張允若:為了不能忘卻的紀念

選擇字號:   本文共閱讀 1519 次 更新時間:2019-11-26 22:22:14

進入專題: 王中  

張允若 (進入專欄)  

  

   【今年是我的母系復旦大學新聞系建系九十周年。由系擴展起來的復旦大學新聞學院,不久前隆重集會,紀念九十華誕,全國兄弟院校、各大新聞媒體都有代表前來與會,回校相聚的系友就有一千多人。慶典有大型的全體會議,也有各年級相聚的分散活動;有濟濟一堂的主論壇,也有深入研討各種專題的分論壇。人們共同回顧了我國這個歷史悠久、享有盛譽的記者搖籃的發展歷程,緬懷了陳望道、王中等歷代先賢篳路藍縷、開拓前進的精神,并就新聞教育的現狀和前景進行了學術探討。會議還舉行了世界報刊展覽和系史文獻展覽,特別是為王中教授的銅像舉行了揭幕儀式。

  

   作為五十年代畢業的系友,我和幾位健在而又能夠前來的同窗,相約返校赴會。看到學院的發展壯大,當然是高興的。但是想起已故的老師和學友,撫今思昔,又是不勝感慨。特別是站在王中先生的銅像前,想起先生當年的音容笑貌,想起先生當年的諄諄教導,想起先生和我的同窗學友們的苦難遭遇,想起國事的過去和今天,不禁別有一番苦澀和憂慮。為此,謹發25年前的這篇舊文,聊為抒懷,并作紀念。】

  

   王中先生臥病多年以后,終于離我們而去了。消息傳來,心情十分悲痛。先生生前的音容笑貌、道德文章,竟在瞬間一齊浮現到了我的眼前。

  

 王中先生在講課(歷史資料)

  

   四十五年前我在復旦讀書時,王中先生是學校黨委委員、副教務長并兼新聞系主任。盡管行政工作繁忙,但他堅持在教學第一線任課。他教的“新聞學概論”,是我們最愛上的課程之一。他的講課既有深刻的思想,又有豐富的例證,既有犀利的語言,又有形象的比喻,盡管鄉音濃重,但總能使我們全神貫注,反復回味,深受啟迪。當時學校政治活動很多,在這些場合他又是個充滿激情的宣傳家。記得1950年冬,美國的侵略戰火燒到鴨綠江邊,復旦校園里抗美援朝的熱浪方興未艾。就在這時,先生為全校同學作了一次紀念“一二·九”的報告。當他講完了過去的傳統和目前的時局之后,向全場拋來了一串鏗鏘的語句:“現在,我們可愛的祖國又一次到了生死存亡的關頭。我們這些曾經義無反顧地奔赴疆場的‘一·二九’時代的青年,要向你們這代人挑戰了,你們有沒有勇氣應戰?有還是沒有?”這番話不禁使登輝堂里一千多名中華兒女熱血沸騰,同時發出了“有”的吼聲。會后報名參加軍事干校的人數直線上升。此情此景至今仍清晰難忘。

  

   1953年我們班級同學畢業離校。離校前在子彬院舉行的全系師生歡送會上,我受全班委托作了個告別發言,在展望未來的人生道路時,頗有一些天真而不切實際的幻想。先生在總結講話時委婉地指出了這點,并且告誡大家說:“出了校門,前程廣闊,但道路并不平坦。要有克服艱難險阻的思想準備,要能披荊斬棘開拓前進。”這些話曾經深深地印在我的心里。可惜的是,由于面對的歷史積弊過于強大,我們這批同學后來誰也未能“披荊斬棘”,許多人反而被荊棘劃得遍體鱗傷。但是,幾十年的風雨洗禮,畢竟使我們的人生經歷大為豐富,政治頭腦也更加成熟了。

  

   畢業以后,我被分配到黨政機關,沒能直接參加新聞工作,但是仍然保持著對所學專業的關注。1956年前后曾經去過母校,不過沒能見到先生。聽說他正帶著一批青年教師和學生去外地報社調研,對新聞事業的改革提出了許多新的見解。1957年那股貌似和煦的暖風在神州大地吹拂的時候,聽說先生遵照百家爭鳴的方針在上海和北京的新聞工作座談會上,先后陳詞,坦率建言。可是沒過多久,就見到報上氣勢洶洶的批判先生的文章,又沒過多久,就聽說在先生到達北京時前去迎接或看望的同學,一個個都在挨批。華夏上空頓時黑云翻滾,一片風聲鶴唳。素有獨立品格的葛遲胤同學認為王中先生的事情屬于學術問題、不該扣政治帽子,為此竟被視為先生的“吹鼓手”和“馬前卒”;為人熱心的同學只因邀約在京同學去看望王中先生,竟被視為“向黨進攻”的“聯絡員”;而我只是在黨的會議上對此表示了一點不解,就被不斷上綱,直至定性為“和右派一丘之貉”。……再往后,所有的老師、同學就像斷了線的風箏,全都不再往來、全都杳無音信了。

  

   直至1979年,當先生和他的學生們一起告別了漫長的惡夢之后,我帶著感慨和苦澀的心情重返母校,由留校任教的夏鼎銘同學陪同前去探望先生。二十多年過去,先生蒼老多了,額上的皺紋、頭上的白發,記載著這些年經受的苦難和艱辛。而當年被他喚作“小鬼”的我,也已成了滿臉胡楂的中年人。可是他還是一下就認出了我,談起了我在學校時給他留下的種種印象。先生十分關心我的專業發展,并且在這方面給了我一些具體的指點和幫助。至今我還珍藏著事后他寫給我的書信。

  

   現在看來,王中先生實在是我國新聞事業改革的先驅。早在五十年代他就很重視學術上的探索和實踐中的創新。當時他提出的報紙是社會需要的產物、辦報要有讀者觀念、報紙存在兩重性(意識形態屬性和商品屬性)等觀點,就已沖破極左的教條,閃現出可貴的“思想火花”(鍾沛璋語),顯示了相當的遠見卓識。黨的十一屆三中全會以后,我們讀到了他發表的《論新聞》、《論傳播工具》、《論宣傳》等一系列新作,更加感到鞭辟入里,耳目一新。這里包含著許多對新聞學根本問題的超越前人的見解,這些見解的真理性完全經得起實踐的檢驗,對我國的新聞改革至今仍有指導意義。

作者(左三)和幾位同班學友在王中先生銅像前(2019.11.)

   作為一名新聞教育工作者,我十分珍惜先生所闡發的學術思想,盡管至今仍然有人持貶抑或保留的態度。我想,在學術問題上盡可以仁者見仁、智者見智,但是如果誰以為只有自己才是馬克思主義的真正傳人、其他人的探索和研究都是離經叛道之說,那就有點像鄧小平所批評的“拿大帽子嚇唬人”了。只有真正貫徹解放思想、實事求是的路線,真正奉行百家爭鳴、百花齊放的方針,新聞理論和新聞事業才能確實有所發展和進步。另一方面,我們也深知,科學發展的道路從來不是平坦的,為要在科學的道路上有所創新、有所前進,從來就要從事科學研究的人,具有大無畏的氣概、排難而進的勇氣。為了探索新聞科學的原理,推動新聞改革的前進,王中先生付出了十分沉重的代價,也表現了頑強不屈的精神。我十分敬佩先生的堅韌和無畏。我深切地感到,作為新聞工作的后來人,我們應該學習他這種堅韌無畏的探索精神,吸取并發展他的學術思想,披荊斬棘,把研究和改革推向前進。這樣才算沒有愧對前人,沒有愧對我們的人民。

  

   王中先生已經離我們而去了。但是,他是不會也不能被新聞界忘卻的。他的精辟獨到的學術思想是不能忘卻的,他的無畏探索的精神是不能忘卻的,他的不幸遭遇給新聞事業帶來的損失、給世人留下的教訓是不能忘卻的。如果我們忘卻了這些,隨波逐流,不求進取,那么,中國的新聞科學以至整個新聞事業還能有真正的進步么?

  

   (寫于1994年冬,曾收錄于2006年出版的《張允若新聞傳播文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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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責編:zhenyu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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