楊奎松:學界為何沒有令人信服的戰史著作

選擇字號:   本文共閱讀 2586 次 更新時間:2019-11-24 21:38:14

進入專題: 抗戰史研究  

楊奎松 (進入專欄)  

  

   很多年前我就有一個印象:《抗日戰爭研究》雜志很少發表研究戰爭史的文章。現在看,這一傾向近幾年可能還越來越明顯了。查2010-2015年《抗日戰爭研究》的發表目錄,可知只有很少幾篇沾了一點兒戰史的邊兒,其他文章都是談這場戰爭方方面面的影響的。

  

   當然,這不僅僅是《抗日戰爭研究》雜志本身的問題。但我相信,所有關心抗戰史及中日關系的學者都能理解,一方面是中國大陸改革開放后30多年來抗戰歷史宣傳的熱度持續升高,許多史實和數字明顯失真;一方面是中國學界始終沒有拿出建立在可靠的交戰各方檔案文獻史料基礎上,可以讓中日及國際學界信服的戰史研究著述,這絕對是中國抗戰史研究工作者的恥辱。

  

   我是從20世紀80年代末90年代初開始接觸抗戰史的,當時這方面的問題已很明顯。人們非常強烈地想要知道這場持續了八年的中日戰爭到底是怎么打的,為什么在正面作戰中國、共軍隊始終不是日軍的對手,為什么中日交戰中方總是傷亡慘重的一方,原因何在?國、共、日三方軍隊在軍事思想、戰略計劃、作戰指揮、部隊協同、組織系統、裝備火力、后勤補充、兵員配備以及單兵素質方面,具體有哪些異同和差距;在雙方實力相差極大的情況下,國、共兩方究竟誰打得好一些,哪些戰役或戰斗打得好些,哪些時段打得好些,哪些部隊打得好些?打得好些的具體原因是什么,是戰略方針計劃問題,是統帥部指揮問題,是前方作戰將領的能力問題,抑或是某些部隊裝備、訓練、戰斗力和士氣相對強些?在當時條件下,在過了將近兩代人,又長期不能全面客觀地研究抗戰史之后, 國人最需要了解一個貧弱、分裂的中國,具體靠些什么人以及如何一仗一仗地頂住了強大日本的入侵,把戰爭堅持下來的。

  

   當然,抗戰戰史研究20世紀八九十年代也曾有過一度熱潮。由于先是臺灣,后是大陸,集中披露了不少國民政府軍事檔案史料,出版了不少國民黨將領的回憶資料,因而兩岸都出現過考察研究國民黨軍正面戰場作戰的熱潮,出了不少研究成果。但是,一方面戰爭條件下國民政府所藏的戰史史料相對有限,散失很多,缺口極大;另一方面,當年國民黨軍隊呈送上峰并得以保存下來的戰報史料等,包括后來將領的回憶資料,都有良莠不齊、水分較多的情況。在缺少其他一手史料,尤其是缺少日方史料印證的情況下,要想重建史實,實在問題多多。如臺灣官方就曾依靠這類史料編撰過多套戰史著述,其中僅各種殲敵數字就難以讓人信得過。

  

   與國民黨方面戰史資料披露的情況相比,中共方面的戰史資料可供查閱和利用的相對更少。即使在改革開放許多年后,普通研究者往往也只有當年公布出來的戰果數字可用。20世紀90年代末,一份官方發表的中共中央1944年3月21日下發的《關于改變加倍數目發表戰果的作法的指示》顯示,從1937年秋至1944年春,長達六年半之久的部隊上報和報上公布的戰果數字,都有出于宣傳加倍發表的可能,這就讓研究者在利用戰時部隊上報的戰報資料時不能不格外慎重小心。在這種情況下,要想獲得真實的史實和數據,自然也十分困難。同研究國民政府戰史問題一樣,研究中共抗戰期間的戰史也非得找到更多方面的相關資料,特別是要與日方史料進行印證,否則同樣無法準確建史和敘史。

  

   日本戰史資料相對可靠,除了它的軍事和作戰史料保存相對比較系統和完整外,也和日本軍制及戶籍制度有關。日本實行的是征兵制和預備兵役制,每個師團從士兵到中下級軍官都來自于同一師管區,平時亦駐守該地區。而日本實行的嚴格的戶籍管理制度,絕不會出現如中國抗戰期間軍隊隨便抓丁拉夫,逃了死了連姓名都弄不清楚的情況。日軍人員死亡及傷殘需要從原地區補充,因此傷亡,尤其是死亡的統計必須嚴格、準確,才能向家屬和民眾有所交待,從而有利于征補新的兵員。自然,日方史料也并非完全可靠,一般基層不瞞報,故戰斗詳報較可靠,但上層有時有瞞報,因此也需要注意鑒別。同時,戰史研究,特別是戰果性質的研究,要做到十分確切,本身就比較困難。這和作戰期間相關方進行戰場統計和有效保存資料極其困難的特點有關,日方戰史資料也有同樣的局限性。故單靠任何一方的史料來還原戰場情況,尤其是對方損失情況,都不十分牢靠。要做到比較準確地還原戰場情況和交戰經過、作戰效果等等,非得靠多方史料相互印證,包括運用其他相關技術性資料做深入細致的分析不可。

  

   我曾嘗試過對1937年9月25日八路軍的“平型關戰斗”加以考據和研究。與八路軍其他戰斗相比,平型關戰斗留下來的史料還較為豐富。因為這次戰斗是中共在抗戰期間進行的兩次影響最大的作戰之一,各種研究和考察甚多,導致披露出來的檔案史料相對亦多,連參戰主力六八五團的戰斗詳報和林彪等給前總的戰果電報等,研究者都可以看到。同時,日本人也一度對該次作戰給予了一定的重視,當年不僅發掘出參戰汽車隊和救援部隊的戰斗詳報,并且有個別研究者和作家后來還做了較詳盡的戰場及作戰經過的調查研究。再加上當時國共合作剛剛開始,雙方往來電報甚多,國民政府這方面也留有一些戰報和電報資料。借助三方面史料對這一戰斗發生原因、經過,以及雙 方交戰部隊、地點、傷亡及繳獲等進行考察的結果,固然可以在相當程度上推進此前研究,澄清一些史實,但由于當時條件下八路軍和日軍史料都存在較大缺失,因此到最后還是有一些重要的微觀史實和雙方具體死傷數據難以確定。

  

   這方面的情況在2001年以后出現了一個可喜的變化。在村山首相任內,日本政府通過了一項推動檔案開放的決定,為此專門成立了亞洲歷史資料中心,組織人力、物力陸續將日本政府外務、防衛等部門收藏的大量涉及近代以來日本對外交涉及戰爭方面的史料進行了電子化處理,并公布于網絡上。時至今日,該中心披露的可供研究利用的日本戰史資料已經十分可觀,包括披露出不少新的參加平型關戰役各部隊,連同被八路軍伏擊各部的戰史資料。

  

   亞洲歷史資料中心相當部分資料是來自于防衛廳保存的歷史檔案,其涉及對華軍事史料主要分為陸海軍兩部分,其中又以陸軍資料為主,分為“陸軍省大日記”和“陸軍一般史料”,以下又分為三級。以“陸軍一般史料”為例,下分“戰役”“中央”“沖繩?臺灣”“支那”“南西”“比島”“文庫”七大類,范圍涵蓋了19世紀末至二戰結束日本陸軍幾乎所有的軍事行動。其中直接關系到1937—1945年八年中日戰爭的,主要在“支那”類。該類以下又分為“支那事變”“大東亞戰爭”“兵要地志”和“參考資料”四個部分。主要作戰方面的文獻資料大都集中在前兩部分所含的“全般” “北支”“上海?南京”“武漢”和“南支”五項中。依目前所見,該兩部分已包含2500余卷戰史資料,僅“北支"(即華北)項下就有多達1130余卷資料,匯集了“支那駐屯軍”及其下屬軍、師團、旅團、聯隊 以及支隊等各種部隊及其輔助單位的組織人事、戰時月報、作戰計劃、戰斗詳報、戰果表、傷亡冊等各種重要史料。

  

   日方戰史資料的大量披露,對抗戰戰史研究能有多大的推動和影響呢?這里僅舉我的兩個學生所做的兩個很初步的個案研究的結論為例。

  

   張程同學的研究著眼于重建1937年11月淞滬抗戰撤軍到12月南京保衛戰打響這中間一個月國民政府軍隊抵抗的基本過程及意義。它所針對的是關于國軍一路潰敗、沒能組織起有效抵抗、 國防工事完全沒能發揮作用的傳統說法。作者通過詳盡查閱并研究參戰日軍史料發現,除撤退令初下時國軍右翼作戰部隊一度出現混亂,13日后才基本恢復有組織抵抗外,事實上日軍在對吳福、錫澄、乍平嘉等國防線的攻擊中,都蒙受了相當大的損失。相比淞滬會戰三個月日軍傷亡4萬余人,在1937年11月上旬末淞滬會戰結束至12月上旬末南京保衛戰開始不過一個月時間,日軍傷亡近2萬人,這個數字顯然可以說明,以往關于國軍這一階段沒有組織起有效抵抗的說法是值得商榷的。

  

   鄒鋮同學的研究著眼于八路軍百團大戰敵我損失問題。他深人考察并分析了雙方的戰史資料,發現大陸學界關于雙方作戰傷亡的數字還存在著不小的問題,尤其是對日方死傷的數字統計,不僅存在水分,而且各家數字的懸殊也非常大。傳統說法有說斃傷日軍20645人的,有說斃傷日軍 12645人的,有說斃傷日偽軍5800人的。尤為重要的一點是,上述數字的提出者均未就自己的數字,以及就與其他說法之間的不同,做過任何嚴格的考據工作,更不必說利用日方史料來做比對了。在對現有日方戰史資料記錄中日本各參戰部隊相關信息一一做了具體的考察和分析后,他得出的看法是,百團大戰中八路軍參戰部隊(包括主力與地方武裝)傷亡總數達16000余名,日軍傷亡亦在3300—3900名之間。照以往說法中居中的說法,八路軍與日軍總傷亡比應為1:1.21左右,考察日軍戰史資料的結果應該在4:1至5:1之間。就具體單個戰斗的傷亡比來看,往往就更高了。這一傷亡比相對也比較符合雙方的實力差距。

  

   日本亞洲歷史資料中心所做的檔案史料的披露工作,對中日關系史,尤其是對過去兩國學者研究薄弱的戰史研究,無疑有著很重要的推動和促進作用。幾年來,已知日本方面過去從事日本史研究的姜克實教授,已經依據戰史資料,接連做出了包括平型關戰役、臺兒莊戰役等戰役經過和結果的史實性的研究,得出了不同于以往的新的史實敘述。但頗讓人奇怪的是,在明明大有可為的戰史 研究方面,無論大陸還是臺灣,真正的抗日戰爭史的專業研究者利用多方史料下死功夫的還不多。除了《抗日戰爭研究》雜志這些年發表的戰史文章數量和質量不能讓人滿意外,最典型的就是去年在海外推出的兩個大部頭的抗日戰爭研究著作,分別由臺灣、大陸以及在美國的華人學者和日本學 者合作完成,十分關鍵的戰史部分依舊沒有能夠充分運用多方史料,包括日本已經在陸續披露的戰史資料,突破傳統敘事套路和說法,做出應有的貢獻來。大陸原本應該去年推出而未能推出的抗日戰爭史多卷本,在此基礎上想來也不會有太不一樣的表現吧。

  

   在這里需要特別指出的一點是,從余戈2009年《1944:松山戰役筆記》出版以來,中國大陸一批中青年業余戰史愛好者已經捷足先登,陸續開始推出一批頗有分量的戰史著述。如余戈的第二本抗戰紀實著述《1944:騰沖之圍》,劉海豐的《攻城血路:衡陽會戰中的日軍第133聯隊》,童屹立的《晉北爭鋒:忻口會戰》,譚程飛的《贛北兵燹:南昌會戰》等,都在多方史料的相互印證上下了不少功夫,包括利用日、美等各方戰史資料,對一些微觀史實做了很深入的考證,大大推進了一些具體戰役的史實研究。很可惜,他們并非專業學者,多數很難按照專業標準在《抗日戰爭研究》等專業刊物上發表論文。但他們的研究同樣是建立在相當多戰史愛好者共同愛好的基礎之上的,這對于中國大陸抗日戰爭戰史研究無疑是一個極為有利的條件。我相信,在此基礎上,像鄒鋮、張程這樣許多對戰史研究感興趣的年輕同學會越來越多,而我們那些研究或關心抗戰史的老師們理當鼓勵并幫助他們,使他們盡快在這方面成長起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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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責編:lime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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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來源:《抗日戰爭研究》2016年第1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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