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圣基:孔子文明觀的開放和融合性

選擇字號:   本文共閱讀 101 次 更新時間:2019-11-27 19:47:55

進入專題: 孔子   儒學   文明觀  

金圣基  

  

一、孔子開放的文明觀


   誠如方克立先生所說,“在全球性生態危機和文明沖突問題十分嚴峻的當今世界,深刻理解、闡揚和大力宣傳、提倡‘文明以止’的文明展觀,對于人類和文明的可持續發展來說無疑是一個福音”。中國文明的守望者孔子的思想深深地扎根于傳統之基,他的整個思想世界就建筑在傳統的根基之上,或者說傳統直接構成了他整個思想世界的根基。因此,我們欲嘗試深入了解和闡釋孔子的思想世界,首先遇到并需要恰當而合理地加以處理的一個最大的文化難題就是人及其傳統的問題。

  

   《論語·述而》由“述而不作,信而好古”作為開啟,字面上的意思來看雖然可以衍生很多解讀,例如“傳述舊章而不新制禮樂”、“寄寓微言”來闡發。這提醒了我們不為彰顯個體自我的歷史地位而去刻意創建,而是只致力于歷史中本已存在的事物與美善道理之傳述與實現,不為求個體獨特之建造。因此儒學的產生可以視為一種飲水思源、承先啟后的關鍵。

  

   由此看來,孔子的好古以至述古,即是根源于他的一種歷史文化發展之連續性的觀念。這一連續性的內在原則,即一自然與文明的連續,或是質與文之間的連續性探討。自然與質即是生命存在之基礎,文、質之間要有一平衡點,限制文在發展過度而產生之問題,因此文明之發展上有前進、進步之特性以外,實質上更重視由質而文的轉變過程,這即是要自然與文明的內在關系中保持文化生命整體的意涵。“文”的發展上,應該有保有著人之本“質”,又可以表現文質合一之精神。必須避免為求新穎而舍棄原本之傳統,造成文質分離,最后發展也只會限于形式,創新的意義也終究只是曇花一現。

  

   “信而好古”之“信”可以以相信、誠信來看,而“好古”則是歸本,面對客觀存在之事物,以公正客觀的態度來面對,即是為求貫通古今之道。由此行為作為文明與人之間的相互作用,儒學也是有如此關系作用。所謂

  

   “剛柔交錯,天文也。文明以止,人文也。觀乎天文,以察時變,觀乎人文,以化成天下。”

  

   即是以“質”為其界限,孔子強調“文”要有所“止”。所謂“人能弘道,非道弘人”,天之文明,是不能主動來安止的,而乃是人使之安止。也就是人心從眼前的天地萬物之鮮明,察其理則,體其次序,人天地合一,于是繼承了天地的“文明”,“觀乎人文,以化成天下”,“觀”是觀照,觀照即能體會,體會則能發揚,體會發揚了人的光明,叫“觀乎人文”。人都是天之所生,都在天文與人文之感應中,所以人有“文化”、“傳統”,人透過文化而得以學習傳統。如同我們透過儒學來學習傳統,使傳統得以永續,而儒學可以持續發展。

  

   孔子“述而不作,信而好古”之意,提供了我們在面對儒學文化觀的詮釋上很好的方法與態度,當在面對東亞學術文化傳統時,我們是站在解讀經典的立場,通過經典的意義去實踐,以接續傳統與未來發展。所謂“述作”是將自身處于歷史與傳統之中,參與文化生命的繼往開來,而孔子在此之間“能得古人之心與道”(焦循《述難》),此也是可以知道為何孔子自己言“信而好古”,這是其在古今之間作為了一體現者,而能通古今之道,自然與文明得以連續,謂之天人合一。儒學的特性因此影響我們的人生觀,有著歷史理性的記述,又帶著生命之情感。這樣的歷史生命延續性文化得以傳承下去的關鍵,和我們現在人文精神之發展有著密不可分之關系。

  

   孔子在“述而不作”的文化觀指導下,又進一步發展到了“中”、“和”思想,從而深刻地塑造了儒學發展之特性。儒家思想中的“仁”、“禮”等皆是“中和”思想的體現。中和思想也在其體系中發展,大致可以作為思維、政治觀、修身理念、文化觀幾個層面。

  

   《中庸》:“仲尼祖述堯舜,憲章文武”

  

   可以知道孔子遵循堯舜之道,效法周文王、周武王之制。在此中也可見“述”、“作”,作即是創造;述則是傳承。當孔子身處于樂壞禮崩之時,激發其抱負與志向,投入于“述而不作”上,以保存先王之道,愿能使天下恢復禮樂和合之文明秩序。在保守和承繼中可以繼續留存,又帶有著創新,這樣即是“中和”思想之實踐,為求文化之持續性而產生。孔子所建構之儒學體系,即是以“仁”為中心思想及核心內涵之“體”;以德化內容為實踐方法之“用”;達到“老者安之,朋友信之,少者懷之”(《論語公冶長》)的“大同”、“外王”境界,大同與“和”的理想也是一致的。仁的意義與價值透過德得以實踐,讓我們看到了儒學發展之使命感與理想。還有其包容性、多元性,其內涵價值已擴大至世界性,仍有不斷進步與創新之空間。

  

   儒學之發展一直受到異質文明的挑戰。先秦儒學是在一個多元政治體系中出現的,有多樣的傾向;經由與諸子百家爭鳴,至漢代成為影響政治的儒術,漸為中國文化的主流思想,此是一大發展。對于第二期儒學的發展,有的學者強調宋明儒學對于佛教文化(印度文明)的回應,以及對東亞文化的影響。由于宋明儒學能批判地繼承先秦儒學的孟學精神,又能吸收佛老思想,展現其包容性。從一、二期儒學的發展看來,儒學本就處于多元的文化處境中,而它之所以能發展,就在于它對異己思想或異質文明有創造性的回應與轉化。而儒學的第三期發展,同樣處于對異質文明的挑戰中,主要是西方的現代文化;即繼續深化啟蒙理念并超越啟蒙心態,擺脫西方中心與西方“現代化”的框架,讓儒家所代表的精神傳統,與世界各大文明與宗教等傳統可以展開對話。而第三期儒學發展的課題,也由如何回應西方文化的“現代化”,轉向“人類的福祉”。相較于有的學者對西方啟蒙精神與“現代化”的肯定,從新軸心時代的多元文明發展,對啟蒙心態與西方的“現代化”作出深刻的反省。儒家包容的人文主義,經過轉化了的自我,通過個人和社群漸次超越自我中心主義,而達到與天地萬物為一體,這種以天人合一為基礎之人文主義。

  

   儒家的人文精神層面是較寬面向之展開,個人之于社會,還有自然與天道。不強調自我與社會的對立,而是社群的信賴。對于自然,它不強取豪奪。而面對超越的天道,天人之間的不斷互動。現今儒家人文思想可以分為四層架構:一、個人自我之中身體、心知、靈覺與神明四層次的有機整合;二是個人與社群(家國天下)乃至社群與社群之間的健康互動;三是人類與自然的持久和諧;四是人心與天道的相輔相成。

  

   儒學現在面對當今的各種重要議題上,皆能給予回應、對話、關懷,這是目前發展之走向。伴隨著“全球化”而帶來之“族群”、“語言”、“性別”、“地域”、“年齡”、“階級”和“宗教”等根源性的問題等,儒學都必須面對的一挑戰,如此也可以讓儒家的人文精神增添活力與創新!而其在創新之中又不會斷裂其根本文化之傳統,這部份則是由“述而不作”、“中和”、“仁”思想為基礎,將其傳統精神得以保留之考驗。

  

二、孔子的開放、融合人類觀


   1、孔子的開放人類觀

  

   儒家最重要的經典之一的《論語》里,包涵了對人類價值觀的內容。

  

   孔子對人類的人性有獨特的見解。第一,人性意義上的平等。孔子的平等理念是建立在其人性論的基礎之上的。關于人性,《論語》中只記載了孔子所說的“性相近也,習相遠也”(《論語·陽貨》)。“性”者,生也。大家都出于此,來源于此;“近”者,結合后面“習相遠”,則更加強調的是“同”,即大致相同;“習”是指后天所習染。可見,孔子的這一表述當中包含著樸素的平等理念,即每個人,不論帝王將相還是小民百姓,都擁有與生俱來的人性這一類本質,而正是這個本質決定了每個人都擁有了道德意義上的平等權利。第二,“有教無類”的平等教育(教化)思想。孔子提倡“有教無類”(《衛靈公》),認為每個人都有平等受教育的權利。因為人生來在本性上是類同的、平等的,不存在先天稟賦上的質的差異。之所以出現了差異,是由于后天“習染”造成的。因此,可以通過改善人們后天的“習”來使得人成為“君子”而非“小人”。這種方式,儒家稱之為“教化”。這種“有教無類”的平等教化思想,實際上就是將教育權視為每個人都應該得到的基本人權。據記載孔子有弟子三千,這些弟子出身各異,天資稟賦不同。但孔子對他們一視同仁,平等相待,“自行束修以上,吾未嘗無誨焉”(《述而》)。只要象征性的交一點點“束修”就可以成為孔子的弟子,跟隨孔子學習。可見孔子在教育中的平等觀念。

  

   2、孔子對人類歷史的開放的觀念

  

   孔子所處春秋時代是社會進入大轉變、大動蕩的時代。孔子在“禮樂崩潰”,舊文化傳統衰落、新文化有待于萌芽的重要時刻,以“文王既沒,文不在茲乎”的天降大任的偉大使命感和責任感,開始對夏、商、周三代人文價值進行批判考察和總結。他的這種全面的考察和綜合的整理,固然是為了以集大成的方式拯救和保留古代文化遺產,但還有另一更重要的動機,便是站在面對現實、預測未來的基礎上,探討過去歷史發展的來龍去脈。現實社會的“禮壞樂崩”、“滔滔者天下皆是也”,將歷史向什么方向發展?這種“無道”現象是走向進步的標志抑或是倒退的方式?個人將如何拯救這一社會危機?如何使社會重新恢復“有道”的社會秩序?孔子終其一生學思并進地上下探索著歷史運動的發展方向,并以此規定個人的努力奮斗方向。“朝聞道,夕死可矣!”可說是孔子“發憤忘食,樂以忘憂”的不倦探索的自白。孔子所欲知、欲聞的“道”,一方面是社會歷史運動的客觀規律,另一方面又是孔子拯救危機、改造社會理想準則與方法。

  

   孔子說:“夏禮吾能言之,杞不足征也,殷禮吾能言之,宋不足征也。文獻不足故也。足則吾能征之矣。”

  

   這就是說,對夏禮和殷禮他都是知道的,但沒有現成的實例可以證實。他終于體察到并承認客觀歷史是不斷走向進步、而且每一代總是在對前一代進行繼承、改造、更新的基礎上發展起來的:

  

   “子張問:‘十世可知也?’子曰:‘殷因于夏禮,所損益,可知也;周因于殷禮,所損益,可知也。’”

  

他詳考了夏、商、周三代的歷史,發現這樣一個事實,即殷禮是以夏禮為基礎,而又進行了“損益”,周禮是以殷禮為基礎,而又加以“損益”的。孔子這里說的“禮”,并不局限于社會中的典章制度,而是包括了作為整體的社會的全部人文內容,即一定社會歷史階段的文明程度。所以對孔子來說,社會歷史的變動發展是毫無疑問的。過去、現在、將來的歷史發展,互相之間都是有時代的批判與變革更新的關系,后一代總要對前一代的遺產精華加以吸收、改造,(點擊此處閱讀下一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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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來源:國際儒學聯合會 公眾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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