盛洪:用結構性對等原則替代總體關稅對抗

選擇字號:   本文共閱讀 331 次 更新時間:2019-11-11 21:43:51

進入專題: 中美貿易戰   關稅  

盛洪  

  

   作者按:據說中美雙方同意分階段取消加征關稅。這是一個好消息。我希望關稅一路減到零。下一步就應該實行結構性對等原則。再發此文。

  

   特朗普總統突然對2000億美元中國產品加征關稅至25%,中國政府隨即回應了對600億美元商品的關稅反制,除了兩國股市作了劇烈反應外,我們聽到了一片喊打聲。看樣子貿易戰正式開打了。雙方都在聲稱能在這一戰斗中獲勝。這種情形似曾相識。我們在人類歷史上見得很多。《羅馬帝國衰亡史》的作者愛德華·吉本曾說,“說穿了,歷史不過是人類的罪行、愚蠢和不幸遭遇的記錄而已。”最大的“罪行”就是戰爭,導致戰爭的就是“愚蠢”,戰爭的結果就是“不幸遭遇”。當一場戰爭結束后,人們經常會發現,與戰爭帶來的災難相比,引起戰爭的原因往往只是區區小事。例如第一次世界大戰。所謂“愚蠢”,就是進行了錯誤的計算。一般是高估己方的勝率。結果是敗者在事先以為自己能打勝,勝者以為不會付出太大的代價。

  

   對中國產品加征關稅,特朗普總統就算錯了。他說提高關稅沒有負面影響,只是增加了美國政府的收入。作為美國總統,他似乎沒有鑄幣稅概念。我曾指出,如果把美元也算作一種商品,美國沒有貿易逆差。而美元這種商品是美國所有出口商品中利潤率最高的一種。如果發行美元的技術成本和制度成本是20%,則利潤率高達80%。如果特朗普想通過對5000億美元的中國商品加25%的關稅,以期減少2000億美元的貿易逆差,由此美國政府得到了750億美元的關稅收入(其中一部分還是美國公民支付的),卻減少了2000億美元的鑄幣稅,顯然是得不償失。更何況,鑄幣稅收入又是美國國家收入中的額外收入,用此收入才可能打平美國軍費高于世界平均水平的部分。減少貿易逆差,就是減少鑄幣稅收入,就是減少軍費開支的資源。

  

   有人會認為,外國人通過貿易獲得的美元是他們對美國的債權,并非美國的收入。這也許是特朗普及其經濟顧問對鑄幣稅認識模糊不清的地方。只要我們把紙幣換成金銀,就知道貨幣就是一種商品。它的效用就是便利交易,因而具有獨立的價值,這可以從比特幣有獨立價值中看出。這種獨立價值只要人們相信,就會得到承認,因而就會出現不足值貨幣以至紙幣。相對于金銀的優勢是,紙幣的鑄幣稅利潤極高,且可以通過人為的貨幣政策,使得即使大量流出也不會使國內貨幣供給不足。在實際上,通過貿易逆差出口的美元,又通過購買美國金融資產,尤其是美國國債的形式回流到美國,使得這種鑄幣稅收入可以以美國政府向企業訂貨的形式,實際將資源配置到本國的軍工產業。

  

   在另一端,中國也有人作出了有利于中國的計算。如中國社會科學院世界政治與經濟研究所高凌云先生指出,特朗普的關稅有90%由美國人承擔,中國人只承擔了10%。即使這種算法是對的,也顯然只是一種簡單對比的靜態計算。而我們知道,中國人作為生產者一方和美國人作為消費者一方的計算是不一樣的。對于消費者來說,商品貴了可以少買或不買,還可以買別國生產的同類商品。美國消費者承擔的關稅成本越多,也就意味著他們購買的中國消費品價格上升得越高,因為存在著價格彈性,他們購買的數量就會越少。這會隨著時間的推移而愈加顯著。對中國商品的需求總量減少,就會減少中國生產者的訂單。靜態估計的誤導在于,它只看到短期的反應,如2018年中國對美國的貿易順差不降反升,而暫時看不到負面的長期結果。實際上到2019年1季度,中國對美國的出口已比去年同期下降了8.5%。

  

   而作為生產者,25%的10%就是2.5%,這對于正常的銷售凈利率低于5%的制造業企業來說,就是致命的。完全可以抵消掉中國今年大規模減稅的效應(2%)。而在近幾年(2012~2016),中國制造業的凈資產收益率減去無風險利率和合理的風險溢價,平均約為-2.6%(盛洪,“政府份額膨脹,利潤空間殆盡”,2018),資本已無利可圖。再考慮到需求總量減少,就會增加設備閑置率,提高單位成本。從長期看,大量中國企業和在中國的外資企業就要考慮減少甚至關閉在中國的生產能力,而轉移到其它國家。在這些國家生產的同類產品最終會替代在美國市場中的中國產品。而永久性丟掉的市場,則是重大的客戶資產損失,其數額要用每年減少的利潤的未來總和的貼現值來估計。例如,如果每年損失的利潤是100億美元,貼現率為4%,則其未來收益的貼現值約為2500億美元。如果考慮各種要素,如勞動和土地,則要以增加值計算損失,按制造業增加值率為30%計算,則為600億美元,客戶資產損失將高達15000億美元。

  

   實際上,貿易會帶來貿易紅利是一個經濟學的簡單常識。這一貿易紅利分為生產者剩余和消費者剩余而為生產者和消費者分享。減少一個交易,就會減少相應的生產者剩余和消費者剩余。在一個不受干擾的市場中,已有的貿易伙伴關系就是最佳的關系。如果有一個賣者想以不賣或一個買者以不買作為貿易戰的武器,都不可能在自己不受損失的情況下損害對方。因為他們離開傳統的貿易伙伴就只能找到次優的伙伴,即賣者只能以低于原來的價格出售,買者只能以高于原來的價格買入。所以當我們看到有人說,我們在貿易戰有什么樣的“武器”可以“獲勝”時,一定要明白,即使可以獲勝,也一定比“不打”要失敗。這還沒有計算,對方報復、以及雙方多次重復地互相報復所帶來的損失。更重要的是,我們一定不能以此為依據,激發我們的戰斗激情,將可能和平解決的沖突推進到戰爭狀態。

  

   應該說,以經濟體系之復雜,人類社會之復雜,人類根本沒有能力計算出一個貿易戰可能帶來的全部損失。哈耶克曾說,“對市場秩序施以干預所會產生的直接后果, 在大多數情況下都是即時且明確可見的,但是其較為間接且影響深遠的后果卻在很大程度上是未知的,……,我們也絕不可能意識到以這種干預方式實現特定結果所須付出的全部代價。 ”與不貿易、扭曲的貿易或受限制的貿易相比,自由貿易的價值不僅是靜態的生產者剩余和消費者剩余,而且是貿易所帶來的市場規模擴大而引致的分工與專業化的深入,貿易形成的市場信息體系對生產者投資決策的指導和創新靈感的激發,貿易競爭所引起的商業模式、技術手段和生產工藝的變遷,以及合約方式的變化而形成的新的制度安排等等,都會帶來我們意想不到的效率增進,成本降低和市場擴大。所以當自由貿易受到扭曲和限制時,我們所遭受的損失也是無法計算的。如果有人說可以計算,并宣稱某方可以打贏時,大概不是因為愛國,我們要保持高度警惕。

  

   雖然貿易戰各方的損失我們無法量化和比較,但是我們確實知道一個最基本和最簡單的判別原則,這就是,自由貿易比不貿易、扭曲的貿易和受限制的貿易要好。這意味著,至少在大致相當的貿易伙伴之間,對于任何一方來說,自由貿易都會帶來好處;而不貿易、扭曲的貿易和限制的貿易都會帶來壞處。最上乘的貿易談判,一定是要朝著遵循自由貿易的原則去努力,而不是計算采取什么樣手段進行貿易戰的具體得失。而下下策才是建立在所謂計算的基礎之上。所以這次中美貿易談判的最終目的,應該是改善現有的貿易關系,朝著更為公平的自由貿易的方向前進。特朗普所揮舞的關稅大棒,只應作為促成談判和糾正扭曲的手段,而不應成為目的。

  

   但不幸的是,現在似乎大棒已經落下。它會帶來兩點壞處。第一,它使中美貿易關系更遠離自由貿易,既增加了對貿易的限制,也使得市場更為扭曲。在中國,真正有能力出口,在世界市場上與其它企業競爭的是非國有企業。這不僅因為國有企業效率低,根本無法與世界其它企業競爭,而且它們之所以能在中國國內生存,除了巨額補貼外,它們還有國內市場的壟斷權。即使在這種情況下,國有企業的名義凈資產收益率也顯著低于沒有這些補貼的民營企業,例如2013非國有工業企業凈資產收益率為15.64%,國有企業凈資產收益率僅為8.73%;這說明國企的低效率完全抵消了補貼的好處而有余。靠這樣的低效率,國有企業多不能在國際市場上打拼。

  

   所以,真正造成美國高額貿易逆差的,主要是中國的民營企業與外資企業。據商務部,以2019年3月的數據看,國有企業在全部出口額中僅占10%,其余90%的出口額則是民營企業和外資企業創造的。因而特朗普的關稅的絕大部分加在了沒有政府補貼的民營企業和外資企業的頭上。這不是在糾正市場扭曲,反而是在懲罰遵循市場規則的企業,使市場更為扭曲。還要考慮因中國政府反制而被加征關稅的600億美元美國商品,其生產者也是無辜的。如果2600億美元中只有200億美元是國有企業的商品,這就相當于為了懲罰和糾正200億美元(占7.7%)的不公平貿易,要由2400億美元(占92.3%)的公平貿易來陪綁。這不公平,也很愚笨。

  

圖1   中國各種企業的出口份額

數據來源:商務部網站(http://data.mofcom.gov.cn/hwmy/imexComType.shtml)。

  

   第二,它可能轉移貿易談判的中心點,使雙方的注意力放在關稅戰上,并以此為基礎進行進一步的互相報復。原來的目的就可能全忘了。對中國商品普遍加征關稅,造成了民營企業和外資企業的普遍損失,它們會起來反對這一措施,并會成為表面捍衛國家利益實則保護國企壟斷利益的談判博弈的政治動力。正是因為特朗普的關稅大棒沒有砸到國有企業,所以它們并不畏懼這種關稅戰,而是躲在“國家利益”的外殼下,盡其所能影響中方的貿易談判,使之偏離中國的國家整體利益,而有利于它們。而那些遵循市場規則的民營企業和外資企業則是它們的“人質”,一旦關稅大棒砸下來,它們是躲在人質中間的,不會直接受傷。它們甚至在竊笑。在另一方面,特朗普為了懲罰一小撮企業的不公平貿易,卻普遍傷害了中國企業,尤其是民營企業,使得他們群情激昂、同仇敵愾,以民族主義的態度支持同為本國的國有企業。這反而阻礙了中美就糾正不公平貿易、遵循自由貿易原則達成一致。更進一步,由此引起的中方的反制,更有可能將雙方帶入相互報復的惡性循環之中,以致有可能忘記了當初為了什么而談判。

  

為什么而談?前面已說,談判的目的是自由貿易,將之具體化,就應該是公平貿易原則和法治。遵循公平貿易規則就是要消除所有不公平的現象,包括補貼,限制進入,侵犯知識產權,特許,壟斷和其它政策優惠等等,而法治則是用國家的強制力公正裁判貿易爭端。公平貿易在大多數情況下是自愿的,而在少數情況下則需要法治的強制力維護。因而法治也是公平貿易的重要制度。不僅如此,公平貿易原則和法治還是中美兩國及其政府的基本共識。美方自不必說。中國政府對內強調“市場在資源配置中起決定性作用”,對外強調自由貿易原則,都與公平貿易原則并行不悖。中共十八屆四中全會強調要建設“法治國家,法治政府和法治社會”,盡管在現實中存在很多違反法治的問題,但在原則上要朝著實現法治的方向努力。(點擊此處閱讀下一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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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來源:《FT中文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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