韓東屏:如何達成價值共識?

選擇字號:   本文共閱讀 2574 次 更新時間:2019-11-26 17:57:53

進入專題: 價值爭端   價值共識   方法   民主抉擇   公開化理性討論   社會終極價值  

韓東屏 (進入專欄)  

  

   摘要:如何達成價值共識?檢閱人類已有的六種說理性方法,即金規則法、普遍法則立法法、價值判斷可普遍化法、視域融合法、交往對話法和重疊共識法,可知它們不是完全無效,就是效力有限。這就需要創構新的方法。新方法的理路是,價值判斷具有主觀傾向,出現價值爭端在所難免。若是私人事務的價值爭端,沒有必要判定是非,達成共識,公共事務則相反,因其事關眾人利益,只能用政治化的方式化解。可先用公開化理性討論與民主抉擇相結合的方法確立有關社會終極價值的共識,此后也就基本上可以邏輯地推出關于各種具體公共事務的價值共識。

   關鍵詞:價值爭端、價值共識、方法、民主抉擇、公開化理性討論、社會終極價值

  

   如果人們對同一事物給出的價值判斷是相同的,那么他們之間形成的就是價值共識;如果人們對同一事物給出的價值判斷是不同的,那么他們之間形成的就是價值爭端。如何讓持不同價值見解的人們達成價值共識?這既是一道正在困惑學界的理論難題,也是社會公共事務領域亟需解決的現實難題。因為任何一種未建立在價值共識基礎上的公共選擇或社會規則,都不會普遍得到人們發自內心的擁護與遵從,從而也就難以達到有效的實施。尤其在民主社會,若人們不能達成基本的價值共識,甚至連公共選擇的做出和社會規則的制定都無從進行。

   對所有帶普遍性的實踐難題的徹底解決,都有賴理論提供方法。在人類不同人群、不同文化間的相互交往交流日益增多且不斷擴大的全球化背景下,從理論上化解價值共識難題,為社會達成價值共識提供一種有效的方法,應該說已是當下學界的一項緊迫且義不容辭的任務。

   事實上,如何達成價值共識的問題并非始于今日,而是自古就有涉及,只不過以往對這個問題的探討還沒有像今天這般明確、這般迫切、這般令人矚目罷了。既然前人已有所研究,我們就應先來清理一下已有的各種相關理論是否管用,并設法將其中最管用的那一種找出來運用即可。相反,只有在已有的相關理論都不管用的情況下,才需要重新為之思索創構。

  

一、檢閱已有方法

  

   檢索一下人類思想資源庫,去除掉神秘主義、愚民政策、強行灌輸等非說理性方法不論,可以發現,能用于達成價值共識的有代表性的說理性方法大致有這樣六種,即金規則法,康德的普遍法則立法法,黑爾的價值判斷可普遍化法,伽達默爾的視域融合法,哈貝馬斯的交往對話法和羅爾斯的重疊共識法。以下讓我們來逐一檢閱這些方法的有效性。

   1.金規則法

   金規則法是先構建一個基本原則,再由此出發推出在各種事務中該如何行為的具體準則。正因該基本規則有由一生多的功效,所以被稱之為“金規則”。金規則存在于各大文化中,通常都有否定性表述和肯定性表述這兩種形式,只不過其具體表述在不同文化中有所不同。中國文化的金規則即孔子的忠恕之道,被表述為“己所不欲,勿施于人”[1]和“己欲立而立人,己欲達而達人”。[2]基督教文化的金規則被表述為:“你不愿他人怎樣待你,你也不要那樣待人”和“對待他人如像你愿他人待你一樣”。[3]明眼可見,中西金規則雖用語不同,但后者簡直就像對前者即忠恕之道的通俗解釋。

   金規則法本是用于指導個人為人處世的,似與達成價值共識無關,但倘若人人都認用此法,那從中推出的處事觀念或行為選擇就會是具有價值共識性的。比如我不愿被人欺騙,也就不應該說謊騙人;我希望在遇險時有人施救,也就應該在他人遇險時施救。一旦人人都像我這樣推論,那“不說謊、不騙人”和“遇險施救”也就變成了人們的價值共識。金規則如此簡單易行,也是它的一個稱“金”之處。但就形成價值共識而言,它卻不能適用于所有的事務。因為對金規則的運用需以人的“同欲”為必要條件。由于人的“不欲”和“所欲”并不總是相同的,于是在人不同欲的時候,金規則就顯得無能為力,適如喜歡勸酒和不喜歡勸酒的人就無法用金規則就“是否該勸酒”的問題達成一個共同規則,而愿意競爭和不愿意競爭的人也無法用金規則就“是該實行市場經濟還是計劃經濟”的問題達成共識。金規則法的這種局限性已然表明,達成價值共識之難,主要難在人的不同欲之時。

   2.康德的普遍法則立法法

   康德其實沒有直接談論如何達成價值共識的話題,但其倫理學關于如何制定 “普遍法則”,即不附加任何假設條件,能在任何時候都普遍適用于每個人的道德規范或“絕對命令”的立法法,就可以被看作是一種達成價值共識的方法。這是因為,所有指向人行為的規則都是某種人為的價值規定,它們規定了哪些做法可為,哪些做法不可為,而道德又是所有規則中最基本的價值規定,充當著法律、政策、紀律等其他規則的價值基礎。正因如此,著名法學家喬治·耶利內克才說:“法律是最低限度的倫理規范。”[4]這就表明,如果一種方法能成功地用于制定普遍適用的道德規范,讓人們達成道德共識,做出一致的行為選擇,也就勢必能成功地用于制定其他種類的普遍適用的規則,讓人們也在這些方面達成相應的價值共識,并形成一致的價值選擇。

   康德的倫理學反對從經驗出發說明道德,也對以個人欲望為基點的金規則不以為然,因而他的普遍法則立法法是一種不考慮主觀情感、欲望、功利得失、價值大小的純形式化的方法。這個方法主要由三個命題構成,其一是“遵照你立意成為普遍法則的準則去行為”; 其二是“你的行為要把你自己或任何別人的人格總是當作目的、而不只當作手段來對待”;其三是“你的行為要使你的意志所遵循的準則總能同時成為普遍的立法原理”。[5]這組命題的意思是:人是行為的目的而不只是行為的手段。在此前提之下,一個人做任何事都要這樣做,使你行為準備遵循的準則,同時也是一個所有人都這么做也行得通的普遍法則。只有這種能被所有人行得通的準則才是普遍法則。而這套推論方式就是普遍法則的立法原理。

   為了證明這個方法的有效,康德用它對自殺、假承諾、貪圖享樂和是否幫助受苦人等具體事例進行演繹,得出“自殺”、“做假承諾”、“貪圖享樂”和“不幫助受苦人”的準則不能成為普遍法則,反之,“不自殺”、“不做假承諾”、“不貪圖享樂”和“幫助受苦人”的準則才是普遍法則的結論。從康德的論述中可以看出,不能成為普遍法則的準則與能成為普遍法則的準則有一個根本區別,就是前者會在普遍化的過程中產生自相矛盾而后者不會,因而是否會產生自相矛盾也便成了一個準則能否通過普遍化檢驗的標準。如用假承諾解除個人困境作為普遍法則就會產生自相矛盾,因為如果人人都這樣做,最終就再也沒有人會相信任何承諾,于是也就再沒有人能用假承諾擺脫自己的困境。相反,任何時候都不做假承諾作為普遍法則則不會導致自相矛盾。在普遍化過程中產生的自相矛盾,既有形式上的邏輯性自相矛盾,也有意愿上的實質性自相矛盾:“有一些行為,除非陷于矛盾,人們就不能把它的準則當作普遍規律,更不能夠愿意它應該這樣。在另外一些行為中,雖然找不到這種內在的不可能性,但是仍然不能夠愿意把它的準則提高為普遍規律,因為這種意愿是自相矛盾的。”[6]。

   這里不準備討論康德的純形式化普遍法則立法法的全部是非,只想指出一點,就用于達成價值共識而言,這個方法同樣存在很大的自身局限,不能適用于所有事務。因為它只能在如下條件下確立普遍法則:對某事只能提出非此即彼的兩種準則,而其中的一種可以被證明存在自相矛盾,那么余下的另一種就是普遍法則。但如果對某事可提出的是三種或三種以上的準則,且至少其中的兩種無自相矛盾呢?或者即便在非此即彼的兩種準則中,如果沒有哪一種是自相矛盾的呢?這時康德的普遍立法法就立刻不再管用了。顯然,這兩種情形都不是罕見的而是常見的。例如,對“個人究竟該怎樣發揮才能?怎樣與人相處?”“社會究竟該怎樣發展?究竟該選擇何種體制?”等等問題的回答,就面臨極其多樣的準則選項或方式選項,而這些不同選項往往又不存在什么自相矛盾。這時,我們能把它們都說成是關于這些事務的普遍法則并同時加以運用嗎?又如,在允許克隆人和不允許克隆人、在規定右側通行還是左側通行等非此即彼的準則選擇中,也沒有哪一個選項會在普遍化的過程中產生自相矛盾,難以為繼。這時,我們又如何知道其中的哪一個準則選項稱得上普遍法則?總之,我們可以同意有自相矛盾特征的準則必然不能成為普遍法則,但不能反過來說,無自相矛盾特征的準則必然是普遍法則。因此,康德的普遍立法法只能普遍確證哪些準則不能成為普遍法則,而不能普遍確證哪些準則能成為普遍法則。

   此外還要順便說一下,康德的這個所謂的純形式化的立法方法其實并不純。不難發現,在康德那里,某些準則之所以內含自相矛盾而不能成為普遍法則,最終仍然是緣于康德極力拒斥的欲望、意愿和利益之類。如不幫助受苦人的準則為何不能成為普遍法則?按康德的說法,就是想把它作為普遍法則的人自己也會遇到危難,也會需要他人的同情與幫助。而貪圖享樂、不發揮個人才能的準則能為何不能作為普遍法則?康德干脆說就是因為它與理性的意愿不相符。[7] 這就說明,想完全不談人的主觀意愿欲望就構建形式化的立法法是不可能的。

   3.黑爾的價值判斷可普遍化法

   黑爾的價值判斷可普遍化法是受康德的普遍立法法和史蒂文森的道德語言理論的啟發而來。其運思邏輯是:價值語言如“好”和“應當”之類,不僅具有純描述語言所沒有的規定性,而且也具有如“紅”之類描述語言所有的描述性。因為我們可以為它們設立標準,就像

   “‘好的’標準和‘紅色’的意義一樣,通常是某種公開的和為人們所共同接受的東西。”[8]比如“好汽車”這句話總是按照一定的標準說的。由于“好的”就是“應當的”,“好”與“應當”可以互相轉換,這就表明“應當”這個價值詞同樣具有描述性。正因所有的價值詞都有描述性,都有標準,因而價值判斷是可普遍化的,只要我們為價值判斷設立的標準具有普遍性,那么按這種標準做出的價值判斷也就具有普遍性。設立普遍標準或做普遍有效的價值判斷時,人們必須公正地對待自己和他人的偏好,當事人不僅要考慮自己的實際傾向或欲求,還要考慮自己在嚴格相似的境遇中扮演他人角色時,所具有的傾向或欲求。[9]這樣他做出的價值判斷才是可普遍化的。比如,汽車主人如果認為自行車主人應把車位讓給他,那他作自行車主人時也要讓車位于汽車主人。因此,“作出一個道德判斷就是說,如果另一個人處于相同的境遇,就必須對他的狀況作出相同的判斷。”[10]相反,“如果我們承認各種描述特征是相同的境遇,但又對它們作出不同的道德判斷,那么我們就會自相矛盾。”[11]

   黑爾借鑒康德普遍立法法構思的可普遍化法并未顯得更加高明。

   首先,就算“只要為價值詞設立標準就能使它具有描述性”的觀點是對的,也還有問題,就是這個標準又該怎么設立?這才是問題的關鍵。顯然,如果人們設立的標準不一,價值詞也就不可能具有一致的描述性。可黑爾并未就此給我們提供任何答案。

其次,可以說“應當的”就是“好的”,但不能說“好的”就是“應當的”。因為對許多事務的處理或選擇,都不是只存在一種“好的”選項,而往往是多種,由于我們對該事務在一個時段只能實施一種“好的”選項而不可能同時實施所有“好的”選項,因而只有其中“最好的”那個選項,才能稱得上是我們此時“應當的”做法。譬如一個火車站的設計招標會引來很多“好的”方案,但它們不可能被同時采納,只有那個“最好的”方案才是應當被采納的。(點擊此處閱讀下一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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