陳先達:歷史合力與中國的道路選擇

選擇字號:   本文共閱讀 626 次 更新時間:2019-11-25 20:47:24

進入專題: 中國道路  

陳先達  

  

   ●歷史從來不是獨角戲,是多種因素的合力。在近代中國的道路選擇中存在各種因素,包括各種歷史人物、歷史事件,不同的政黨和不同的政治主張與方案。道路的正確選擇是多種力量的角力和斗爭的結果。

   ●如果沒有內在動力,任何外來力量都不可能改變中國。把中華民族偉大復興僅歸之為挑戰和應戰的外在動力論是不正確的。

   ●歷史的發展會有曲折和挫折,當然也會有跳躍。挫折往往是跳躍前的下蹬。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道路就是這種曲折后的一次飛躍。

   ●“國強必霸”是資本主義社會的叢林法則,而“和平發展”則是社會主義社會的發展法則。翻開馬克思恩格斯的著作,翻開馬克思主義中國化的著作可以看到,從來就沒有任何向外擴張的理論,沒有發動對外侵略戰爭的理論。

  

   中國共產黨領導下的社會主義革命之路、建設之路,特別是在改革開放實踐中開辟的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道路,是中國近代以來最輝煌燦爛的篇章。這是一段包含著豐富歷史智慧和現實經驗的雄偉壯麗的歷史,是記錄中國共產黨領導下中國人民為實現中華民族偉大復興進行道路探索和英勇奮斗的歷史,是百年浮云遮蔽的東方大國的燦爛日出。這段歷史無比豐富,可以從不同歷史視角進行解讀。

  

   1.重視道路選擇的合力研究

  

   歷史從來不是獨角戲,是多種因素的合力。在近代中國的道路選擇中存在各種因素,包括各種歷史人物、歷史事件,不同的政黨和不同的政治主張與方案。道路的正確選擇是多種力量的角力和斗爭的結果。

   對于一個國家發展道路的歷史合力來說,內因是主要的。內因既有歷史因素又有現實因素。歷史因素是中國自身的歷史和文化傳統。習近平總書記在致第二十二屆國際歷史科學大會的賀信中說:“中國有著5000多年連續發展的文明史,觀察歷史的中國是觀察當代的中國的一個重要角度。不了解中國歷史和文化,尤其是不了解近代以來的中國歷史和文化,就很難全面把握當代中國的社會狀況,很難全面把握當代中國人民的抱負和夢想,很難全面把握中國人民選擇的發展道路。”在致中國社會科學院中國歷史研究院成立的賀信中,習近平總書記強調:“當代中國是歷史中國的延續和發展。新時代堅持和發展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更加需要系統研究中國歷史和文化,更加需要深刻把握人類發展歷史規律,在對歷史的深入思考中汲取智慧、走向未來。”

   我們要重視歷史和文化傳統,但更要重視現實因素。在現實因素中有三大因素決不能忘記:一是中國共產黨的領導。中國共產黨及其杰出代表,既是合力形成的參與者又是歷史多種可能性中進行關鍵選擇的決策者;二是馬克思主義中國化。正是馬克思主義的傳入及其中國化,克服了盲目復古和全盤西化等錯誤主張;三是近代以來,生活在水深火熱中的中國人民對改變國家積貧積弱面貌的追求,對美好生活的渴望,以及無數為中華民族偉大復興而流血犧牲的烈士。這是政黨的力量,理論的力量,人民的力量。

   我們也要重視外在因素所起的合力作用。俄國是中國的近鄰,十月革命對中國的道路選擇具有最直接而又至關重要的影響。正如毛澤東同志在《論人民民主專政》一文中說的:“十月革命一聲炮響,給我們送來了馬克思列寧主義。十月革命幫助了全世界的也幫助了中國的先進分子,用無產階級的宇宙觀作為觀察國家命運的工具,重新考慮自己的問題。走俄國人的路——這就是結論。”

   如果沒有內在動力,任何外來力量都不可能改變中國。把中華民族偉大復興僅歸之為挑戰和應戰的外在動力論是不正確的。沒有馬克思主義和中國共產黨,沒有廣大人民的支持和無數英雄們的流血犧牲,就沒有新中國,也沒有從站起來到富起來再到強起來的中國近現代史。在主體選擇因素中,我們應該高度重視貫穿其中的愛國主義精神和理想信念,重視民族恥辱感所起的作用,這是一種巨大的精神力量。沒有愛國主義熱情和理想信念就不可能凝聚起人民的力量;沒有民族恥辱感就不會激起為民族復興而奮斗、流血,甚至前仆后繼的犧牲。馬克思非常重視一個民族的恥辱感。他說過:“恥辱就是一種內向的憤怒。如果整個國家真正感到了恥辱,那它就會像一只蜷伏下來的獅子,準備向前撲去。”曾經被喻為睡獅的中國,終于在各種歷史合力作用下猛醒過來。

   我們不能忘記千千萬萬死去的烈士。“風蕭蕭兮易水寒,壯士一去兮不復還。”荊軻只是一個激于義憤和感知遇之恩的游俠,而成千上萬為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犧牲的烈士們,不是古代的游俠,而是用民族復興的使命武裝起來的現代革命者。矗立在天安門廣場上的人民英雄紀念碑,就是紀念在人民解放戰爭和人民革命中犧牲的人民英雄們,以及自鴉片戰爭以來為了反對內外敵人,爭取民族獨立和人民自由幸福,在歷次斗爭中犧牲的人民英雄們。矗立在天安門廣場上的人民英雄紀念碑告訴我們,中國的道路來之不易,我們要加倍珍惜。

   研究中國的道路選擇必須以歷史唯物主義為指導,并清楚認識到,對近代歷史起作用的各種因素包括主觀因素和客觀因素、主要因素和次要因素、內部因素和外部因素等。只有在比較鑒別中,我們才能懂得為什么必須堅持中國共產黨的領導,為什么必須堅持馬克思主義及其中國化方向,為什么必須重視中國歷史和優秀文化傳統,為什么必須堅持以人民為中心,充分發揮人民作為歷史主體的作用,為什么要堅持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道路。習近平總書記反復強調要“不忘初心、牢記使命”,并在全黨進行主題教育,就是要全黨,尤其是各級領導干部,特別是高級領導干部,不要忘記為中國人民謀幸福、為中華民族謀復興的初心和使命,不要忘記為這條道路戰斗和犧牲的英雄們。無論是為社會主義革命、建設,還是為改革作出貢獻的人們,都是我們民族的脊梁。

  

   2.歷史合力下中國的道路選擇

  

   在人類歷史上,迄至十月革命開辟社會主義制度之前,資本主義社會曾經是最進步的社會形態,給人類帶來了高度發達的生產力、新的科學技術和不同于封建專制制度的現代國家政權。資本主義力圖按照自己的面貌創造出一個新世界。那么,為什么中國沒有選擇和不可能選擇資本主義,而是最終走上社會主義道路呢?

   西方是資本主義制度的發祥地。雖然從歷史來看,西方國家的經濟發展長期遠遠落后于中國,但首先進入資本主義社會的卻是一些西方國家。當西方進入資本主義社會,中國正處在封建社會由強而弱、由盛轉衰、由衰到敗的時期。從明代中葉開始,西方一些耶穌會教士在華傳教時曾帶來一些西方的科學技術,康熙乾隆兩位皇帝對西方科學技術也表現了一定興趣,但終究只是為了個人消費和好奇,而沒有成為國家政策。中國仍然挾幾千年發展的成果而以天朝上國自居。當時沒有對科學技術產生需要的社會化大生產,整個社會占主導的仍然是農業生產方式。雖然《清明上河圖》顯示出宋代城市經濟發展的繁華景象,雖然明代中葉以后江南地區商品經濟也很發達,但經濟構成仍然是農業和手工業產品,或與日常生活密切相關的茶和鹽,而非工業品。康熙乾隆時期的繁榮已經是滿清帝國的黃昏。此后日益像《紅樓夢》后四十回描寫的榮寧二府,露出后半世的光景。百足之蟲死而不僵,當政者沒有危機感。中國封建社會自身的沒落、人們思想守舊、政治腐敗的內在因素,與西方資本主義的興起和向外擴張結合形成的歷史合力,完全阻斷了中國社會緩慢自發地走向資本主義社會的時機和可能性。無論是變法維新,還是師夷長技以制夷,以及各種改良主義方案,都無法挽救中國淪入半殖民地半封建社會的歷史命運。

   在自己國內貌似文明的資本主義,在海外表現得極其野蠻。西方資本主義社會的建立和向世界的擴張與殖民,使其他國家逐步變為殖民地或半殖民地國家。中國也沒有逃脫這個命運。資本主義向外殖民和入侵往往以傳播文明與開展貿易為先導,或以傳播上帝福音為掩護,其發家史并不光彩,伴隨的是軍事入侵的炮艦政策,以及敲骨吸髓的不平等條約。在資本主義主導的世界中,發達與落后、強與弱的國際關系在進行重組。

   歷史規律是不以人們的意志為轉移的。世界卷入資本主義體系的過程,是以資本和廉價商品征服落后國家的過程,也是血與火的殖民過程。但資本主義在掠奪別國財富、富足自己的同時,也促進了被壓迫民族的覺醒和反抗,播下了革命的火種。馬克思恩格斯在有關中國的論文中對此有過極其深刻而有預見性的判斷。馬克思在《鴉片貿易史》中寫道:“一個人口幾乎占人類三分之一的大帝國,不顧時世,安于現狀,人為隔絕于世界并因此竭力以天朝盡善盡美的幻想自欺。這樣一個帝國注定最后要在一場殊死的決斗中被打垮。在這場決斗中,陳腐世界的代表是激于道義,而最現代社會的代表卻是為了獲得賤買貴賣的特權——這真是一種任何詩人想也不敢想的一種奇異的對聯式悲歌。”并且預言:“過不了多少年,我們就會親眼看到世界上最古老帝國的垂死掙扎,看到整個亞洲新紀元的曙光。”

   清王朝的腐敗,西方帝國主義國家的侵略,中國先進知識分子的覺醒、人民的反抗——這種合力的作用,既注定了中國封建社會的解體,又激起人們對中國向何處去的探索。尤其是馬克思主義的傳入,中國共產黨的成立,歷史上杰出的革命人物和思想家登上中國的政治舞臺,由此產生了新的合力運動。這種合力,已經不再是腐朽的清王朝和種種守舊力量與西方帝國主義入侵者的合力,而是以馬克思主義為指導的中國共產黨為新的歷史主體的一方,與以帝國主義、封建主義和官僚買辦資產階級為另一方進行斗爭而構成的新合力。中國既已出現新的歷史主體,就必然出現新的道路的探索。

   一是革命之路——農村包圍城市。“悵寥廓,問蒼茫大地,誰主沉浮?”1925年秋,毛澤東同志獨自在長沙橘子洲頭,眺望著萬山紅遍、層林盡染的岳麓山;俯視著漫江碧透、百舸爭流的湘江;頭頂上是鷹擊長空,腳邊是魚翔淺底。看著萬類霜天競自由的壯麗景色,發出了“誰主沉浮”的疑問,這是對中國發展道路的探索之問。

   中國共產黨1921年已經成立了,走革命之路已經決定,但具體的道路如何走,仍是一個有待解決的問題。巴黎公社和十月革命武裝起義的方式不符合中國國情。中國是一個農民占絕大多數,城市反動統治勢力相對雄厚的國家。農村天地寬廣,統治薄弱,尤其是軍閥混戰,省界之間“三不管”的地方不少。毛澤東同志帶領隊伍上井岡山,從此開始了農村包圍城市,最后奪取全國勝利的革命道路。這條道路不僅符合中國國情,也符合中國農民革命的傳統。中國農民革命都是開始于農村。我們黨團結帶領人民找到了一條以農村包圍城市、武裝奪取政權的正確革命道路,進行了二十八年浴血奮戰,打敗日本帝國主義,推翻國民黨反動統治,完成了新民主主義革命,建立了中華人民共和國,實現了中國從幾千年封建專制統治向人民民主的偉大飛躍。

在歷史發展中,革命往往是新制度的助產士。資產階級革命如此,無產階級革命更是如此。如何看待革命,是一個人政治價值觀的集中表現。馬克思恩格斯肯定資產階級在歷史上曾經起過非常革命的作用,肯定法國大革命的歷史進步性。但是以啟蒙思想家的自由、平等、博愛為理想的法國大革命,并沒有得到普遍的自由、平等、博愛。恩格斯在《反杜林論》中這樣描述:“這個理性王國不過是資產階級理想化的王國;永恒的正義在資產階級的司法中得到實現;平等歸結為法律面前的資產階級的平等;被宣布為最主要的人權之一的是資產階級的所有權;而理性的王國、盧梭的社會契約在實踐中表現為,而且也只能表現為資產階級的民主共和國。”由此可見,馬克思恩格斯堅持朝前看,承認資產階級曾經起過的積極作用,但也明確指出資產階級革命的弱點,他們明確號召:“讓統治階級在共產主義革命面前發抖吧。(點擊此處閱讀下一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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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來源:光明日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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