趙鼎新:什么是歷史社會學?

選擇字號:   本文共閱讀 687 次 更新時間:2019-11-27 21:57:24

進入專題: 歷史社會學   問題意識   民族國家  

趙鼎新 (進入專欄)  

  

   內容提要:本文指出目前國內學界對歷史社會學這一學科存在一些常見的理解上的誤區。文章旨在說明,歷史社會學不只研究久遠的過去,不一定要建立在第一手材料基礎之上,其目的不是弘揚民族文化,也不是一個一般意義上的社會學的分支。歷史社會學的核心問題意識圍繞著工業資本主義和民族國家的興起及其后果展開,而將歷史學的時間序列敘事和社會學的結構/機制敘事進行結合從而獲得更為優化的經驗敘事方法則是歷史社會學區別于其他社會科學學科的關鍵所在。

  

   【關鍵詞】歷史社會學;時間性;核心問題意識;工業資本主義;民族國家

  

一、引言


   就當前中國社會科學發展的現狀來說,從專業化的角度來看,社會學的發展要比政治學快很多,但是在很長的時間里,中國社會學研究的議題卻比較窄,或者說主要集中在社會分層、市場轉型、網絡關系、貧富差距、群體性事件等幾個議題上,并且不少研究結果與現實相比差距較大。比如,國內不少社會學家用基尼指數來測量中國社會的貧富差距,他們的結論也差不多,簡單講就是中國社會的貧富差距與許多拉美國家相似,大大超過印度等國家,屬于世界上貧富差距最大的國家之一。但是不知我們的學者是否想過,既然中國的貧富差距如此之大,為什么中國的大中小城市都沒有拉美或者印度意義上的貧民窟?為什么中國現在連討飯的都快“失業”了,但是基尼指數比中國低得多的印度的城市中則到處可見貧民窟并且要飯的處處可見?這就是說,對于中國的情況來說,基尼指數也許不是測量貧富差距的一個很好的指標。

  

   記得筆者在國內剛開始推廣歷史社會學的時候,大約是在2005年前后,國內還很少有人涉及這一領域。但是歷史社會學最近在國內成了顯學,這是一件大好事。當然,和中國社會上的其他類似現象一樣,當一樣東西突然熱了起來后,一哄而上的現象就在所難免。當前國內到處有人在大談歷史社會學,并且一下子就涌現出許多“歷史社會學家”,但是不少文章所討論的內容,以及所涉及的研究對象和問題意識都不像通常意義上的歷史社會學。因此,本文想就“什么是歷史社會學”這一問題展開一些討論。本文中的不少觀點筆者在《社會學評論》剛發表的一篇文章中已經有所表述,本文的后半部分與那篇文章中的內容會有所交疊,但是本文的前半部分主要想談兩件事情:什么不是歷史社會學?以及什么是歷史社會學的核心問題意識?

  

二、什么不是歷史社會學?


   國內有不少學者不能把歷史社會學研究和歷史研究加以清楚區分,認為歷史社會學和歷史學研究都是發生在久遠過去的事情。如果我們研究的是發生在改革開放以后的事情,因為仍然可以通過采訪或者抽樣調查等方法來獲取材料,大家一般不會把這樣的研究稱為歷史社會學研究。這就導致不少人帶著保守的情懷,鉆進了一般意義上的古代歷史和文化研究,卻認為自己是在做歷史社會學研究。

  

   因為不能對歷史社會學研究和歷史研究加以區分,這就產生了第二個傾向,或者說有學者會誤認為歷史社會學和歷史學一樣,其研究都必須建立在第一手資料上,也就是原始文本,因為第一手資料真實。這一觀點有兩個誤區。第一,第一手資料并不見得就一定更真實。世界上所有的傳世資料都是被高度“污染”過的。哪些材料留下,哪些材料沒有留下,留下的材料是以什么方式呈現給我們的,無不深深地烙有當時的一些統治者、學者以及其他材料生產者的印記。比如古代婦女史研究,相比于其他方面的材料來說,歷史給我們沒留多少東西,這并不是因為婦女在古代生活中不重要,而是她們很難進入傳世記錄。第二,歷史社會學的重心在尋求歷史中規律的部分。歷史社會學家當然必須對他們所用的材料以及材料的質量和背景有一個很好的了解,但是他們的研究用的是第一手還是第二手材料,的確不是關鍵。早期的歷史社會學家,包括馬克思(Karl Marx)和韋伯(Max Weber)以及第二次世界大戰后成長起來的歷史社會學家,比如摩爾(Barrington Moore)、斯考切波(Skocpol)、蒂利(Tilly)、安德森(Perry Anderson)和沃勒斯坦(Wallerstein)等,都很少用第一手材料。最近幾十年來,歷史社會學家,包括筆者自己,都開始用第一手材料。但這是專業化過程的表現,而不是說歷史社會學就必須要用第一手材料來做研究。筆者甚至認為,過度強調第一手材料對于歷史社會學發展應該來說是有害的,因為這會迫使我們縮小自己的視野導致我們變得只見樹木而不見森林。比如,孫硯菲教授在《社會學研究》上發表的一篇文章總共比較了23個古代歐亞大陸上的帝國對于國教以外宗教所采取的不同政策以及這些不同產生的原因,而文章所得出的結論,以及這些結論的準確性,都需要通過大范圍的比較才能得出。對于這類研究來說,強行要求用第一手材料就等于把這類研究拒絕在歷史社會學研究之外,因為對于這樣的研究來說掌握第一手資料就必須懂得歐亞大陸幾十種古代語言,誰有這本事?這就使我們失去了在一個更大的宏觀比較視野下總結歷史規律的機會。

  

   目前國內推崇歷史社會學背后的第三個傾向就是誤認為歷史社會學是一門能弘揚中華民族文明和歷史的學問。必須首先說明,建立民族自信心是一件好事。相比20世紀80年代,當時國人對西方可以說是頂禮膜拜。有位筆者認識的美國教授曾說,80年代他還年輕,是一個在復旦大學進修的研究生。有一次,他跑去上海的人民廣場。結果就發生了一件讓當時的他感覺十分良好的事情,他到了人民廣場不久,廣場上就有人喊道:“來來來,你是美國人,你給我們出出主意,你們美國人肯定知道中國應該怎么發展。”于是就有人給他遞上一條長凳,他往凳子上一站,看著人山人海的聽眾,感覺大好,然后就滔滔不絕地講了起來。我們知道,那個時代已經過去了,中國人現在并不缺乏民族自信,但是歷史社會學和國故以及建立民族自信一點沒有直接關系,它只是一門學問,雖然是一門很重要的學問。

  

   第四,歷史社會學也不簡單是社會學的一個分支。大家知道,社會學的分支有好幾十種,很難數清,比如組織社會學、經濟社會學、宗教社會學、政治社會學、家庭社會學、知識社會學、體育社會學、軍事社會學、社會人口學、性別社會學,應有盡有。每一個分支可以說都研究某一類特殊的社會現象。于是,一般人會認為歷史社會學也是社會學的一個分支,或者是一門用社會學視角來研究歷史現象的學問。這一點不僅僅是在國內,即使是在美國也是如此。你如果去問一個美國的社會學家甚至是歷史社會學家,他們絕大多數也會以為歷史社會學是社會學的一個分支。但是他們都是有誤的。對于這一點,筆者需要做一些說明。

  

   如果你問任何一個中國人民大學的本科生,問他是靠什么到中國人民大學來上學的。你能得到相當多的答案,但是我們卻能從這些答案中總結出兩個敘事類型。其一是“我”能上中國人民大學是因為“我”父母在“我”的教育方面給予了很大的重視和投資,其二是“我”能上中國人民大學是因為出于某種原因使得“我”在進入某一階段后開始認真讀書,因此上了中國人民大學。在以上的兩類敘事中,第一類就是所謂的結構/機制敘事(即不同的社會結構導致了不同的社會后果),第二類則是時間序列敘事(即對某一事件做出大事表并且找出對某一特殊社會后果的形成具有重要作用的一個到數個關鍵轉折點)。如果說結構/機制敘事是社會學的基礎,時間序列敘事則構成了歷史學的邏輯基礎。

  

   我們大多數人都對中國共產黨黨史很熟悉,并且知道黨史中的一個核心問題就是為什么共產黨能取得政權。對此,我們也能見到兩種敘事方式。第一種就是結構/機制敘事。其核心邏輯可以抽象地總結為:中國共產黨的勝利來自當時中國的一些特殊社會結構。毛澤東的《中國社會各階級的分析》和《星星之火,可以燎原》等著作可以說都是社會學分析的名篇。《星星之火,可以燎原》,大家也許都記得,它告訴了我們,20世紀20年代末的軍閥混戰這個特殊的結構如何給了共產黨一個很大的發展空間。但是黨史研究中還存在著另外一種敘事方式,那就是一個由大事記貫穿起來的敘事形式:中國共產黨成立、第一次國共合作、北伐、“四一二”政變、南昌起義和秋收起義、五次圍剿、長征、遵義會議、瓦窯堡會議、西安事變、延安整風、三大戰役,等等。在黨史的敘事中,這些事件的重要性在于它們通常都被認為是導致中國革命勝利的關鍵性轉折點。

  

   黨史也好,世界史也好,個人的成長也好,甚至馬路上小販吵架也好,人類對任何一個案例的敘事和分析都不得不基于兩個最為基本的邏輯:結構/機制邏輯和時間序列邏輯。結構邏輯在學科專業化之后成了社會學的核心邏輯基礎,而時間邏輯則在學科專業化之后發展成了歷史學的核心邏輯。也可以這么說:歷史學就是一個以事件/時間序列敘事為基礎的學科,而社會學則是一種以結構/機制敘事為基礎的學科。我們知道,對于一個特定案例來說,結構敘事和時間序列敘事所表述的其實是同一事情的兩個側面。比如對于大多數學生來說,他能到中國人民大學來上學既可能有家庭、學區等結構性的原因,也同時是個人努力的結果。對于共產黨為什么能在中國取得勝利這一問題,其背后當然有許多結構性原因,但是如果日本人在占領東北之后不再咄咄逼人,如果“一二·九”運動和西安事變都沒有發生,情況也許就不一樣了。所以轉折點事件也的確非常重要。這就是為什么在常人的邏輯下,這兩類敘事并不沖突。但是在學科高度專業化的今天這兩類敘事就分家了,形成了相互交往很少的歷史學和社會學兩個學科。因此,歷史社會學的關鍵并不在于研究許久以前所發生的事情,而是在于在哲學、方法論和經驗層面探討時間序列敘事和結構敘事之間的關系問題,并且追求這兩個敘事在一定程度上的整合。換一句話說,即使對于剛剛發生的事情,我們也同樣可以采取歷史社會學視角。

  

三、歷史社會學的核心問題意識


當前中國歷史社會學的發展尚處于比較發散的初級階段,與之相隨的是當前國內歷史社會學的研究議題有高度的多元性。但是在西方,歷史社會學的核心議題只有一個,那就是工業資本主義和民族國家產生的原因和后果(the rise and consequences of industrial capitalism and nation state)。馬克思的歷史唯物主義,韋伯對基督新教和其他宗教的研究,托克維爾對法國革命和美國民主的分析,其實都是在對工業資本主義和民族國家產生的原因和后果做出不同的理解和分析。近代歷史社會學名著,比如沃勒斯坦的四卷本巨著,布羅代爾的三卷本巨著,安德森的《從古典到封建》和《絕對主義國家的起源》,摩爾的《民主與專制的社會起源》,蒂利的《強制、資本和歐洲國家,公元990-1990》,曼的多卷巨著《社會權力的起源》,以及霍爾的《權力和自由》,其實也都是圍繞著這個議題在進行。(點擊此處閱讀下一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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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來源:《中國政治學》2019年第2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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