疏震婭:關鍵日期視角下的釣魚島領土主權爭端分析

選擇字號:   本文共閱讀 537 次 更新時間:2019-11-29 07:33:49

進入專題: 釣魚島     關鍵日期   中日關系     國際法  

疏震婭  

   內容提要:關鍵日期是以爭端中特定時間前的法律情勢作為確定待查事實范圍和評估爭端可訴性的標準和尺度。釣魚島領土主權爭端可從權利取得和權利轉移兩個層面來看待。中日的領土取得主張在日本聲稱實施先占時形成對立。在領土主權變更問題上,中日實際上沒有對領土主權轉移形成主張對立,無須為此再確定關鍵日期。釣魚島領土主權爭端可以日本閣議決定先占的時間作為關鍵日期。由此,中國主張的證據可采性和證明力優于日本主張的證據,日本所謂“有效控制”行為不具有證據效力。

   關 鍵 詞:釣魚島  關鍵日期  國際爭端解決  中日關系  國際法

  

   作者簡介:

   疏震婭,自然資源部海洋發展戰略研究所副研究員,國家領土主權與海洋權益協同創新中心團隊研究員。

  

  

   中日之間因釣魚島及其附屬島嶼(簡稱“釣魚島”)而引發的問題復雜敏感,涉及法律、歷史、國際政治、地緣戰略等諸多方面。問題的起因和根源在于中日圍繞釣魚島領土主權歸屬產生的爭端。關鍵日期(critical date)自20世紀20年代在國際爭端解決實踐中提出并不斷加以運用,與領土主權爭端的關系尤為密切。爭端解決機構往往根據關鍵日期時的法律情勢來裁判爭端。本文將以關鍵日期為視角來檢視釣魚島的領土主權歸屬問題。

  

   一、國際法上的關鍵日期

  

   國際爭端往往復雜多變、頭緒萬千,從產生到解決,一般要經歷漫長的時日。國際法在處理爭端過程中需要顧及當事方不同歷史時期的權利主張和證據材料,因此對于爭端法律關系的起止時間的裁定就顯得尤為重要。“何時為止”正是關鍵日期所關注的問題。

   (一)關鍵日期的概念探討

   以法律方式解決國際爭端需要確定爭端事實和應適用的法律,即對事實的認識和對法律的認識。法律事實總是與或遠或近的過去相聯。①在爭端過程中,是否存在某個特定時間的情況比其他時間的情況更為重要,或者說某一時間出現的情況是否具有決定性?在經典的領土爭端仲裁案——1928年美國與荷蘭的“帕爾馬斯島案”裁決中,常設仲裁法院(P.C.A.)就提出,領土主權必須要“在對裁決爭端具有關鍵性意義的時刻確實存在”。②也正是在該案中,關鍵日期首次在國際爭端解決的裁判文書中出現。在此之前,關鍵日期是隱含在領土爭端中的概念。③

   較早對關鍵日期進行概念界定的是1966年“阿根廷—智利邊境案”的仲裁裁決。在該裁決中,關鍵日期是指一個日期,法院不應采納雙方在這個日期以后的行為作為證據。④晚近以來,國際法院(I.C.J.)在審理涉領土爭端的案件中多次出現關鍵日期。在2002年“關于利吉丹島和西巴丹島的主權歸屬案(印度尼西亞訴馬來西亞)”判決中,國際法院援引“阿根廷—智利邊境案”裁決,不考慮發生在兩國爭端具體化后的行為,除非這些行為是爭端具體化之前行為的正常延續,且不以改善爭端方法律地位為目的而實施。⑤在2007年“尼加拉瓜和洪都拉斯在加勒比海的領土和海洋爭端案(尼加拉瓜訴洪都拉斯)”判決中,國際法院首次對關鍵日期予以明確闡述。國際法院表示,關鍵日期的意義在于將以主權者身份實施的行為與關鍵日期之后發生的行為區別開來。前者原則上與評估和確認有效占領(effectivités)有關。后者是爭端當事國完全為了鞏固其主張而實施的行為,一般與評估和確認有效占領無關。關鍵日期成為一條分界線,當事方在關鍵日期后的行為與評估有效占領的價值無關。⑥

   學界在觀察國際實踐基礎上也提出了對關鍵日期概念的理論認識。約翰遜(D.H.N.Johnson)認為,關鍵日期是當事方在該日期后的行為不能影響法律情勢的日期。⑦格爾蒂(L.F.E.Goldie)認為,關鍵日期是指某段時期的最后時點,爭端的實質性事實已發生,爭端方在此之后的行為不能對爭端產生影響。⑧中國學者張新軍表示,關鍵日期是在審判機關通過受理某一案件、表明某一法律爭端已然產生并且仍然存在的情況下,標志該法律爭端誕生的那一時刻。⑨針對領土爭端,劉文宗認為,關鍵日期是指當事國雙方在確立自己對某一領土的主權時相互產生矛盾的那一天。⑩張衛彬提出,關鍵日期是指當事方對領土主權提出競爭性主張之時,或領土主權歸屬已經得以明確化的關鍵時刻。(11)

   上述國際實踐和理論研究多是從排除或弱化關鍵日期以后行為的法律意義的角度來界定關鍵日期的概念,指出爭端中確實存在著對評估事實、影響裁判結果具有重要意義的“關鍵性”時間。這種評估的目的并不是查明真偽,而是在時間上確定待查事實的范圍,排除不應影響爭端解決的因素。

   除此之外,關鍵日期在法律程序上還能影響爭端解決機構對爭端能否具有管轄權。在國際法上,爭端解決機構對爭端具有管轄權是以當事國同意為前提的。當事國形成接受爭端解決機構管轄權合意的時間,往往決定了爭端解決機構能否受理爭端。常設國際法院(P.C.I.J.)在1938年“摩洛哥磷酸鹽案”判決中以法國接受強制管轄的日期為關鍵日期,認定意大利提交爭端的時間在法國接受管轄權之前,從而排除了常設國際法院對該案的管轄權。(12)國際法院在1960年葡萄牙與印度的“印度領土通行權案”判決中認為,引起爭端的情勢和事實在印度接受強制管轄的關鍵日期之后,進而認定國際法院對該案具有管轄權。(13)

   綜上所述,本文認為關鍵日期是根據爭端的事實情況來確定時間節點,以該時間節點前的法律情勢作為確定待查事實范圍和評估爭端可訴性的標準和尺度。無論在實體上還是程序上,關鍵日期的概念都與時間密切聯系。正如國際法院法官希金斯(Rosalyn Higgins)所說,時間是國際法中的重要組成部分。(14)國際法上的權利的確立和沖突的產生以及權利的救濟程序都離不開時間因素。關鍵日期提供了一個作為檢驗標準的時間點,以甄別或選擇有效事實,從而據此定性適當的案件。(15)本文認為,關鍵日期是基于對爭端中事實情況的了解與認識,對案件實質的客觀把握,將篩選爭端解決有效事實的標準以時間形式表示。

   (二)關鍵日期的確定標準

   關鍵日期對爭端解決的結果和程序的重要影響,使得確定關鍵日期成為重點和難點。就理論而言,關鍵日期的確定屬于受理爭端的法院權限之內的事項。(16)正如“阿根廷—智利邊境案”裁決所指出的,關鍵日期的概念尚不嚴密,大量工作留待法院甄別判斷。(17)在實踐中,關鍵日期的提出存在不同情況。一方面,當事方可提出對爭端關鍵日期的主張,爭端受理機構會結合爭端具體情況及當事方的主張,做出不同的處理。如果當事方對關鍵日期能取得一致,爭端受理機構多會尊重當事方的意思表示;如果當事方對關鍵日期的主張有分歧,爭端受理機構可能會做出不同的處理,如支持一方主張,或否定雙方主張再另行提出,或不予適用關鍵日期。另一方面,如果當事方沒有提出,爭端受理機構也可自行確定。可見,關鍵日期的確定以爭端受理機構自行解決為原則。當事方雖不能確定爭端的關鍵日期,但當事方的主張是爭端受理機構在確定關鍵日期時需考慮的重要因素。

   關鍵日期的確定較復雜。爭端的表現各有不同,具有多樣性。對關鍵日期概念內涵的不同理解,導致對其確定標準的認識各異。關鍵日期的確定標準受多方面因素影響,很難加以明確。對關鍵日期確定標準的理論探討首推菲茨莫里斯(Gerald Fitzmaurice)的研究,其經典論述奠定了關鍵日期確定標準理論研究的基礎。菲茨莫里斯將關鍵日期區分為不證自明(self-evident)的關鍵日期和非不證自明(not self-evident)的關鍵日期。不證自明的關鍵日期,采取聚焦(focus)原則(18),較易確定。非不證自明的關鍵日期是針對爭端聚焦日期不確定的情況,菲茨莫里斯以爭端具體化(crystallization)為原則提出了六種關鍵日期的設想。(19)有觀點以爭端相關的“重大事實”已發生的時間為關鍵日期,但如何判定“重大事實”有時存在找尋確切依據的困難。還有觀點將爭端區分為法律爭端和事實爭端,認為確定關鍵日期有兩項標準:一是法律爭端得以明確化的時候;二是在法律爭端不明的情況下,以事實爭端公開化的時間為準。(20)

   爭端的表現雖各有不同,但其作為一種由法律規范加以“類型化”的社會狀態,具有內在共性。如果能從本質上把握不同爭端的共性,就有可能尋找出確定關鍵日期的共性考慮要素。國際法上的爭端是指當事方之間對法律或事實的分歧,或在法律觀點或利益上的沖突。(21)其中帶有關鍵日期這一要素的爭端,多涉及權利主張的對立。合法的權利應具有法律依據并符合構成要件。當權利主張形成對立時,意味著當事方的權利是互相排斥的,對一方權利的肯定勢必是對另一方權利的否定。在權利主張形成對立之時,評估哪一方的主張符合構成要件,就能確認相關權利的歸屬。本文認為,可從權利主張對立形成的時間來考慮確定關鍵日期。

   國際實踐中,當事方的權利主張有的形成時間明確,有的沒有明確的構成要件成就時間。如果各方權利主張有較為明確的形成時間,那么權利主張對立的形成自然就是在后一方提出權利主張之時。如果一方權利主張沒有明確的構成要件成就時間時,另一方主張取得權利的時間即形成雙方權利主張的對立。在這兩種情況下,權利主張對立形成的時間,就可以被視作菲茨莫里斯所說的不證自明的關鍵日期。在“帕爾馬斯島案”中,美國主張該島嶼是西班牙最早發現并擁有主權,美西《巴黎條約》簽訂后西班牙將其割讓給美國;荷蘭則主張西班牙發現該島的事實缺乏足夠證據,荷蘭自17世紀以來就以持續和平的國家權威在該島展示主權。常設仲裁法院認為,美國獲得的割讓主權的有效性問題,僅僅在《巴黎條約》締結生效時產生,并據此判斷該時間點即為該案的關鍵日期。正如詹寧斯(R.Y.Jennings)所說,當一方以割讓為依據而主張權利時,割讓條約締結時事物的狀態必然是關鍵所在,因為當事方保持了權利的來源,涉及這種權利的爭端是否應達到具體化就完全不相關了。(22)值得注意的是,這種關鍵日期不能簡單理解為爭端產生的時間。“帕爾馬斯島案”表明,競爭性權利在事實上已構成法律沖突的時間就可被認定為關鍵日期。

   爭端中往往會出現當事方權利構成要件的成就時間都難以界定的情況。為此,基于國際爭端的確切爭論點終會有具體形式的表現,“爭端具體化”作為確定關鍵日期的標準在實踐和理論中被提出。“爭端具體化”的理念是由英國在“明基埃和埃克荷斯群島案”中首次提出。(23)格爾蒂認為,在當事方采取其國際法上的最后立場并堅持各自權利之后,關鍵日期才能被確定,正如資產負債表中的商業資產在會計結算日被凍結,當事方之間的實際狀況也到此日期被“凍結”或“具體化”。(24)當事方采取立場并堅持各自權利,不再磋商、抗議或試圖勸說對方的情況下,當事方的主張顯然必須根據他們達到這一狀態時的事實來評判,這個時刻就是關鍵日期。就爭端具體化的判斷,國際法院在“尼加拉瓜和洪都拉斯在加勒比海的領土和海洋爭端案(尼加拉瓜訴洪都拉斯)”中指出,在當事方沒有明確提出任何主張或反主張時,爭端不能具體化。(25)換言之,在當事方明確提出主張或反主張時,爭端才得以具體化。

本文認為,“爭端具體化”本質上是要在當事方權利主張沖突不明確的情況下,通過當事方對立主張的意思表示或競爭性行為等具體事實來判斷主張對立的形成時間。首次提出主張或抗議的時間是判斷“爭端具體化”的便利標志。這樣的時間之所以能夠成為判斷“爭端具體化”的標準,與國際法上“爭端”一詞的定義密切相關。(點擊此處閱讀下一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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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責編:陳冬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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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來源: 《日本學刊》 2019年02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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