雷頤:良知與理性:引人深思的三個莫斯科之旅

選擇字號:   本文共閱讀 3823 次 更新時間:2019-11-18 20:18:27

進入專題: 茨威格   羅曼·羅蘭   紀德   蘇聯  

雷頤 (進入專欄)  

  

   茨威格、羅曼·羅蘭和紀德分別在1928、1935和1936年到蘇聯訪問,回來后寫了或簡或詳的訪問記,有的當時未公開發表,有的當時就公開發表。今天邊讀他們當年的聞見觀感,一邊回想這半個多世紀的潮起潮落、風雨蒼黃,使人不勝今昔之慨;他們的態度、意見和觀點,更引人深思,發人深省。

  

  

   1928年夏,茨威格收到一封邀請信,要他作為奧地利作家代表團的成員到莫斯科參加列夫.托爾斯泰誕辰一百周年的紀念活動。 生性謹慎的他這次卻沒有絲毫猶疑,立即決定接受邀請,前往早已想去但又一直感到不便去的俄羅斯。

  

   之所以感到不便,是因為茨威格對政治一向厭惡,而到經過十月革命的蘇俄訪問,本身卻就會被政治所“利用”。“由于布爾會維克的實驗,俄國對一切有知識的人來說,成了戰后最富有魅力的國家。有的人熱情贊美它,有的人瘋狂地與它為敵,但都沒有確切的了解……但是人們知道,那里正在進行一些全新的嘗試,不管那些嘗試是善是惡,它們很可能決定我們這個世界的未來形式。”(《昨日的世界》,三聯書店1992年中譯本第362頁)因此, 十月革命后許多歐洲作家都曾抱此心態訪俄,想一窺虛實,但他們回來時有的熱情滿懷,有的失望沮喪,使人真偽難辨。茨威格當然也想前往考察,親睹這個“可能決定我們這個世界的未來形式”,對其作出自己的結論。而且,他的不少作品早已被譯為俄文,有許多俄國讀者,所以更想訪俄。不過,之所以一直猶疑不決、久未成行,是因為“在當時到俄國去的任何旅行,本身就已經意味著一種表態”,而他是個“對教條主義和政治性的事情最為深惡痛絕的人”,決不想輕易作政治性表態,“所以,盡管我有熱烈的好奇心,卻下不了決心到蘇維埃俄國去”。(第363 頁)但這次是為紀念信仰非暴力哲學的偉大作家托爾斯泰,卻可使他的訪問失去政治色彩。

  

   在俄國,他度過了一個活動緊接一個活動,非常緊張的十四天。每天都是參觀、集會、演講、訪問、會見、交談、飲宴……所到之處受到熱烈歡迎。到處都是熱火朝天、改天換地,不能不使人激動的場景。所接觸的各種人物也是豪情滿懷、朝氣蓬勃,相信自己正在成為“新人”,對他們正在創造的新世界、正在進行的新事業充滿信心。這種氛圍,使茨威格也深受感染。但多看之后,他又不免心生疑慮:“這個國家將來真的會象它打算的那樣非常迅速地改天換地嗎?宏偉的藍圖將會變得更加龐大呢,還是在俄羅斯人原有的奧勃洛摩夫式的怠惰中變成泡影?我們有時候覺得可信,有時候感到懷疑;我越看得多,心中越糊涂。”(第368頁)他承認, 許多來訪作家由于受到幾乎是空前的歡迎,感到自己真正被這里的廣大群眾所愛戴,會不由自主地對這個新政權大唱贊歌,“我自己在俄國有時幾乎也要大唱贊歌,在一片熱情之中,自己的頭腦也幾乎發昏”。(第372頁)

  

   但是,“我之所以沒有陷入那種魔術般的迷境,與其說我該感謝我自己的內在力量,毋寧說我更應感謝一位我不知名的陌生人,我以后也永遠不會知道他是誰。”(第373頁)事情是這樣的:一次參加大學生的慶祝會后,他被那些熱情洋溢、容光煥發的大學生們團團圍住,通過翻譯熱烈交談,其中一些人還一直興致勃勃地陪他走回旅館,繼續談話。當這些學生走后,房內只有茨威格一人獨處,在脫衣時他突然發現上衣口袋中有一封匿名信,一定是有人在與他擁抱或趁人擁擠的時候悄悄塞進了這封信。信中寫道:“請您不要相信別人對您所說的一切,請您不要忘記,當您看到他們給您看的一切時,他們還有許多東西沒有給您看。您得記住,跟您交談的那些人,絕大多數都沒有把他們想要告訴您的話對您講,而只是講了可以允許跟您講的話。我們所有的人都受到監視,您受到的監視也不會少。您的女翻譯要向上匯報每一句話,您的電話被竊聽,每一步都有人監督。”接著,信中列舉了一些具體的事例和細節。最后,要求他一定將此信燒掉:“請您不要撕了它,因為有人會從您的紙簍里把碎片取走,再把它們拼起來。”(第373頁)讀完此信, 茨威格不禁倒抽一口冷氣,開始深省,并以冷靜的態度對待這一切。他感到事實真相的復雜性超出想像,難以判斷,所以回國后他只寫了幾篇簡單的見聞,而不像其他一些作家那樣,訪俄歸來很快就出書對蘇俄作出或是熱情贊美或是激烈否定的判斷。他感到,自己“這樣的保留態度很好,因為三個月以后,許多事情跟我所見的就不一樣了;一年以后,經過迅猛的變革,當時說過的每一句話都已被事實斥之為謊言。不過話又說回來,我在俄國強烈感覺到的我們那個時代那種疾風暴雨式的事情,仍然是我一生中罕見的。”(第374頁)

  

   《昨日的世界》寫于1939-1940年,這時斯大林殘酷的“大清洗”及這一體制的種種嚴重弊端已廣為外世界所知。但我們看到,與不少人相比,他的贊揚雖有相當保留,不過從來嫉惡如仇、正義感極強、極富同情心、充滿人道主義精神的茨威格在談到蘇聯時仍非常謹慎,欲言又止,更未對各種罪惡進行激烈的譴責或作態度鮮明的評判。這種態度本身,適足引人深思。

  

  

   羅曼·羅蘭于1935年6-7月對莫斯科作了為時一月的訪問,他的《莫斯科日記》對這次訪問的經過和觀感都作了詳細的描繪。在日記中,他對蘇聯作了熱烈的贊揚,同時又對一些現像表示了深深的疑慮。值得玩味的是,他對自己產生這些疑慮似乎又有種負疚感,總要想出一些可以理解的“理由”自我解釋一番,以消除疑慮。

  

   如他雖然稱頌斯大林,但對那種過份的個人崇拜又反感之致。在參加了6月 30日的盛大游行后,他寫道:“我無法在兩個斯大林之間找到共同點--前天在克里姆林宮與我交談的斯大林,以及象羅馬皇帝一樣花了6 個小時欣賞自己的封神儀式的斯大林。一排又一排巨大的斯大林肖像在人們的頭頂浮動。飛機在空中畫出領袖姓名的第一個字母……”(上海人民出版社,1995年中譯本,第33頁)然而稍后他又認為這是人們“高興地意識到自己的力量,為成就而自豪,真誠地信任自己的事業和自己的政府--這是成千上萬、甚至千百萬蘇聯男女所體驗到的情感。證明這一點的是類似6月30日盛大慶祝游行那樣的、 顯示人民強大和幸福的全民示威游行……倒不如假定,所有的人都處在集體狂熱的影響之下--期望、快樂和信心的狂熱,狂熱地確信他們在世界上為之效力的事業的正確和宏偉。在歷史上,這被稱為‘成功時刻’--人民最充分地經受自己命運的時刻。”“雙手服從大腦--共產黨及其人民委員會。這是可靠的大腦,而且,它可靠地架在肩膀之上。”(第 110頁)但斯大林對這種個人崇拜不僅不制止而且還非常高興的態度,對羅曼·羅蘭來說又一直是一個難解的謎,他猜測可能是這個“現實主義者-格魯吉亞人心想:‘讓他們夸吧,只要他們做我希望做的事!’”(第128頁)

  

   當他得知有些青年僅僅因為是剝削階級家庭出身就被剝奪了上大學或進工廠的權利時極為氣憤,并向高爾基提出意見,盼其能作些工作改變這種政策。然而這不僅使高爾基感到為難和窘迫,反而竭力為這種政策辯護,使羅曼.羅蘭大為不滿。 對農民在“集體化”中的悲慘遭遇他深深同情,對濫殺無辜和種種殘酷的政治迫害他更感難以接受……但后來,他居然全都想通了,認為這是因為蘇聯在國內還有被推翻的統治階級的反抗、國外被帝國主義包圍的形勢所致。“精心選擇的政黨對千百萬非黨人士的不屈不撓的專政是需要的。非黨人士或許比敵人更危險,因為不能確定他們的準確人數……我不能譴責專政(只能因為它努力偽裝起來而譴責它),因為危險仍然存在。”(第114頁)“這是常備不懈的警惕性的原因所在, 這種警惕性有時使日常生活敗興,有時粗暴地匆匆把嫌疑者當作已經定罪的罪犯。還有其他許多不公正的表現,包括把不信任轉移到兒童身上,而這種不信任或許是他們的父輩或者他們根據出身所屬的階級所應得的……因此,正在不人道地形成賤民階級。必須承認這一切,只能對此感到可惜,只能糾正和根除--但無論如何不能不理解這一切。這是‘戰時狀態’。這是‘戒嚴狀態’。雖然連布哈林都不喜歡這種說法,我仍堅持這種說法,以便證明我們的蘇聯共產黨人朋友們的無辜,也因為這是有些人咬定不承認的實情。濫用權力是由情勢(和事實)的邏輯所引起的。 ”(第115頁)這些“非黨人士或許比敵人更危險”、“對千百萬非黨人士的不屈不撓的專政是需要的”一類的文字不能不使人不寒而栗。很難想像,這些文字是出自《約翰 .克利斯朵夫》、《欣悅的靈魂》、《貝多芬傳》、《托爾斯泰傳》……這些滿懷博愛精神之作的作者的筆下。

  

   他的妻子是俄國人,他的繼子謝爾蓋是位蘇聯大學生。一次,謝爾蓋向他抱怨說在大學中必須花大量的時間接受死板生硬的政治灌輸,而且,這些僵化的政治教條“答案的掌握是通過依樣畫葫蘆。不容許任何討論。”這種抱怨他當然理解,因為他本人在法國對官方在學校強迫進行政治教育就反感之極。但他現在認為“問題不在于共產主義。一切制度都會犯同一種錯誤。”同時,他更多地找謝爾蓋不滿的個人因素,而不認為這是體制的原因。他寫道,謝爾蓋從小就在身為公爵夫人的祖母家和親戚圈子中受教育。這位祖母雖然開明,“但仍有反革命的情緒,他的親戚則屬于雖說貧困、但仍是貴族的階級。盡管在理智上(雖說在遵循真理的同時仍感到遺憾),他應該承認共產主義的總的路線的公正性和合理性,他的天性所固有的某些本能和偏見仍使他與共產主義青年疏遠……從某種程度上說,為他準備的是這樣一種人的徒勞無益的角色,這種人退出了總的潮流,懷著將變成不滿的遺憾觀看潮流如何從身旁流過,或者大發牢騷,但又被這種潮流所吸引。”(第97-98頁)

  

   作為一個敏感的作家和思想家,他看到蘇聯的領導人擁有極大的、不受任何監督的權力,在生活中享有超出人們想像的特權,事實上正在形成一個“新貴”階層。對此,他深表憂慮,屢屢談及,認為今后很可能會產生一個龐大的“特權階層”,他急迫真誠地希望蘇共和斯大林能正視、解決這一問題。但隨即他又表示:“如果出現這種情況,我不會大肆宣揚革命的失敗。我從不認為,革命能夠一下子、立即實現人類兄弟般的團結和無階級的社會。每一次革命(而且,這應該不是最后一次,否則人類就會停止前進),每一次革命--這都是在通向偉大理想的道路上被征服的一個階段。蘇聯革命可能成為人類社會在通向這個目標的道路上邁出的最大一步。對蘇聯革命的榮耀來說,這已足夠……無論今后將發生什么,將始終需要管理人類巨大軀體的中樞。”(第119頁)

  

   《莫斯科日記》中類似的思想矛盾與“想方設法”的自我解釋還有許多許多,勿庸再舉。

  

  

   羅曼·羅蘭訪蘇一年后,法國左翼作家、對蘇向有好感的紀德也應邀訪問蘇聯。沒想到,他的訪問引發了世界左翼陣營一場軒然大波,引起了全世界知識分子的激烈爭論。

  

安德烈·紀德1869年生于巴黎,以小說《田園交響曲》、《偽幣制造者》等蜚聲文壇。(點擊此處閱讀下一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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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責編:lime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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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來源:雷頤游走古今 公眾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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