秦亞青:中華文化與新型國際關系

選擇字號:   本文共閱讀 100 次 更新時間:2019-11-29 07:36:10

進入專題: 中華文化   新型國際關系  

秦亞青  

   新型國際關系以合作共贏為核心,強調不沖突、不對抗,提倡國際關系民主化,旨在推動構建人類命運共同體。建立新型國際關系既是我們針對當下世界形勢提出的外交戰略目標,也反映了中華文化的和合精神。新型國際關系的核心是國際社會成員的合作,是國與國之間的合作,而中華文化的一個重要理念,就是社會成員之間的合作,是人與人之間的合作,這對于當今國際社會成員之間的合作具有重要的啟迪意義。

  

   當下世界的合作困惑

  

   全球化使得世界各國和整個國際社會更加緊密地聯系在一起,也使得相互間的利益更加緊密地聯系在一起。這原本是有助于國際合作,有助于實現雙贏和多贏的局面,有利于建設一個利益共同體和基于利益共同體之上的命運共同體的。但是我們看到的事實卻不是如此,尤其是近年來,國際合作似乎成了一個突出的問題。

   我們看到,世界出現了激烈的反全球化運動。英國退歐、特朗普當選、歐洲和其他一些地方大選中右翼和極右翼勢力的崛起,等等。當一些人認為這些事件表現了社會精英與基層民眾之間的脫節和矛盾的時候,認為這些問題發生在政治經濟領域的時候,歐洲十名著名保守主義知識分子聯合發表了巴黎聲明——《一個我們能夠信靠的歐洲》。聲明的主要內容有:歐洲是我們的家園,我們也屬于歐洲;民族國家是歐洲的標志;我們不支持強加于人的強制性統一;我們正在失去家園;多元主義文化行不通;民粹主義應該得到應有的考慮。這就不僅僅是精英和草根的分歧,而是整個社會的分化和社會矛盾的激化。所以,出現一系列并非黑馬的黑馬也就不是什么奇怪的事情了。這也就不僅僅是政治經濟領域的事情,而是涉及社會的極化和文化的歸屬問題。最嚴重的負面效應就是出現一個分裂而不是合作的國際社會。

   我們看到,大國戰略競爭明顯加劇。國家之間,尤其是大國之間,戰略信任不增反降,在一些關鍵領域,出現明顯的戰略互疑。中美這兩個事關世界秩序和國際體系的大國摩擦加大。最近有三本美國學者的著作,一是芝加哥大學米爾斯海默教授的《大幻滅》,強烈抨擊自由主義秩序,重新強調大國政治的悲劇,必有一戰就是大國之間的宿命;二是哈佛大學艾立森教授的《注定一戰》,以修昔底德陷阱警示當今的中美關系;三是美國白邦瑞的《百年馬拉松》,認定中國有一個世紀夢和大戰略構想,那就是取代美國成為世界霸主,故而中美沖突是結構性的,是必然的。雖然這些作者的動機并不一樣,但其聚焦點都是中美兩國,突出點都是兩國之間的對抗,凸顯了當今大國合作的困惑和大國沖突的風險。

   我們看到,民粹現實主義洶涌崛起。所謂的民粹現實主義,是指極端民族主義和強現實主義的結合。前者強調我民族至上,后者強調國家實力至上,以實力獲取“美國優先”或“美國第一”就是一個很好的例子。一方面,我們的世界越來越復雜,越來越多元,越來越受到全球化的影響;另一方面,我們的世界也是問題叢生,挑戰迭起。全球治理赤字嚴重,全球問題幾乎沒有一個得到有效解決,經濟危機此起彼伏,反恐行動越反越恐,貧富差距增大,環境污染加劇。這個世界到底怎么了?難道這個世界真的要退回過去嗎?退回霍布斯叢林、退回民族國家壁壘、退回強權政治和孤立主義、退回封閉,乃至退回混亂和失序?

   在這樣的形勢之下,人們勢必提出一個問題:為什么會出現這一系列似乎反常的現象?原因自然很多,但其中很重要的一個因素是在全球化大潮中自我與他者、自我與群體的關系問題。對于這類關系的零和思維是導致當今全球性問題嚴重和國家間合作艱難的重要因素。換言之,全球化經過30多年的轟轟烈烈,一方面提高了全球的整體福祉水準,另一方面也將認同政治和利益考慮推向了極端化。如何處理基于認同政治的自我利益和他者利益之間、自我利益和群體利益之間的關系,成為判斷整個世界是否退回叢林法則的關鍵。

  

   “孔子改善”和“孟子最優”

  

   中華文化,尤其是儒家的一些基本思想理念,對于解決自我他者關系、思考自我利益和他者利益提供了適切的解決方案,也為世界利益共同體和人類命運共同體提供了理念上的支撐。這里主要討論兩個儒家的重要思想,即“孔子改善”和“孟子最優”。

   “孔子改善”是中國社會科學院哲學研究所趙汀陽教授根據孔子最重要的一個基本思想提煉出來的,指自我利益的改善必然要使他者的利益同時獲得改善,“孔子改善”基于孔子在解釋“仁”的概念時所說的“夫仁者,己欲立而立人,己欲達而達人”的思想。

   “孔子改善”包含了三層意思。其一,儒家承認個體的自我利益。有人說儒家文化只承認集體利益,而不承認個體利益。我以為這是不正確的。“達己達人”的思想首先就是承認個體的自我利益,這才有“己欲立”的說法。其二,自我利益的改善是在與他人的關系中實現的。梁漱溟先生說,中國社會既不是個體本位,也不是社會本位,而是關系本位,就是這個意思。也就是說自我利益總是與他者利益互聯互系的。換言之,沒有孤立意義上的個體,只有關系中的個體;沒有孤立意義上的自我利益,只有關系語境中的自我利益。其三,自我利益的實現是在他者利益的實現中完成的,即趙汀陽所說的“任何一個利益改善事件具有互相蘊涵的利益關系而使每個相關人同時獲得‘帕累托改進’”。也就是說,自我利益和他者利益的實現是密切聯系在一起的,只有相關的他者利益得到實現,自我利益才可能得到實現。

   如果說“孔子改善”的目的是解決自我利益和他者利益之間的關系問題,那么,對于利益和命運共同體而言,還有一個自我和群體之間的關系。承認自我利益的合法性和合理性,不等于否認群體利益的合法性和合理性。這就需要考慮和解決群體中的自我利益問題。

   “孟子最優”是我提出來的一個想法,也是實現群體中自我利益的一種積極方式。其基本含義是,只有在足夠合作的群體中,群體成員個人的自我利益才會得到最佳的實現。孟子在討論兵之勝敗時說“天時不如地利,地利不如人和”。根據這一思想,人和,或曰一個群體的和諧,或者說合作的人際關系是實現個體利益的最優條件。

   “孟子最優”也有幾層含義。其一,個體和群體是共存共生的。西方自啟蒙以來的核心理念是個體本體優先,或者說,個體先于群體,沒有個體就沒有群體。這是一種原子論的世界觀。也有學者認為中華文化是群體文化,群體先于個體,這也陷入極端社群主義陷阱。實際上,個體和群體是共存共生的,就像一滴海水和一頃大海,無孰先孰后之分。其二,推論之,個體利益和群體利益也是共存共生共同促進的。原子論認為個體利益先于群體利益,社群主義認為群體利益先于個體利益。兩種觀點都將個體和群體置于二元對立的零和狀態。只有認識到個體利益和群體利益的共存關系,才可能將其視為可以在根本上實現和諧的兩個因素。其三,只有群體處于和諧狀態的時候,個體的自我利益才能得到充分的實現。這里,我們將和諧界定為群體成員的合作關系。因此,只有一個和諧的群體才能使個體利益得到最大的實現。反之亦然,即只有個體成員利益的最大實現,才能促進群體的和諧與合作。

  

   新型國際關系與人類命運共同體

  

   2016年12月11日,第一屆孔子學院大會在云南昆明舉辦。來自140個國家和地區的大學校長、孔子學院代表就中外文化交流、孔子學院與“一帶一路”建設等主題進行了深入研討。

   全球化帶來經濟的迅速發展和人類福祉的整體提升,同時也帶來了各種各樣的問題和威脅。恐怖主義、經濟危機、資源短缺、環境污染、網絡攻擊、疾病流行,等等。這些問題形成了對人類的重大威脅,任何一個國家都無法單獨解決。只有國際社會團結一致、共同應對,才能真正解決問題。這實際上構成了形成利益共同體和命運共同體的基本條件,以合作共贏為核心的新型國際關系也恰恰反映了國際社會應對威脅、共同進化的需求。

   由于新型國際關系的核心內涵是合作共贏,這就要求在追求本國利益的時候,要充分考慮到其他國家的利益;在追求本國利益的時候,要充分考慮到國際社會的整體利益。如果在考慮本國利益時,對他國利益置若罔聞,就會跌進囚徒困境的陷阱,使國際合作成為不可能的事情。如果在考慮本國利益的時候,對國際社會的整體利益不聞不問,則會引發公地悲劇,使得國際社會整體受損。比如在國際安全領域,我們提出了合作安全和共同安全的思想,這就是充分考慮到他者和群體的利益和關切。而無論是“美國第一”的思想,還是退出教科文等國際組織、推行單邊主義、發動貿易戰等做法,都表現出不顧他者利益、不顧群體利益的零和思維和行為。

   承認自我利益的合法性和合理性、承認他者利益的合法性和合理性、承認共同體整體利益的合法性和合理性,是合作共贏的前提條件,也是利益共同體和命運共同體的基礎。

   “孔子改善”和“孟子最優”所要解決的問題,恰恰是新型國際關系的核心問題,亦即合作問題。承認自我利益的合法性和合理性、承認他者利益的合法性和合理性、承認共同體整體利益的合法性和合理性,是合作共贏的前提條件,也是利益共同體和命運共同體的基礎。只有承認這三種利益的共在共生,才能思考如何協調它們之間的關系,使利益共同體得以運轉,使命運共同體的建設能夠促進共同體成員的個體利益和共同體群體的整體利益。

   “孔子改善”和“孟子最優”屬于理想類型,為推進合作共贏的新型國際關系和建設人類命運共同體提供了基本思維路徑和行為模式。馮友蘭先生在討論中國為什么沒有科學技術的時候,強調了在中國悠久的歷史和哲學文化中對于內心的修養和社會性關系的重視。可以看到,無論是“孔子改善”還是“孟子最優”,都是在關系本位的前提下展開的,都是將行動者視為關系中的行動者,都是將行動者的屬性和利益置于社會關系的背景下考慮的,其根本目的是解決我他、己群這些最根本的社會關系中所出現的問題,使社會成員之間達成最佳合作狀態,使整個社會達成最佳和諧狀態。這恰恰是當今國際社會治理和國際秩序建設方面的重大缺失,也恰恰是推動構建新型國際關系和建設人類命運共同體的基本思路。

  

   中外文化交流與新型國際關系的構建

  

   中華文化博大精深。對于當今世界的許多重要問題,在中華文化的精髓思想中都可以得到啟發。“孔子改善”和“孟子最優”就是兩個典型的例子,說明中華文化的思想和智慧對于構建新型國際關系有著重要的現實意義。但是,如何通過中外文化交流使中華文化的思想精髓得到積極的傳播,使之有利于中國也有利于世界,有利于中華民族也有利于整個人類,這是值得認真思考的問題。有幾個方面特別值得關注。

   首先,要以人類視野深入挖掘和凝練中華文化的思想精髓。要挖掘中華文化中真正具有人類共同價值和意義的思想。比如,聯合國組織跨文化對話中將“己所不欲,勿施于人”作為重要的人類價值對待,因為這條原則對于整個世界和整個人類都是積極的。在中外文化交流的時候,需要在文藝、體育、民俗等諸多具體的活動層面向世界形象地展示中華文化的豐富多彩。但現在同樣需要的是將中華文化的思想精髓表現出來,與西方和世界各地在思想和知識層面展開對話,使真正有利于人類發展的思想在交流溝通甚至辯論中產生全球性效用。

   其次,要在全球語境中與時俱進地詮釋中華文化的經典理念。中華文化的思想之所以具有永恒的價值,是因為它始終是與時俱進的,是入世的,是針對當下的。比如“孔子改善”和“孟子最優”這些中華文化理念,對于解決人類面對的重大而且沒有解決的合作問題,是具有重要意義的。這在全球化時代和后工業化時期尤其具有重要的現實意義。我們需要提供政策建議的智庫,我們同樣需要提供思想理念的智庫。中國方案永遠離不開中國智慧,中國智慧永遠離不開中華文化。因此,對于中國的智庫而言,當下重要的任務之一是如何在全球化大背景下對中華文化經典理念進行理論化和概念化凝練,形成推動人類進步的理論思想。知識優勢和思想優勢是高校智庫之于其他智庫的比較優勢,在中外文化交流中尤其需要思考和研究這類課題。

   再次,要以世界和國際社會理解的話語傳播中華文化。毋庸諱言,近現代西方在現代化進程中的領先使其具有更強的話語權,這使得中華文化的傳播具有一定的困難。但是,好的思想是不可阻擋的,也會受到普遍的歡迎。關鍵在于我們怎么傳播。在這方面,以別人聽得懂、看得明白的話語體系和表達方式傳播中華文化是必不可少的一個環節,也應該是高校智庫身體力行的實踐活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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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責編:陳冬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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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來源: 《世界知識》 2019年01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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