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紅升:反學術不端機制為何失靈?從曹雪濤事件談起

選擇字號:   本文共閱讀 2534 次 更新時間:2019-11-21 20:29:33

進入專題: 曹雪濤   學術不端  

​李紅升  

  

事件回顧


   美國當地時間11月13日, Elisabeth Bik在社交網站PubPeer上曝出了一則爆炸性信息,一位中國學術圈的教授多篇論文存在實驗圖片“不當復制”問題。她評論道:

  

   “一般來說,我們發現論文圖片疑似復制的概率約為4%,即20000篇論文中可能出現800篇存在這個問題。但目前為止,我發現他的論文中約有20%具有潛在的圖片復制問題。”Elisabeth Bik所質疑的這位教授就是曹雪濤,被質疑的論文多達40多篇。就論文的數量此而言,曹雪濤教授絕對是一個在國際期刊上發表學術論文的高產作者。

  

   15日下午,曹雪濤就《中國新聞周刊》的質詢回復道:“我現在剛到上海實驗室,要把這些事情查一下。我知道大家關注這個事情,查完了,我會給大家一個回復”。

  

   17日晚,曹雪濤對Elisabeth Bik質疑做出回應: “我對(涉及到)的這些出版物所得出的科學性結論的有效性,以及我們工作的可重現性仍然充滿信心。然而,作為實驗室的把關人或領導者,任何失誤都是沒有借口的。我將以此作為寶貴的學習機會,不僅在促進科學進步方面做得更好,而且在維護科學的準確性和誠實度方面做得更好。” 曹雪濤教授的態度顯得非常誠懇,并未像之前的一些人一樣在面對質疑時往往本能地矢口否認。但“信心”和“失誤”二詞似乎既不誠懇,而且有更多的深層含義。

  

   18日,中國工程院辦公廳工作人員回應澎湃新聞的采訪時表示,中國工程院會針對網絡反映的曹雪濤院士的有關問題展開調查:“我們已經了解到網絡上有關曹雪濤院士的投訴,我們會調查處理這件事情,但是進一步調查處理也需要花時間,具體以什么形式展開調查,目前暫時還不掌握最新情況,只是說我們(中國工程院)肯定會調查。”

  

   19日,新京報官方賬號的一則消息稱,有6篇論文的作者(5篇論文的第一作者,1篇論文的通訊作者)針對此事做出回應。有3篇文章的作者表示,論文中用錯了圖片,導致文內圖片重復。

  

   21日,財新網消息,多位學者針對以曹雪濤作為通訊作者,于11月8日最新發表于免疫學頂級英文期刊《自然免疫學》的論文,提出了和最初質疑者此前標記的47篇論文相似的、針對論文中圖像重復、刪改或增添的質疑。曹雪濤團隊被質疑的論文數量已達到驚人的60篇。

  

   事件引發輿論爆發是必然的。一是作為一個有專業知識背景同時又專業從事反學術不端行為的工作者,Elisabeth Bik的質疑顯然與國內大量的基于利益沖突、并帶有惡意誹謗的舉報和爆料不可同日而語,事件的國際性影響毋庸置疑。二是事件的主角曹雪濤教授不僅是一個在自己專業領域享有極高的國內和國際聲望的人物,也是一個擁有副部級官員頭銜的頂尖大學的校長,這樣一個兼具專家和官員雙重身份的 “明星”式公眾人物,一旦與學術不端行為相聯系,勢必會吸引公眾和媒體的眼球,并成為輿情熱點和”人肉搜索”的對象。

  

   曹雪濤教授的簡歷顯示,他26歲在第二軍醫大學博士畢業,兩年后破格成為國內最年輕的正教授,32歲成為博士生導師,33歲擔任全軍免疫與基因治療重點實驗室主任,41歲成為當時最年輕的中國工程院院士。這一學術攀升經歷絕對屬于年少得志,其成就堪稱夢幻和勵志典范,尤其是對于一個國內畢業的博士而言。

  

   在曹雪濤這一顯赫的經歷中,其賴以成名的早期論文也被再次提及。上個世紀八十年代末,是氣功熱和特異功能席卷大江南北的一個時期。由于在國內科學界享有不二國師地位的錢學森的熱衷和推波助瀾,用現代科學方法對特異功能和氣功進行多學科研究成為一種時尚。當時在第二軍醫大學讀研究生的曹雪濤也加入到這一潮流中,通過與其導師等人合作,他在上海大學主辦的《自然雜志》上發表了《氣功外氣的抗腫瘤作用及增強免疫功能機理的實驗研究(一、二)》兩篇文章。論文的實驗方法是讓氣功師對接種了腫瘤細胞的小鼠發放外氣,一共4次,每次30分鐘。論文的結論是,實驗證明了氣功外氣對體內抗腫瘤轉移、阻止腫瘤生長、延長荷瘤宿主存活期及提高機體免疫功能的作用。

  

   氣功熱和特異功能的熱潮退去后,人們開始經意識這者更多地像一場騙局,而與之相關的所謂的科學研究也已經蓋棺論定為偽科學,因而當曹雪濤教授因上述事件而被質疑時,他的關于氣功的論文會更加強化人們的質疑傾向。人們應該有理由懷疑,曹雪濤教授早期關于氣功的研究是極不規范的,所謂的實驗結果有很大程度是不可重復的,或者說是子虛烏有,人為編造的結果。在那個學術不端尚未成為流行名詞的時代,曹雪濤教授并沒有由于上述可疑的行為受到處罰,反而成為受益者。

  

失靈的反學術不端機制


   現在,讓我們來看看有關方面對曹雪濤事態的反應,以及透過這些反應所表現出的反學術不端機制何以失靈的問題。

  

   事件主角曹雪濤15日所說的“查完了,我會給大家一個回復”中的“查”字,顯然是指的自查,而非由其他人或權威機構的調查。問題是曹雪濤教授為了贏回自己的清白,不應僅僅選擇自查,也就是自證清白這一方式,而同時應該訴諸于學術界所廣為遵從的調查和處理程序,即請求與自己相關的機構或獨立的機構進行調查。或許,為了避免另一種“王婆賣瓜”式的自我袒護嫌疑,曹雪濤教授應該提請有關機構啟動調查,并對調查給予必要的配合。自查和自證清白方式之不當,不僅由于自我袒護嫌疑,而且很容易產生另一種不當行為,即為了應對公眾和網絡等傳媒以及相關機構的多方質疑和可能的問責壓力,很可能會在自查過程中出現某種利益相關者之間的“串謀”或者默契合謀,以便為責任者辯護和開脫。例如,讓合作者對質疑進行答復或者承擔主要的疏忽、過失甚至故意之責,通過有關機構和個人來為其學術聲望背書,以及針對有關機構和同行的公關工作等。由于被質疑論文的合作者大都是其學生或者資歷較淺的年輕學者,因而面對這樣一個位高權重,并且在專業領域具有超常影響力的人,在相關責任人和利益攸關者之間達成所期望的某種安排顯然是輕而易舉的。一旦出現“串謀”和“安排”行為,不僅會使事件復雜化,而且也將使有關機構之后可能的介入和調查活動變得更加困難。

  

   一旦認定這種自查既于曹雪濤教授不是一種好的安排,于反學術不端機制也是一種不利的安排,因而,有關機構站出來就是理所應當、也是順理成章的一件事。

  

   南開大學是這一事件最為直接的機構,但截止到現在也沒有看到該校的任何聲明和表態。這種沉默在情理之中,其原因毋需在此加以展開。不過,這種沉默卻有違南開大學既有的相關規則。早在2009年,該校就發布了《南開大學處理學術不端行為暫行辦法》,其中第五條提到了學術不端行為的調查和處理程序。調查因以下兩種情況而決定是否啟動,一種情況是舉報人向學校學風建設委員會舉報,而后該委員會在30日內決定是否啟動調查;另一種情況則因媒體報道涉及該校師生的學術規范事件,委員會應主動進行調查并將調查和處理結果在媒體上公開。很顯然,Elisabeth Bik并沒有向南開大學學風建設委員會舉報,第一種情況顯然不適應。但這一事件已經成為眾所周知的公共事件,因而這一事件應該適應第二種情況。不過很遺憾,南開大學的學風建設委員會并沒有對事件進行回應。但是,讓我們設想另外一種場景,如果是一個普通的教師引發了網絡輿情,學校會在什么時間做出反應呢?答案大概率是很快。

  

   南開大學在曹雪濤事件上的沉默,反映了當下國內大學在反學術不端機制方面的某種失靈狀態,而這也反映了當下大學在治理結構上所存在的制度性弊端。由于未能對事件及時做出回應,南開大學的相關規定實際上流于形式,或者僅僅是對教育部相關規定一個程式化回應。而且,這一狀況也可能誤導公眾和相關的學術同行,讓他們認為反學術不端的規定是選擇性的,只能打“蚊子”,不能打“老虎”。事實上,如果我們審視一下南開的反學術不端辦法——其他高校也大致相同——是極其粗線條的,可操作性也很低,尤其是學術不端的質疑對象是校級領導和學界“大佬”時,操作性可能就更低了。這里姑舉幾例:規定中沒有關于學風委員會組成、成員遴選及其職權的詳細規定;雖然有回避規定,但事實是以本校人員組成的學風委員會的成員與被調查的人之間或多或少都會有所關聯;調查的結果要由校長辦公會做出最后的決定;以本校成員組成委員會的中立性和盡職意愿也存在較大的問題,因為為了捍衛學校的聲譽,其成員顯然有強烈的動機對不端行為加以掩飾,或者輕描淡寫、避重就輕、大事化小;還有一點也是很重要的,這樣的一個委員會是否具備必要的專業能力也存在疑問。

  

   當然,南開大學并不是唯一一個有權對曹雪濤事件進行調查的機構,還有許多其他機構也可以決定是否對這一事件發起調查,這包括南開大學以及曹雪濤本人所屬的教育主管部門,也包括授予其院士頭銜的中國工程院。同時,曹雪濤發表這些論文期間所工作過的機構,包括第二軍醫大學、中國醫學科學院、北京協和醫學院等也理應為了自身的聲譽和學術職責而發起調查。

  

作為全國最大的一個與科研有關的管理部門,教育部一直積極地致力于反學術不端。按照2016年發布的《高等學校預防與處理學術不端行為辦法》的規定,教育部在預防和處理學術不端行為方面負有宏觀政策制定、指導和監督以及通報與信息公開等職責。同時在該辦法附則第四十條中還規定,“高等學校主管部門對直接受理的學術不端案件,可自行組織調查組或者指定、委托高等學校、有關機構組織調查、認定。對學術不端行為責任人的處理,根據本辦法及國家有關規定執行。”但是,規則中關于主管部門在什么情況下受理、哪個機構受理,如何受理以及如何組織調查和認定都太過簡略,遠不像對各高校的要求那么巨細無遺。由于缺乏明確的程序性規定,因此,主管部門受理和組織調查更多地是一種姿態。這一點可以從以下事實得到印證:人們很少見到由主管部門組織的學術不端行為的調查案例。基于此,人們或許可以認為,主管部門實際上將學術不端行為的調查和處置的實際權限委托給了各高校。這種放權也就意味著高校自身的調查機制所存在的中立性、專業性不足,以及有些調查難以啟動等問題將難以解決,或者難以有效解決。如同其他領域反不端行為和反腐敗行為的成功經驗所揭示的,針對學術不端行為的調查和處理也應是分層的和逐級進行的,也就是上一級調查下一級,逐級遞推,而不能單純依賴單位內部內設的反學術不端機構。就曹雪濤事件這樣影響重大的事件而言,啟動調查的應該是其主管部門,因為教育主管部門更具調查所必不可少的權威性、更加超脫,也更容易組織獨立的、更具公信力的調查委員會。但遺憾的是,(點擊此處閱讀下一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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