秦暉:儒表與法里

選擇字號:   本文共閱讀 3313 次 更新時間:2019-11-17 21:35:32

進入專題: 儒家   法家   性惡論  

秦暉 (進入專欄)  

  

   過去人們常把儒家文化當成“中國文化”的同義詞,但毛澤東卻強調“百代都行秦政制”,而“秦政制”恰恰從理論到實踐都是極端反儒的。自漢武帝“獨尊儒術”以來,“漢承秦制”的制度設計與“獨尊儒術”的經典認同之間始終有很大反差。具體在吏治問題上,儒、法兩家的吏治思想幾乎是兩個極端,即儒家的吏治觀建立在性善論基礎上,以倫理中心主義為原則,主張行政正義優先。而法家的吏治觀則建立在性惡論基礎上,以權力中心主義為原則,主張行政安全優先。

  

   儒家思想產生于東周,那時的中國社會是個以血緣族群為組織形式的社會,《左傳》所謂“帥其宗氏,輯其分族,將其類丑”(《左傳》,定公四年三月)就是當時“國家”的真實面貌。今天學術界對這種族群有氏族、宗族、大家族等定性之爭,但其為血緣紐帶的結合、宗族親情——父權的倫理關系起重要作用則是無疑的。那時周天子、諸侯、卿大夫到士的層層分封實際上等于一個大家族的輩分、長幼、嫡庶序列,天子之尊主要是倫理性的,并不具有科層化的行政權力結構。這樣的族群社會,由“天生的”血緣親情推出人性本善,由倫理上的長幼尊卑推出一種“人各親其親、長其長,則天下平”(《孟子·離婁下》)的政治秩序,而且這種秩序是由五服、小宗、大宗這類族緣親疏觀念決定的一種“小圈子”原則,也就是費孝通說的“差序格局”。應當說,這種“小共同體本位”特征是儒家社會理論不同于法、道、墨、楊等時論,也不同于現代公民文化的最關鍵之點。

  

   親疏不同,人際關系中的權利與義務也不一樣。這些權利與義務表現為一種溫情脈脈的父權-父責統一體,君臣間也如父子一樣,受“君君、臣臣、父父、子子”的關系支配,即君要像個君,臣才能像個臣;父要像個父,子才能像個子;君不君則臣不臣,父不父則子不子。“父慈、子孝、兄良、弟悌、夫義、婦聽、長惠、幼順、君仁、臣忠。”(《禮記·禮運》)顯然,這種關系對雙方都有約束,所以原始儒家雖然講君權父權,但并不等于絕對專制。相反,從上述原則中還可以推出“民為貴,社稷次之,君為輕”,“聞誅一夫紂矣,未聞弒其君”之類的“民本思想”。后世儒家由此發展出一套“仁政”學說:儒為帝王師、教君行仁政,君命來自“天意”,而“天意”非神意,“天聽自我民聽”,“順天應民”之類的說法,都強調行政正義原則的重要性。

  

   儒家行政正義優先的原則在吏治觀念上的體現,就是強調官吏本身要清操自守、廉潔自律,其施政要以“仁德”為本,反對嚴刑峻法,以所謂“吏治循謹”(《史記·酷吏列傳》)排斥法家的所謂“吏治刻深”。但行政正義優先的原則如果貫徹到底,對“家天下”的專制王朝是不利的。事實上,原初儒家理想中的很多東西甚至很難為皇權容忍,例如:根據儒家“賢者居位”的觀念,讓賢不傳子的三代“禪讓”之制始終作為理想而受到推崇,后世一些儒家“原教旨主義”者甚至由此推出一種類似柏拉圖“哲人王”式的“君儒”觀念:“春秋時皇帝該孔子做,戰國時皇帝該孟子做,秦以后的皇帝該程朱做,明末皇帝該呂子做,今都被豪強占據去了。君儒最會做皇帝,世路上英雄他哪曉得做甚皇帝?”(曾靜:《知新錄》)這樣的言論可謂異端之尤,無怪乎清帝雍正會把這種“賢者居位”說罵為“狂怪喪心之論”(胤稹:《大義覺迷錄》卷二)。根據儒家“圣道”高于君命、儒為王者師、信仰高于權位的觀念,從“圣王”理想中產生“從道不從君”的人格追求(《荀子·子道》:“從道不從君,從義不從父,人之大行也。”)。一些天真的士大夫不把自己僅僅看成帝王的家臣,而自認為有“替天行道”之責,由此形成那種東林、海瑞式的清流、清議傳統,對君權表現出一定的獨立意志。所謂“文死諫”、“強項令”,海瑞罷官、海瑞罵皇帝式的事情,無論在道德上怎樣受到儒家價值觀的稱許,現實中卻很難為君王接受。雍正就特別反感那些“操守雖清”卻不太聽話的儒臣,把他們斥為“潔己沽譽”的“巧宦”,認為他們比貪官還壞。

  

   儒家“人各親其親、長其長,則天下平”的觀念,體現的是一種“特殊主義”而非“普遍主義”觀念,由此導致行政中講人情、分親疏、形成小圈子和“差序格局”的弊病,這對中央集權的大一統體制顯然是不利的。電影《被告山杠爺》中那種只顧倫理不顧“王法”的“杠爺治村”模式被認為反映了傳統文化與“現代法治”的沖突,然而實際上,它首先在古代就是與傳統“王法”沖突的。例如儒家贊賞“容隱”、禁止“告親”的觀念,就與法家禁止容隱、鼓勵告親的做法尖銳對立。

  

   從性善論與倫理中心主義出發,傳統儒家在用人上講究一種由德高望重的伯樂出以公心地推薦賢德之人為官的模式。這種自下而上的薦舉加上朝廷自上而下地按倫理標準征召“孝廉”、“賢良方正”、“至孝”、“有道”之人為官的做法便形成了東漢至隋這一時期官吏選拔的主流方式,即察舉、中正之制。這種做法固然形成了全社會“講道德”的風氣,但卻流于虛假,而且實踐證明性善論假定的那種“出以公心”的薦舉(所謂“內舉不避親,外舉不避仇”)也不可靠,它往往變成出于私心的拉幫結派、門閥自固,不僅貽害吏治,而且不利于皇權。

  

   如此等等,這些弊病以往常被看成是儒家高調理想與現實社會的差距,即所謂有內圣而無外王。但實際上,“賢者居位”、“從道不從君”固然可以說是高調理想,小圈子主義與門閥式薦舉卻是十分庸俗的。它們各自對傳統吏治形成正反兩面的影響:前者培育出清正剛直之士,后者則造成門閥式腐敗。然而有趣的是,這二者在傳統吏治中卻往往互為因果。例如東漢魏晉時弊端百出的門閥制度,就是從東漢前中期的清流“黨人”把持中正發展而來的。那時的清流以道義自許,不畏強權,痛斥宦官、外戚專政的政治黑暗,因此受到殘酷迫害,同時也由此積累起巨大的道德聲望。后來正義伸張,清流得勢,便由他們按道德標準“黜貪進賢”,選用“寒素清白”之人。但是,大權一旦在握,清流很快在“權力腐蝕律”作用下變得不清了,按道德標準打分的“九品中正”之制很快變成了既不“中”也不“正”,“上品無寒門,下品無士族”,而民間則傳開了“寒素清白濁如泥,高第良將怯如雞”的政治幽默。

  

   如今我們不難找到這種高調理想趨于墮落的原因。然而在當時,皇帝們主要是從鞏固“家天下”的角度去總結經驗教訓的,他們自然不會從“權力腐蝕律”著眼,而只認為是書生意氣過于迂腐乃至狂妄。于是儒家的吏治思想往往只是在紙上受到“獨尊”,而實際吏治則按法家的一套運作。

  

   “百代都行秦政制”,而秦制是法家之制。

  

   法家思想是在中國由血緣族群時代轉向大一統帝國的歷史轉折中形成的。這一轉折意味著專制皇權打破族群紐帶直接控制“編戶齊民”,意味著天子與諸侯間的“倫理關系”變成了皇帝與臣僚間的科層關系。儒法之別從社會學意義上講,就是宗法制與反宗法的“編戶齊民”之制在觀念上的區別。在宗法制下“人各親其親,長其長”,分屬于成千上萬個小家長。天子雖有大宗嫡派總家長之名,畢竟“我附庸的附庸不是我的附庸”,不可能越過各級家長直接控制臣民。同時各級家長與家屬間的關系都是倫理性的長幼尊卑關系,而不是、至少不完全是行政上的上下級關系,更不是雇傭式的主仆關系。打個比方說:兒子固然有孝敬父親的義務,父親卻不能隨意“任免”兒子。于是法家改革的重要內容便是把“長者政治”變為“強者政治”。法家采用極端的反宗法措施:“不得族居”、“民有二男不分異者倍其賦”、“父子兄弟同室共息者為禁”,強制解散大家庭、切斷家族紐帶。法家鼓勵“告親”,禁止“容隱”,秦律規定妻子告發丈夫,妻子的財產可免遭抄沒;丈夫告發妻子,不但他的財產可以保全,妻的財產也可以用來獎賞他。漢儒曾這樣描繪秦的民風:兒子借父親一把鋤頭,父親的臉色便很難看;母親來兒子家借個掃帚簸箕,兒子一家便罵罵咧咧;媳婦生了男孩便得意揚揚,不把公公放在眼里,婆媳一語不合,便“反唇相譏”。(賈誼:《過秦論》)

  

   這樣的民風簡直比據說兒子到父親家吃頓飯還要付錢的現代西方還要“個人主義”了。然而這種“個人主義”當然不具有近代反對父權族權的那種個性解放性質,這種家好族好不如權勢好,爹親娘親不如皇上親的狀態便于皇權一竿子插到底地對社會實現直接控制。朝廷可以通過任免如意的官僚組織和閭里保甲的戶口管制系統把一盤散沙的民戶編制起來,從而最大程度地集中人力物力。2000萬人口的秦朝,可以調40萬勞動力去修長城,70萬人去修始皇陵,70萬人去修阿房宮,50萬人戍五嶺……這是宗法時代的周天子絕對不敢設想的。

  

   儒家的性善論是建立在血緣宗族內“天然”親情基礎上的,否定宗族的法家因而也就建立了極端的性惡論。針對儒家“人各親其親長其長”之說,法家提出“親親則別,愛私則險,民眾而以別險為務,則民亂。”(《商君書·開塞》)為了否定親親、性善之說,《韓非子》甚至認為“夫以妻之近及子之親而猶不可信,則其余無可信者矣!”“子、父,至親也,而或譙、或怨者……皆挾自為心也。”(《韓非子·備內》,《韓非子·外儲說左上》)既然連父子、夫妻之間也不可信,一般人之間的仁義忠信就更不足恃了。在法家看來,唯一可信的是法(普遍主義的賞罰規定)、術(通過分權制衡駕馭群臣的權術)、勢(嚴刑峻法形成的高壓)。

  

   法家認為人間是個社會達爾文主義式的權力競爭場:“上古競于道德,中世逐于智謀,當今爭于氣力(權力)”(《韓非子·五蠹》);“上世親親而愛私,中世上賢而說仁,下世貴貴而尊官”(《商君書·開塞》)。因此君王安排吏治,首先考慮的就不是如何順天應民,實現行政正義,而是確保大權在我,居重馭輕,強干弱枝,防止權臣竊柄、君位架空,致使法、術、勢失靈而危及“家天下”。于是由性惡論、權力中心主義而導出的行政安全至上,便成為吏治的首要原則。法家君主當然也希望臣僚清廉公正得民心,但絕不會把行政正義置于行政安全之上。這種吏治觀認為臣下的忠順比清廉更重要,而且與儒家不同,法家要求這種忠順是無條件的,即“臣忠”不能以“君仁”為條件。把這種觀念推到極端的是清朝的雍正帝,他甚至連臣下“君恩深重,涓埃難報”的獻媚之語都做反面理解,申斥說:“但盡臣節所當為,何論君恩之厚薄”((雍正)《朱批諭旨·田文鏡奏折》七年六月十五日),即君不君時,臣也不許不臣。

  

   但作為性惡論者,法家實際上也并不相信君臣關系中有什么信仰、忠誠可言。韓非就曾一再講:“人臣之于其君,非有骨肉之親也,縛于勢而不得不事也。”“臣之所以不弒其君者,黨與不具也。”(《韓非子·備內、揚權》)他還舉例說:傭夫賣力地給主人干活,不是因為愛主人,而是因為活干得多可以多掙到錢。同樣的,臣之所以能為君用,是因為他們期望以此得富貴。而臣之所以不叛君,是因為他們害怕殺頭。所以毫不奇怪,一個人如果竟然不圖富貴又不怕殺頭,那他在君主眼中就有造反的嫌疑,儒家傻呵呵地提倡的那種不貪財不怕死的海瑞式人物,還是少些為好,“若此臣者,不畏重誅,不利重賞,不可以罰禁也,不可以賞使也,此謂之無益之臣也,吾所少而去也”。(《韓非子·奸劫弒臣》)

  

換句話說,海瑞式的清官在儒家看來是吏治的典范,在法家看來卻是吏治之癌。而在現實吏治中海瑞之所以罕見,在儒家看來是理想太完美,曲高和寡,大音希聲。而在法家看來沒有海瑞才是理想的吏治,有那么一兩個,是為“無益之臣”,如果有更多那就是危險之征了。(點擊此處閱讀下一頁)

進入 秦暉 的專欄     進入專題: 儒家   法家   性惡論  

本文責編:limei
發信站:愛思想(http://www.zvjsub.live),欄目:天益學術 > 哲學 > 中國哲學
本文鏈接:http://www.zvjsub.live/data/119067.html
文章來源:《傳統十論》

44 推薦

在方框中輸入電子郵件地址,多個郵件之間用半角逗號(,)分隔。

愛思想(aisixiang.com)網站為公益純學術網站,旨在推動學術繁榮、塑造社會精神。
凡本網首發及經作者授權但非首發的所有作品,版權歸作者本人所有。網絡轉載請注明作者、出處并保持完整,紙媒轉載請經本網或作者本人書面授權。
凡本網注明“來源:XXX(非愛思想網)”的作品,均轉載自其它媒體,轉載目的在于分享信息、助推思想傳播,并不代表本網贊同其觀點和對其真實性負責。若作者或版權人不愿被使用,請來函指出,本網即予改正。
Powered by aisixiang.com Copyright © 2020 by aisixiang.com All Rights Reserved 愛思想 京ICP備12007865號 京公網安備11010602120014號.
易康網
北京pk10开奖历史记录 球探篮球比分查询 二星后二包胆 贵州十一选五遗漏走势图 河北快三怎么玩稳赚 178彩票网靠谱吗 快乐12在线投注 批发农副产品赚钱吗 河南快3最大遗漏号 188即时足球比分 新浪nba比分数据查询 规律与现象 快乐12任选3胆拖玩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