鄭永年:“富裕”時代的社會抗議

選擇字號:   本文共閱讀 5527 次 更新時間:2019-11-27 22:02:05

進入專題: 社會分化   社會抗議  

鄭永年 (進入專欄)  

  

   今天的社會抗議風起云涌,越來越多的社會,不管它們之間的經濟發展水平或者政治體系如何不同,都經歷著社會抗議潮。實際上,對任何社會來說,社會抗議運動已經不是一個會不會發生的問題,而是什么時候爆發出來、以什么形式爆發出來的問題。

  

   人們把今天的社會抗議潮,和1960年代后期的那次世界范圍內的社會抗議潮相對比。的確,那個時代社會抗議也遍布全球,發生在發達國家(例如歐美),也發生在發展中國家(例如中國),既有自下而上的社會運動(例如歐美),也有自上而下的社會運動(例如中國)。不過,畢竟時代不同了,和上一波比較,今天的社會抗議潮形勢更為嚴峻,背景更為復雜,影響更為長遠和深刻。

  

   如何理解今天這一波社會抗議潮?人們大都指向宏觀背景因素,那就是全球化和技術進步所導致的社會貧富懸殊和社會分化。的確,根據《世界不平等報告2018》,1980—2016年間全球收入首1%的人口的收入增長總額,是底層50%人口增長總額的兩倍多。全球化和科技發展是貧富差距擴大的重要導因。全球化創造大量機會讓處于頂端的人累積財富,但同時導致了廣大的中層人們面對更劇烈的競爭。

  

   這些宏觀背景極其重要,但已經不足以理解今天的社會抗議的復雜性。

  

   最顯著的一點就是和傳統社會抗議比較,今天的社會抗議可以說是“富裕”時代的抗議。無論從哪個角度來看,傳統意義上的窮人因為“過窮而連革命的時間都沒有”的時代已經過去了。今天很少有社會因為人民的饑餓而發生社會抗議。

  

   盡管如上所述,收入差異巨大,社會分化嚴重,但在大多數社會,“貧窮”已經是一個相對的概念,而非絕對的概念。實際上,參與今天社會抗議潮的大多數人來自中產階層。他們有時間、有精力參與社會抗議,并且有足夠的物質保障。這使得社會抗議是可以持續的。

  

富裕表現在很多方面


   富裕不僅表現在物質方面,更表現在其他很多方面。首先是知識的富裕。在今天的世界,各國政府為了推進社會經濟的發展,無一不是把資源投入到人力資源的培育和培訓上。越來越多的國家,國民得到了“過度的教育”,即學非所用。把資源投入教育是為了促進經濟發展,但教育和經濟活動兩者之間并沒有必然關聯。

  

   很多國家的國民得到了教育,但國家并沒有條件提供與教育相適應的工作和就業。這就導致了“過度的教育”。教育過度了,人們對自己的期望值也自然提高。當實際就業市場不能滿足自己的期望值的時候,年輕人就走上了街頭。對很多年輕人來說,走上街頭抗議總比尋找一份好工作容易得多。

  

   “富裕”更表現在技術方面。隨著智能手機的廣泛應用,今天所有的識字者都不會有很大的困難使用這些技術,例如接收和發送信息。在很大程度上說,所有社交媒體的語言都是“民粹主義”的語言,容易讓哪怕只受過最低教育的人理解和接受。社交媒體的使用對社會抗議的影響,怎么高估都不過分。

  

   其一,在社交媒體上,社會抗議表現為沒有顯著的組織者,甚至沒有組織者,因為社交媒體本身就成了組織者,或者說人人都可以成為組織者,即通過發送信息而扮演組織者。

  

   其二,所謂的“假新聞”能夠起到真實新聞所不能起到的動員作用。人們可以在社交媒體上制造任何“假新聞”。但正是因為“假新聞”,無論在其制造者來說還是相信者來說,比真新聞更加具有“真實性”。

  

   其三,一人一機或者一人數機的社交媒體表現為分權和分散性。分散性促成了今天的社會抗議表現為“招之即來、揮之即去”的局面,具有巨大的流動性,從而造成了抗議者與被抗議者(往往是政府)之間的“游擊戰”。這種新型社會抗議較之傳統的社會抗議更難掌握。

  

   信息社會也導致了人們尤其是年輕人的意識“飛躍”,年輕群體在沒有養成自己的思考能力的時候,就擁有了無窮的選項。在虛擬領域,他們能夠輕易地選擇一個屬于自己或者“自己群體”的意識。盡管這種“意識”和現實相去甚遠,但他們對此深信不疑。歷史地看,人的意識的進步和其所處的物質進步同行。不過,社交媒體時代已經徹底改變了這種局面,即意識遠遠較之物質先行。

  

   其四,在社交媒體時代,人們越來越沒有記憶能力,所有的東西包括意識在內都是即時的消費,所有的東西稍縱即逝。而意識的“飛躍”往往因為上述“過度的教育”而得到強化。

  

“代際反叛”和“反建制”


   所有這些新因素決定了今天社會抗議的特點。人們當然可以從各個方面來理解當代社會抗議,但從“抗議”和“反叛”的角度來說,如下兩個“反”表現得尤為顯著。

  

   其一是“代際反叛”,即年輕群體反叛老一輩歷史上所建構起來的所有東西。歷史上看,代際斷裂容易導致代際反叛。代際斷裂指的是在信仰、政治和價值觀等方面,年輕群體與其父母輩或者爺爺奶奶輩之間的差異。

  

   美國和歐洲20世紀60年代年輕人的抗議活動頻繁,與他們的上一代“靜悄悄的一代”截然不同。這促成了社會科學中的代際研究,人們通過發現代際中的不同語言、思維方式、工作態度、行為方式等去理解社會抗議,也從老一代和年輕一代所面臨的機構和組織的“分隔”,來理解代際之間所有這些“不同”的形成。

  

   較之20世紀60年代,社交媒體時代的代際斷裂更是深刻和嚴峻。傳統社會存在著促成代際斷裂的制度和機構(例如俱樂部),但并不多見,但在互聯網時代,這種制度和機構的建構是一件輕易而舉的事情。社交媒體上的不同“群集”就是年輕人自身的“制度機構”,并且很少有人“監管”,處于完全的“自由”或者“無政府”狀態。在這種狀態下,不同群體自由地去建構自己的個體和群體語言,通過語言建構再去建構自己的認同,通過認同去自由地“規定”和“解釋”現實。

  

   前面所說宏觀層面的“物質斷裂”,更是為代際的“思想斷裂”奠定了基礎。從物質層面來說,很多年輕群體是“被斷裂”的,表現在方方面面,例如收入差異、福利、撫養老人(東亞)、財政支出、債務等方面。在傳統社會,一般說來,老一輩都是為下一代積累財富,但當代社會,尤其是實行“一人一票”的民主社會,情況剛好相反,即“老一代”開始吃未來,為未來一代增加負擔。

  

   這里,對年輕群體來說,“老一代”往往表現為既得利益,他們擁有選舉權或者其他方面的權利,而為了權力,當政者不得不向老一代的各種權利要求,甚至是不合理的要求,作出妥協,這勢必把負擔往后一代轉移。例如,今天世界各國,越來越多的政府大量舉債,很多國家債務累累(無論是內債還是外債),而這些債務則意味著對年輕人的負擔。

  

   其二是“反建制”。種種因素促成了老一輩把自己和年輕一代區別和間隔開來,而社交媒體等技術因素,更使得年輕一代也輕易地把自己和年長者區別和隔離開來。這種區別和隔離表現在政治上便是政治激進化。政治激進化的主體是反建制,盡管在很多時候激進化也表現在反老一代所確立起來的一切。政治激進化在當代的主要表現,便是民粹主義的崛起。民粹主義崛起既有精英的動力,也有社會的動力。就精英來說,主要來自體制外精英,或者身處體制內但對現存體制不滿的精英人物。

  

   在西方民主社會或者存在選舉制度的社會,“一人一票”制度紛紛把體制外的精英推向政治權力的頂峰。這些“局外人”試圖重新定義政治權力合法性的來源和權力的使用方法。在本質上說,“局外人”是反體制的,和建制派精英經常處于嚴重的對立狀態。

  

   就社會來說,不同社會群體提供了民粹的基礎。但如果認為只有社會底層或者窮人是民粹的基礎,那就大錯特錯了。窮人如果沒有精英的動員,很難成為民粹力量。如前面所討論的,當代的很多社會抗議者大都不是窮人,在各方面都表現為“富裕”。例如在美國,在特朗普當選總統之前,沒有多少人會認為白人也會成為民粹的基礎。

  

   和精英民粹主義者一樣,社會民粹也是反建制的,很多人甚至對建制抱有仇恨。社會民粹廣泛使用“民主、自由、公正、正義、平等”等口號,使得這些傳統上來之不易的價值表現得異常廉價。

  

為了反叛而去反叛


   不過,在實際層面,這些“價值”僅僅成為抗議者論證自己行為合法性和體現自己道德優越感的裝飾物,有多少社會抗議者真正去理解這些價值背后的東西呢?只要能夠和反建制聯系甚至等同起來,任何一種價值都是可以為社會抗議者所使用的。因此,在很多場合,為了反叛而去反叛便成為當代社會抗議的一個顯著特點。

  

   社會抗議促成建制派和反建制派之間的公開對立,并且往往造成大規模的社會動蕩。經驗地看,如果考慮到這一波社會抗議運動的宏觀社會經濟背景和微觀領域教育、技術等因素,人們可以預期社會抗議運動會持續相當長的一段時間。政治經濟學家赫希曼(Albert Hirschman)曾經就社會抗議運動提出了“鐘擺”理論,即社會群體在私人領域和公眾領域之間流動,造成了社會運動。人們一旦在私人領域呆久了,就會有欲望走向公共領域,這一流動造成了社會運動;但人們一旦在公共領域呆久了,就想往私人領域流動,如果是從公共領域向私人領域的流動,就意味著社會抗議的衰落。

  

   赫希曼描述的是1960年代的社會抗議運動。今天的社會運動要在公共領域和私人領域之間找到一個均衡點并不容易,因為今天的社會抗議運動并不是如赫希曼所說的群體“微觀”選擇的結果,而是結構要素失衡(全球化、技術進步、社會分化等)的結果。在這些結構達成相對平衡之前,社會抗議很難平靜下來。但要達成這些方面的結構平衡,便需要各國的結構性改革。這是當今世界各國政府所面臨的最大的挑戰。

  

   面對新一輪社會抗議潮,一些國家的政府已經提出要在政府和社會之間訂立新的社會契約。的確,正如18世紀英國思想家伯克(Edmund Burke)所言,社會契約不僅僅是政府和人民之間的,也是不同社會群體之間、不同代際之間、歷史與現實之間的。

  

   沒有任何一個社會群體,無論是既得利益群體還是其他,有可能挾持其他社會群體來和政府簽訂契約。這種社會契約意味著既得利益(無論是掌權者還是掌握政治話語權的社會群體)的自律,既得利益群體毫無節制的權力和權利要求,只能激發年輕一代更大的反叛。

  

   不過,現實地說,這一波社會抗議運動已經遠遠不是新的社會契約問題了。運動的持續發展更有可能導致根本性的體制性變革。今天的社會結構需要一種既高度集中,又高度分散自治的政治體系。集中不是指個人集權,而是指體制的集中,不是全面的集中,而是選擇性集中,以保障主權國家的存在和繼續。此外,由技術進步而導致的很多社會問題(包括失業)也需要主權國家層面的解決方案,而市場越來越沒有能力解決這些問題。

  

   人們仍然很難想象一個沒有主權國家的世界。實際上,因為全球化,主權國家概念在強化。同時,各種地方認同(包括團體認同)也在強化,這一趨勢又要求分權和自治。

  

   歷史地看,符合這兩個條件的政治體系是帝國和封建制度。不過,很難想象,今天的世界還能回歸到帝國或者封建體制。新的體制又會是怎么樣的呢?這便需要人們的政治想象力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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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責編:lime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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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來源:《聯合早報》2019年11月26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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