葛兆光:從歷史看中國、亞洲疆域

選擇字號:   本文共閱讀 834 次 更新時間:2019-11-24 21:14:09

進入專題: 疆域   中國   宅茲中國  

葛兆光 (進入專欄)  

  

   如今中國,幾乎已是歐美各種新理論的試驗場,用這些理論討論現代中國的形成,現代思想的興起,現代世界中的中國處境,很時髦很吸引人,不過,有時候是在抽象理論上的邏輯演繹,既與歷史環境無關,又缺乏史料支持。

  

  

   《宅茲中國》這本書用了西周青銅器何尊銘文中的一句話“宅茲中國”當書名,主要是想討論“亞洲”或“東亞”、“中國”以及“民族國家”、“認同”、“疆域”這樣一些問題,大部分章節都是這八九年來發表的論文構成的,也許,這就是我最近這些年所思所想所做的一些事情,因為其中的問題、思路和旨趣有一定的連貫性,所以,我把它編成了一本完整的書。

  

   你也知道,關于“認同”、“國家”、“民族”、“疆域”以及“亞洲”或“東亞”,在現在中國學界已經有很多討論,一些新理論、新概念和新話題很吸引人。不過你也可以發現,有些議論,你說不清它們的真實目的是什么,但會占據很大的言論空間,有很大的影響。有一些人挪用來自西方學院的一些時髦詞兒,又填上一些似乎有關中國的空洞話題,所以,讀者會認為他們,既能夠跟國際接軌,又能夠談中國研究,而且他們在政治和思想的論題里,能夠提供來自最“前沿”的學術性資源,所以,有人覺得這樣才既有“思想”也有“學術”。還有一些人常常對中國的政治、社會和文化發表高屋建瓴的意見,好像在談歷史,其實,這些人未必真的能夠深入中國,又未必真的擁有歷史知識,卻形成一定的氣候,這也是和似乎有著學理資源的提供和歷史論述的提供有關的。所以,如果你和他們一樣討論這些問題,如果沒有相當的學理支持和歷史論述,很難正本清源,說服讀者。王元化先生曾經說,應該是“有思想的學術和有學術的思想”,這話很對,我也覺得思想和學術應該有互相支援的關系。

  

   不過,我寫這本書,雖然在一定程度上是當下思想論爭所刺激的結果,但主要還是因為學術上的考慮,包括資料、角度和視野的考慮。我和余英時先生所說的一樣,對于政治只有遙遠的興趣,所以,基本上還是討論歷史,希望從歷史,也就是思想史和學術史的角度來討論這些問題。

  

  

   《宅茲中國》有一個副標題,叫“重建有關‘中國’的歷史論述”。雖然我這本書里也涉及亞洲、東亞、東海等等,但大體上我聚焦的是“中國”,就算是討論日本關于神道教的爭論、日本關于滿蒙回藏鮮的學術史、討論朝鮮的史料中的一些問題,其實也還是聚焦在中國的。不過,什么是“中國”?這是一個看上去普通,卻很難說清楚的問題。為了討論什么是“中國”,不得不涉及“周邊”,通過“周邊”——現在時髦一些叫“他者”——的眼睛、資料、視角來看中國。比如說,十七世紀以后,東亞諸國的彼此認同和互相排斥,就涉及民族、國家和歷史;而民族、國家和歷史的自我認識和他者認識,又會涉及一國和周邊諸國的關系;而周邊的話題,又牽出來如何理解中國和亞洲的關系;既然討論中國和亞洲,又會討論到疆域、族群和歷史等問題。

  

   你也許會說,現在不是有很多人在討論這些問題嗎?你看,有人討論“天下”,有人討論“帝國”,有人討論“多民族國家”,有人討論“知識共同體”,是的。這也就是我為什么多少有些擔心,我的論述方式會被誤解的緣故。現在的一些討論,其實,常常是先引入洋人的一些概念工具,用這些概念工具去重組中國歷史、文獻和資料,把這些“抽取”過的材料推導出一些宏大的結論。你知道,現在討論“想象的共同體”、討論“帝國”、討論“超越民族國家的區域研究”、“認同的政治”,都是很時尚的,看上去他也是在討論中國問題,實際上,這些論述多來自西方,而有時候討論者的眼睛也瞟著西方,看看人家的反應。坦率地說,有的人不大有研究中國歷史的學術背景和學術基礎。用我們過去的說法,這叫“以論帶史”,一方面會給國人以誤導,覺得這是在討論歷史,另一方面它會把中國歷史整編到西方的一些時尚大論述中去,讓洋人覺得這就是中國。我很擔心。

  

  

   你問我,我的論述和他們有什么不一樣,這個問題很難回答,卻又必須回答。

  

   我自己在寫作這本書的時候,主要是通過兩個歷史的角度去討論的,一個是文獻資料中所見的思想史,一個是關于這個問題本身的學術史,而且也許還會針對這些話題,逆著這些風氣,重新進行論述。比如,這本集子里最早的一篇寫“亞洲”的文章,就是有很強的論辯性的,因為當時我覺得,有的中國學者急匆匆地跟著日本、韓國學者,去討論所謂“亞洲文化共同體”,或者“亞洲知識共同體”,也許會產生一些不必要的誤會。我記得那一年,在臺灣大學開會的時候,就爭論得挺激烈。我總覺得,如果我們對日本人從明治以來常常使用的“亞洲”一詞不加檢討,對日本學界使用“亞洲”作為空間單位來寫歷史的學術傳統不加了解,就會被一種“抽取出來的概念”誤導。所以,這里首先需要的就是文獻資料的研究和學術史的清理,什么是“亞洲”?為什么會“從亞洲出發思考”?為什么“亞洲”可以成為一個歷史空間?中國為什么不太有“亞洲”的連帶感而日本卻有?如果仔細梳理日本習慣使用的“亞洲”這個歷史概念,你可以看出,一方面日本從明治時起,關于“亞洲”研究或者“東洋”研究就伴隨著現代性的知識背景,另一方面使用“亞洲”作為歷史單位,也有日本的國家主義、擴張主義的政治意圖。我當時的疑問就是,你怎么能把這些背景都剔除了,去談“亞洲”呢?這些問題都必須從學術史出發去清理,才能講得清楚。

  

   我相信,最近這些年中國最重要的問題,將是一個越來越引人注目的中國與周邊在文化、政治和經濟上如何相處。我們已經遇到很多麻煩,比如高句麗問題、琉球問題等等。政治上的麻煩,當然應當由政治家根據國際法去處理,可是你也可以看到,有人相當輕蔑歷史知識卻動輒講“歷史”,有人憑策略需要和政治感覺應對,時而軟時而硬,在這些問題上,既不會把歷史疆域與現實領土問題分開,也無法講讓周邊都接受的道理。可是,還有些學者雖然意識到這些問題的意義,也特別想介入這些領域,可是,他們要么一下子就落入帶有目的性很強的理論論述,不是學術立場的討論,要么一下子就投入時髦理論的窠臼,拿了大理論大概念說一些空話。

  

  

   再說一遍,我討論的是學術意義上的歷史,而不是政治意義上的現實,所以我想強調,第一,這些問題的討論,應當是從有關“中國”、“亞洲”或者“世界”的認識的歷史資料,包括中國和朝鮮、日本的歷史資料中出發,把問題放在思想史脈絡或學術史語境中去討論,而不應當是從來自西方的“理論預設”下去倒著看歷史,或者從現實利害的角度做“提供證據”似的歷史論證。第二,我也不想從“政治”和“策略”,而是從“歷史”和“文化”,也就是說,從中國的文化認同和歷史淵源去追溯“中國”,所以我才會再三強調,在所謂“認同”的問題上,“歷史”、“政治”和“文化”應該有適當的差異,同時,你也必須認清“國家”(祖國)、“政黨”(執政者)和“政府”(王朝)的不同,而不是把“認同”和“國家”一鍋燴在一道,讓所有人都必須在這個問題上,一二一齊步走。第三,由于東亞尤其是古代中國的“皇權”,如同史華茲和林毓生說的是“普遍皇權”(Universal Kingship),不僅朕即國家,而且朕即信仰,朕即真理,所以,我強調“國別史”的意味,也強調歷史研究常常很難擺脫民族與國家的立場,就像我這本書里提到的日本學者關于神道教、中國道教以及天皇制度之間關系的研究,就是一個例子。但是,這并不是給民族主義或國家主義提供合理性和合法性,而是提醒歷史研究者要小心翼翼地警惕這種不自覺的立場影響。所以,咱們一方面得承認,歷史上的國家常常是流動的,仿佛羅布泊一樣,空間有時大有時小,民族有時合有時分,歷史有時整編在一起,有時又分開各成一系,但另一方面又得強調,在書寫歷史上,有民族、領土、認同的國家是要承認的,特別是在東亞,這個“國家”(其實國家往往只是政府)自古以來,是相當強有力地控制和形塑政治、歷史和文化的。東亞國家跟歐洲國家很不同,文化控制和歷史建構的能力非常強,所以,如果你簡單地談“超越民族國家”,恰恰會忽略對“民族國家”(尤其是專斷皇權)的批判。所以,你要把“政治中國”和“文化中國”分清楚,你關于這個國家的歷史論述,是理論的后設敘述,還是來自資料的歷史論述;你的歷史論述,是在批判這種高度的政治權力和集權的國家控制,還是論證政治一統和國家控制的歷史合理性。

  

   我覺得,目前有一些討論,基本上不是“在我國語境中討論我國問題”,如果真要“在我國語境中討論我國問題”,那么,就要問:你是要從我國歷史資料中展示出來的國家形成、民族認同、疆域變化討論問題呢,還是通過一套舶來理論來討論問題?你是站在某種現實意圖來討論問題呢,還是沒有預設地去討論歷史?如果要避免一種民族主義的論述,必須要考慮你的出發點,究竟是政治還是文化。

  

  

   這本書,可能呈現的是我這十年來的一些想法。自從2000年寫完《中國思想史》以后,我就開始想這些問題,我在序言里面說,這本書里的好些想法,是從《中國思想史》最后一節“1895年的中國”引發出來的,真是這樣。為什么?因為1895年以后,中國被整編進世界、亞洲或者東亞的歷史里面,你就不得不思考這些認同、疆域、族群等等問題,因為這些問題,原本好像并沒有“顯題化”,可是在1895年以后,這些問題都出來了,到了2000年以后,隨著政治、文化和經濟在國際環境中的變化,它就越來越不可回避了。

  

很長時間以來我就有個想法,這跟梁啟超的說法有關。梁啟超說,中國歷史有三個階段:中國之中國,亞洲之中國,世界之中國。我覺得,這個說法可以稍稍變通一下。的確,中國長期以來是一個“以自我為中心想象天下”的國家,所以有天朝觀念,也有朝貢制度,這就是“中國之中國”;明代中葉以后,西學東漸,特別是晚清以來,便進入第二個階段,逐漸變成時時事事以“西方”為尺度來打量中國,中國的好壞美丑都是在西方背景下討論的,便成了“世界之中國”。這個階段認識中國的尺度或鏡子都來自西方,非蘇俄即歐美,從晚清起,不是中體西用,就是西體中用,從“五四”以來,又討論你是熱的我是冷的,你是動的我是靜的,你是唯物的我是唯心的,你是特殊的我就是普遍的,你是普遍的我就是特殊的;可是,現在是否應該增加一些觀察的角度和尺度?可以從“周邊”的資料、立場和眼光重新打量中國,我們能看到中國跟周邊其實也有很多細微差異,也可以互相觀看,這樣,就成了“世界、亞洲之中國”。我一直很強調,千萬不要以為所謂“漢字文化圈”、“儒家文化圈”就具有同一性,(點擊此處閱讀下一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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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來源:“宣講家網”(2012年2月27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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