詩即史,是有史無詩也,其說以之論詩史一門,尚覺扦隔難通,何況詩之全體 ?”也是把詩史跟史詩弄混了。

   其實,史詩(Epic),與詩史恰好相反,它不但是個文類的觀念,而且屬于敘述文類之一 ,用以區別抒情詩體或其他文學類型。

  

二、什么是史詩

  

   中國的文類批評,早見于曹丕等人的著作中。西方文類觀念則首發自柏拉圖,他將物與人的再創造( r e p r o d u c t i o n )分為兩種模式,一是模仿、一種是形容。根據這兩種模式,又可將詩歌分成三類:1. 戲劇詩(dramatic poetry,模仿人的動作);2. 敘事詩(narrative poetry,形容人的動作);3. 對白與敘事混合體(mixed mode of dialogue and narrative)。

   亞里士多德繼承其說,將文學體裁劃分為悲劇、喜劇、史詩等。史詩之為一文類,遂以此相沿迄今。

   固然,在如此悠長的時間里,史詩亦曾屢經變遷,但其文類特質大抵還是一貫相仍的。譬如規模之龐大復雜、格律之堂皇渾厚、形式之廣納奇字譬喻、內容之包羅歷史及英雄事跡等,不僅有形式結構可資識別,亦有與形式配合的風格內容足供類分。

   1.  史詩與歷史

   史詩與詩史,易混淆處在于它們都與史有關,也都與敘事有關。據美國詩人龐德說,一部史詩即是一篇包含歷史的詩。史詩必以歷史材料為內容,是不容置疑的, 但這并不表示歷史即是史詩的主題。因為史詩本身乃是超越寫實范疇的作品,其目的固然在傳述歷史事件,卻也因此而完成娛樂大眾的效果。所以保羅?麥錢特(Paul Merchant)在《論史詩》一書中說:“史詩的雙重關系:一方面與歷史有關,另一方面與日常現實有關。

   這清晰地強調了它兩種原始功能。它是一部編年史、一本部落之書、一部有關風俗與傳統的重要記錄,同時也是一本供大家娛樂的故事書。其敘述活動,既然意在取悅群眾,則它所敘述的史跡就不可能是真實的歷史,而是為著聽眾興趣而恣意想象創造的,充滿了作意 好奇的幻設,以及大量神話、民間故事、風俗與傳統的材料。

   故而,在史詩里,歷史是資材,超寫實的虛構是它的性質,而娛樂則是目的。

   就其使用歷史題材而言,史詩主要是敘述超凡的英雄事跡,因此,英雄與神人的冒險、追求,構成了史詩的內在骨干。后來的史詩,雖不再寫英雄和神話,卻仍以英雄式的個人為主,成為傾向于某人自傳的史詩。如華茲華茲的《序曲》、龐德的《詩章》、大衛.瓊斯的《咒逐》等都是。

   由于敘述超凡的英雄之事跡,所以史詩又必須含有大量虛構與想象,其本身往往成為寓意文學的一種。它不像詩史表現歷史之意義,因為它的意義并不在史事或歷史上,而是藉用史跡來表現另一層含意,例如“ 追尋 ”或其他。

   波普在《制造史詩的方法》一文,開頭就用寓言來替稱史詩,并說:“ 寫寓言的方法就是:從任何一 篇舊詩、歷史書、傳奇或傳說中,把那些能夠提供最廣泛長篇描寫的故事部分,抽出來 ... ... 然后選一個主角 (可以因為它 名字悅耳而選擇),把他放進這些冒險中,讓他在那里活動十二卷。”其言雖不免過分,卻顯示了史詩的創作特征,以及它可以任意容納作者想象和寓意的事實。

   這種寓意文學,實際的作用在于娛樂:一方面娛樂大眾,一方面娛樂自己。當時史詩吟唱,本是大眾娛樂的項目之一,而娛樂的基本活動,即是佯從( m a k e - b e l i e v e ),以假象創造渲染,在現實世界中另造一意想世界,使自己與他人沉酣其中。

   為此,作品如何造成一生動、眩人心神的快感、達到戲樂的效果,自然成為作者用力之處。史詩大量穿插神話和想象、引用古典作品,極力顯示博學多聞,廣泛運用譬喻,恢張 敷陳,輔之以音樂,即是為了完成這種效果。

   2.  史詩的形式要件

   史詩的形式,是為了配合娛樂需求而設計的,并逐漸成為一種文類傳統。其中,最明顯的就是吟唱。

   吟唱詩人自命為神祇與英雄的代言人,宣稱: “如果你們殺害了一名吟唱詩人,那位為神祇 和人類歌唱的人,你們將懊悔莫及。我是無師自通的,而天神在我心里,栽培了歌曲的種種唱法。”

   他們對歌唱有著特殊的天賦和研究,唱來自然能引人入勝。就敘述文學而言,這是種非常自然而普遍的情形,因為敘述活動既訴求于群眾,對群眾反應的考慮便會影響到創作,敘述文學的許多特征也只有當這些外在因素被列入考慮時,才能解釋。

   譬如我國話本小說里贊頌及詩詞的運用,即是如此。對當年古希臘吟唱者的演唱狀況,一般中國人只要看看《風雨像生貨郎兒》雜劇中記說唱人 張三姑的自述:“ 無過是趕幾處熱鬧場兒、搖幾下桑瑯瑯蛇皮鼓兒、唱幾段韻悠悠信口腔兒,一詩一詞都是些人間新近稀奇事,扭捏來無詮次,倒也許會動得人心、諧得人耳,都一般喜笑孜孜 ”,也就不難想象了。

   一位吟唱者,一個晚上能吟唱完的數量,稱為“ 曲 ”。史詩的規模和長度,通常以十二曲或十二卷為準,夠吟唱者唱十二晚。

   當然也有許多超過此數,如《伊利亞德》《奧德賽》有廿四卷、奧維德《變形記》有十五卷、拜倫《唐璜》有十六卷等。這種龐然大物,其內容必然是復雜無比的。拜倫說他的史詩十二卷,每卷都要包括愛情、戰爭、颶風、船只、船長和統治新角色的國王,就是其中一例。

   這樣龐大的形式結構,一方面固然可有充分的創作自由,也容易讓人感受充溢磅礴、氣象恢闊的快感;但另一方面卻也容易使人有究竟是“ 詩還是帆布袋 ”的疑問。因為在這么龐大的結構中,組織往往較為散漫( 黑格爾即曾說過,史詩較多節外生枝,各部分有較大的獨立性,故聯系比較松散 )。

   史詩另一個形式特征,是它充滿了祈禱和譬喻。譬喻的使用,原因及其所欲達成的效果,是娛樂;祈禱則來自史詩和宗教、神話的關聯。文藝復興時期,批評家塔索(T. Taasso)甚至認為史詩雖以歷史為題材,卻必須是一種真正宗教(如基督教)的歷史 。換言之,史詩不能不涉及宗教,雖不一定以 某種宗教信條為主題,卻含有濃厚的宗致意味。而且偽教和異教的歷史也絕對不適合用為史詩的材料。

  

三、史詩非詩史


   透過這些文類特征,我們可以簡單地將詩史與史詩做一比較:

   1.詩史代表一種價值觀念,而此觀念之發軔,往往在歷史文化意識勃興之際。論者渴望在詩中展現作者的人文精神與文化理想,記錄并批判一代史。這與史詩之偏于想象性寓意的宗教精神,截然互異。

   史詩自始即彌漫著神秘色彩,吟唱者也以神祇的代言人自居。使得史詩中的人物,與神的關系變得非常重要。冒險與奇跡,更是展示英雄或神意的必要手段。這種特殊精神傾向,或許與西方古代文化有關。西方文化,由其起源處看,不但不是人文的,而且是反人文的。心智偏于外向世界的放射,則形成愛奧尼亞(Ionia)諸哲人的素樸唯物論、科學精神,以及敘述文學。偏向宗教經驗,則產生奧菲(Orphic religion)重靈輕肉之說。二者相融相即,糅為希臘文化,而史詩則為此古典時代的 一種文化表現。史詩之精神迥異于詩史,可謂其來有自。

   2. 詩史以歷史文化為觀照的主體,且含有濃厚的價值判斷在。史詩則為英雄的行傳,即使后來逐漸演變成個人自傳,也仍側重于個體生命的表現。敏特諾(Minturno)嘗謂: 史詩為一嚴重及顯赫行動之模仿。所謂嚴重及顯赫行動,即指歷史上重大的事件及英雄人物。戴尼樓(Daniello)亦云:英雄詩是皇帝及武裝慷慨勇敢之人顯赫行動的模仿。這和賀拉斯所說,史詩的中心是非凡的人物一樣,均強調個體生命的冒進與表現。

   3. 詩史因為對現實政治有所批判和記錄,因此,創作手法多傾向于諷喻,使用 隱喻和寫實二者,交互為用。史詩則因其本身乃是超乎現實的,故而譬喻的使用只是純修辭學的,與詩史完全不同。

4. 史詩借資吟唱,且篇幅闊大。詩史則本身并非敘述文類,(點擊此處閱讀下一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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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來源: 龔鵬程大學堂 公眾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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