蔣紹愚:也談文言和白話

選擇字號:   本文共閱讀 1222 次 更新時間:2019-11-23 22:11:56

進入專題: 文言文   白話文  

蔣紹愚  

   內容提要:文言和白話的區別,不在于是脫離口語還是接近口語,而在于文言使用的是上古漢語的詞匯語法系統,白話使用的是近代漢語的詞匯語法系統。現代漢語的書面語是白話,但文言在今天仍然需要,白話還需要發展和提高。

   關 鍵 詞:文言  白話  上古漢語  近代漢語  口語  書面語

  

   什么是文言?什么是白話?這是討論了很久的問題。呂叔湘先生寫過文章《文言和白話》,張中行先生寫過書《文言和白話》。但是有些問題還是不太清楚,所以要寫這篇《也談文言和白話》。

  

   一、什么是白話

  

   20世紀初的新文化運動反對文言文,提倡白話文,“白話文”與“文言文”相對而言,其涵義是很明確的。但在歷史上什么是“白話”?這就有不同的看法。有人說《尚書》《詩經》《論語》都是白話,這樣說對不對?

   這要從“白話”的界定說起。胡適認為“白話”有三個意思。胡適《白話文學史·自序》:“我把‘白話文學’的范圍放的很大,故包括舊文學中那些明白清楚近于說話的作品。我從前曾經說過,‘白話’有三個意思:一是戲臺上說白的‘白’,就是說得出,聽得懂的話;二是清白的‘白’,就是不加粉飾的話;三是明白的‘白’,就是明白曉暢的話。以這三個標準,我認定《史記》《漢書》里有許多白話,古樂府歌辭大部分是白話的,佛書譯本的文字也是當時的白話或很近于白話,唐人的詩歌——尤其是樂府絕句——也有很多的白話作品。”(1928:13)

   這三個意思,主要是第一條,即“說得出,聽得懂”。也就是后來人們常說的,是反映口語的作品。“說得出”就是人們口中所說的話的記錄,而且記錄時不加粉飾,所以明白曉暢,都能聽得懂。這樣的語言就是白話。這是“白話”的一種界定。

   根據這種界定,就有人認為《尚書》是白話。

   裘廷梁《論白話為維新之本》:“文字之始,白話而已。”上古帝王的“文告皆白話,而后人以為詰屈難解者,年代綿邈,文字不變而言語變也”(轉引自徐時儀,2015:15)。

   錢玄同《嘗試集序》:“周秦以前的文章,大都是用白話;像那《盤庚》《大誥》,后世讀了,雖然覺得佶屈聱牙,異常古奧;然而這種文章,實在是當時的白話告示。”(1999a:88-89)

   確實,《尚書》中很多文告,都是說給老百姓聽的,如《盤庚》,是盤庚遷都時動員百姓的講話,如果用的不是老百姓都能懂的口語,老百姓都聽不懂,那還能起什么作用?

   有人認為《國風》是白話。

   胡適的《白話文學史》是從《史記》《漢書》和漢樂府講起的。但他在1922年三月廿四日擬定的《國語文學史》的新綱目有一條:“二千五百年前的白話文學——國風”。之所以在《白話文學史》沒有講《詩經》,“是因為我去年從外國回來,手頭沒有書籍,不敢做這一段很難做的研究”(1928:14)。

   確實,《國風》是當時的民歌,記錄的是當時的口語。

   也有人認為《論語》是白話。徐時儀《漢語白話史》:“《論語》和《世說新語》等,也不妨作為漢語史上的早期白話”,“《論語》……記載了當時的白話”。但書中又說:“先秦……出現了一大批雅言寫的文獻著作,如《左傳》《論語》……雅言……也就是文言。”(2015:19、65、7)

   確實,《論語》反映的是口語。《漢書·藝文志》:“《論語》者,孔子應答弟子時人,及弟子相與言而接聞于夫子之語也。當時各弟子有所記,夫子既卒,門人相與輯而論纂,故謂之論語。”《論語·衛靈公》:“子張問行。子曰:‘言忠信,行篤敬,雖蠻貊之邦行矣;言不忠信,行不篤敬,雖州里行乎哉?立,則見其參于前也;在輿,則見其倚于衡也。夫然后行。’子張書諸紳。”《論語》中很多條目都是孔子對學生說的話的記錄,當然是反映口語的。

   如果《論語》是白話,那么,其他先秦諸子的著作呢?《墨子》《老子》《孟子》等可能“粉飾”的成分要多一點,因為要宣傳自己的主張,要駁倒其他學派,總要在文辭上加以修飾。但總的看來,其語言和《論語》差別不大。那么是否也應該說是白話呢?

   如果《尚書》《國風》以及《論語》等先秦著作都是白話,到后來(大約是東漢)書面語脫離了口語而形成文言,然后從敦煌變文開始又用白話,那么,漢語書面語自古以來發展的歷史就是“白話—文言—白話”。這樣的看法自有其道理,但和通常的看法距離太遠。

   在新文化運動前后,一些白話文的提倡者如裘廷梁、胡適、錢玄同等,主張《尚書》《國風》是白話,是為了說明最初是言文一致的;白話文不是鄙俗淺薄之文,在歷史上,諸如《詩》《書》這樣的經典都是白話文,“當以白話為文學正宗”(陳獨秀,1917/1922:90)。這是當時反對文言文提倡白話文的需要。到了今天,我們不必再這樣為白話文爭地位。

   至于說反映口語的就是白話文,這樣一種判定標準當然也有一定的理由,但它忽略了一點:同樣是口語,殷周時的口語跟唐宋以來口語有很大的不同,反映這兩種口語的書面語也有很大不同。這種不同,并不需要學者來論證判別,今天任何一個稍有閱讀能力的人都能直觀地感到。如果因為《尚書》《國風》《論語》和《西游記》《紅樓夢》都反映當時的口語,而把它們都稱為“白話”,一定會使人大為驚訝:為什么“白話”作品的面貌這樣不同!

   胡適把“說得出,聽得懂”作為白話的標準,呂叔湘《文言和白話》(1944)也很重視“聽得懂和聽不懂”,認為“白話是現代人可以用聽覺去了解的,較早的白話也許需要一點特殊的學習;文言是現代人必需用視覺去了解的”。但他們劃出來的文言和白話的界線很不一樣。比如,胡適說《國風》是白話,呂叔湘說:“‘求我庶士,迨其吉兮。’……難道我們還能說這不是文言?”問題在于:“聽得懂”是誰聽得懂?胡適沒有明說,但他指的是在《史記》《漢書》時代乃至《國風》時代,當時的人能聽得懂就是白話。而呂叔湘明確地說,是現代人聽得懂才是白話。實際上,他們兩位的標準是不一樣的,所以劃出來的文言和白話界線也不一樣。

   “當時人聽得懂”和“現代人聽得懂”這兩個標準都不大容易掌握。“當時人聽得懂”,我們當然無法讓當時人站出來聽話,只能通過各種辦法來推論(比如《盤庚》是對當時百姓的告示,當時的百姓一定能聽得懂)。“現代人聽得懂”,第一是“現代人”的知識水平和文化修養有很大差距,有些作品,有人能聽懂,有人聽不懂,究竟以什么人為準?大概是以現在的中等文化程度的人為準吧。第二是“白話”的范圍不僅僅是現代的作品,照呂叔湘的說法,也包括“唐宋以來的語體文”,這些“唐宋以來的語體文”有的和現代白話文差距還相當大,現在中等文化程度的人未必能聽懂;那么,這些還算不算白話文?

   呂叔湘曾選了12段文章,請他的朋友來判斷:哪些是文言,哪些是白話。這些朋友的意見比較一致,認為(7)-(12)中,(7)唐張《朝野僉載》是文白夾雜,(10)宋李元弼《作邑自箴》是文言,其余(8)宋《景德傳燈錄》,(9)宋秦觀《滿園花》詞,(11)宋《燕云奉使錄》,(12)明劉仲璟《遇恩錄》是白話。呂叔湘認為這樣的判斷“反映一般人心目中的文言和白話的區別”。但呂叔湘也說:“和現代的口語合不合?那么連最近的(12)也有相當差異。”呂叔湘的朋友是文化修養較高的,如果請一位中等文化程度的人(比如大學低年級學生)來,把這12段文章念給他聽,大概這后面6段也未必聽得懂;讓他自己看,可能也是一臉的茫然。可見,以“現代人聽得懂”為標準來確定白話文也還有問題。

   呂叔湘的結論是:“白話是唐宋以來的語體文。”這個結論是對的。但若要問“為什么”,就不能以“現代人聽得懂”來回答,而要從另一個角度來論證。

   這要從漢語的歷史發展說起。首先要回過來說文言文。

  

   二、什么是文言

  

   什么是文言文?這個問題,也有不同的說法。

   張中行說:“文言和白話有分別,概括地說,文言是以秦漢書面語為標準,脫離口語而寫成的文字。白話是參照當時口語而寫成的文字。”他還說:“稱為文言,意思是只見于文只用于文的語言。”(1995:187、16)

   呂叔湘《近代漢語讀本序》(1985)也有過類似的說法:“秦以前的書面語和口語的距離估計不會太大,但漢魏以后逐漸形成一種相當固定的書面語,即后來所說的文言。”這樣定義文言,是把“脫離口語”作為文言的主要標準。按這種標準,就只有漢魏以后才有文言。那就把《論語》《史記》等接近口語的排除在文言之外了。

   但呂叔湘(1944)說:“白話是唐宋以來的語體文。此外都是文言……文言是現代人必需用視覺去了解的。”這里所說的“文言”不限于漢魏以后,其判斷標準是文言的面貌不同于今天的語言。

   其實,張中行上述看法,是“概括地說”,在他的書中已經說到,“以脫離當時口語為標準”有很多困難。“文言,早期的,也許離口語很近,或相當近”。他舉了《尚書·湯誓》和《論語·為政》中的兩段文字,說:“如果我們以‘脫離當時的口語’為文言的定義,顯然,我們只好說這兩例是白話。但這就必須放棄我們千百年來死抱住不放的舊看法——說這是文言。任何人都知道,這是做不到的。其結果就是,我們不能不承認,有的文言并不脫離當時的口語。”(1995:3、9-10)

   他認為文言有一個發展過程。“文言在秦漢時期定形”(1995:102)。在定形以前也算文言,在定形以后路子不變。在6.1.1,6.1.2,6.1.3三個小節中,他分別講述了這三個階段的特點。

   “定形以前這類商周的文字是定形以前的事物,它可以算作文言,卻與通用的文言有分別”(1995:104)。

   “秦漢時期秦漢時期文獻資料很多……用現在的眼光看,這些都是文言……這些著作是文言的標本”(1995:106-107)。

   “漢魏以后直到清末。這個階段時間很長,但都是順著秦漢的路子走,也就是用的是同一個詞匯句法系統”(1995:107)。

   可見,他說的“文言是以秦漢書面語為標準,脫離口語而寫成的文字”并不是對文言的完全的概括,而只適用于定形以后的文言。

   既然“脫離口語”不能作為判斷文言的標準,那么,什么是判斷文言的標準呢?

呂叔湘(1944)提出的問題是:“一般人分別文言和白話用的是什么標準?”文章說:“究竟文言是什么,白話是什么呢?大家都苦于心知其意而不容易下明確的界說。”作者舉出12段文字,讓朋友們判斷哪些是文言,哪些是白話,回答相當一致,作者說,這“恰好反映一般人心目中的文言和白話的區別”。我認為,要回答“什么是文言”的問題,應當采用“一般人”“心知其意”的這個標準,也不妨找一些人對一些作品做一個調查,來確定什么是文言。如果做一個調查,問大家:從《詩經》《論語》《史記》以及唐宋八大家、明清桐城派、直到《聊齋志異》,這些是不是文言?大家一定會不約而同地說:這些都是文言。現在中小學都讀一些《論語》的選段,如果老師對學生說:“《論語》不是文言。”學生一定感到很奇怪。如果老師對學生說:“《論語》是白話。”學生會感到更奇怪。(點擊此處閱讀下一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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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責編:陳冬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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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來源: 《清華大學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 2019年02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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