張曉君 魏彬彬:國際法與中國特色大國外交

選擇字號:   本文共閱讀 109 次 更新時間:2019-11-29 07:41:21

進入專題: 中國特色大國外交     國際法     人類命運共同體  

張曉君   魏彬彬  

   內容提要:在奮力開拓中國特色大國外交新局面過程中,中國牢牢把握國際法維護者和建設者的角色定位,推動國際法的共同制定和共同遵守。國際法在外交實踐中的實現國家利益、鞏固外交成果、消除前進障礙、落實遠大目標等功能需要在新時代繼續發揮。中國外交應對處于動態發展之中的國際法善加引導,并將中國方案與國際法密切結合起來,使國際法在中國特色大國外交中發揮出應有的保障作用。

   關 鍵 詞:中國特色大國外交  國際法  人類命運共同體

  

   長期以來,作為負責任的大國,中國始終高舉國際法旗幟,尊重國際規則,履行國際義務,維護國際秩序,為推動國際關系法治化做出了自身的貢獻。與此同時,建立在各國普遍接受的國際法基礎上的國際制度和規則,亦為中國和平發展創造了相對穩定的外部環境。當前國際形勢經歷復雜深刻的演變,開展中國特色大國外交、推動構建人類命運共同體和新型國際關系,離不開國際法護航。如何在習近平外交思想的指導下,堅持中國的角色定位,充分發揮國際法的服務與保障作用,推進中國特色大國外交,是當前及今后相當長時期面臨的重大課題。

  

   一、中國是國際法的堅定維護者和積極建設者

  

   “法者,天下之準繩也。”習近平總書記指出:“要提高國際法在全球治理中的地位和作用,確保國際規則有效遵守和實施”①;“推動各方在國際關系中遵守國際法和公認的國際關系基本原則,用統一適用的規則來明是非、促和平、謀發展”②。中國始終堅持從社會主義初級階段和發展中大國的基本國情出發,尊重得到普遍認可、公正合理的國際規則,研究和解決中國涉外法律實踐問題。中國既在與世界的交融互動中豐富和完善了中國特色的國際法理論和實踐,也為當代國際法的發展做出了重要貢獻。③

   (一)中國切實遵守共同制定的國際規則

   國際法基本原則與國際關系基本準則相互融通,國際法建立和維護國際秩序。國際法為國際關系確立了一系列公認的原則,引領公正合理的國際秩序建立,并予以維護。中國始終高舉國際法旗幟,倡導踐行和平共處五項原則,堅決維護以《聯合國憲章》宗旨和原則為核心的國際法體系,堅定支持多邊主義,積極履行國際責任,已成為公認的世界和平的建設者、全球發展的貢獻者、國際秩序的維護者。④

   中國堅持規則導向,堅持做國際條約和機制的參與者、捍衛者。改革開放40年來,中國廣泛參與國際條約和機制,參加了幾乎所有政府間國際組織,加入了500余項國際公約。中國支持運用國際條約和機制搭建廣泛領域的合作平臺,強調以規則制度來協調國際關系,建設性參與地緣政治熱點問題解決進程。無論面對何種外部風險挑戰,中國始終堅定維護多邊主義,堅持維護國際條約的權威性和嚴肅性,遵循《聯合國憲章》宗旨和原則處理國家間關系,促進中國與世界交融發展。

   中國依據國際法奉行獨立自主的和平外交政策。中國提倡尊重各國主權和領土完整,不干涉別國內政,尊重各國人民自主選擇發展道路的權利,堅定推動國際關系民主化,決不以犧牲別國利益為代價來發展自己,也決不放棄自己的正當權益。中國堅持通過對話協商,根據國際法,以和平方式解決爭議問題,反對歪曲國際法,反對以“法治”之名行侵害他國正當權益、破壞和平穩定之實。南海問題的妥善處理便是明證,中國始終以南海地區和平穩定為出發點和落腳點,在尊重歷史事實的基礎上,根據《聯合國憲章》《聯合國海洋法公約》等國際法,通過機制對話管控爭議,通過談判協商解決爭議,努力“將南海建設成為和平之海、友好之海、合作之海”⑤。

   (二)中國堅持國際法平等統一適用

   中國始終堅持國際法治精神,致力于實現公平正義。“法治是人類政治文明的重要成果,是現代社會治理的基本手段。”⑥“當今世界發生的各種對抗和不公,不是因為《聯合國憲章》宗旨和原則過時了,而恰恰是由于這些宗旨和原則未能得到有效履行。”⑦習近平總書記指出:“法律的生命在于付諸實施,各國有責任維護國際法治權威,依法行使權利,善意履行義務。法律的生命也在于公平正義,各國和國際司法機構應該確保國際法平等統一適用,不能搞雙重標準,不能‘合則用、不合則棄’,真正做到‘無偏無黨,王道蕩蕩’。”⑧如上所述,國際法的適用應遵循“平等統一”標準,不能允許“雙重標準”。

   中國始終堅持權利和義務并重,敦促各方遵守國際法和國際關系基本準則。國際法并非一國之法,而是國際社會共同準則。各國應共同維護國際法的權威性和嚴肅性,不可借國際法之名逃避國際責任或破壞和平穩定。以國際核安全為例,中國倡議推動國際核安全充分納入國際法框架體系,呼吁“各國要切實履行核安全國際法律文書規定的義務,全面執行聯合國安理會有關決議,鞏固和發展現有核安全法律框架,為國際核安全努力提供制度保障和普遍遵循的指導原則”⑨。

   (三)中國推動國際法的發展完善

   回顧歷史,中國富有成效地發展了國際法,為國際法治樹立中國榜樣。20世紀50年代,中國和印度、緬甸共同倡導“和平共處五項原則”。“和平共處五項原則生動反映了《聯合國憲章》宗旨和原則,并賦予這些宗旨和原則以可見、可行、可依循的內涵。和平共處五項原則已經成為國際關系基本準則和國際法基本原則。”⑩中國還創造性地提出“一國兩制”,恢復對香港、澳門行使主權,發展了國際法理論與實踐。展望未來,習近平總書記對國際法治提出了殷切期盼:“要提高國際法在全球治理中的地位和作用,確保國際規則有效遵守和實施,堅持民主、平等、正義,建設國際法治。”(11)

   中國一貫堅持國際規則應該由各國共同書寫,與廣大發展中國家一道,推動完善國際法,確保國際秩序更加公正合理。其一,中國呼吁各國應當“繼續弘揚《聯合國憲章》宗旨和原則,同時也要與時俱進,倡導共商、共建、共享的全球治理理念,建立反映世界多極化現實、更加強調以規則制度來協調的國際關系”(12)。其二,中國呼吁發展中國家應深入參與網絡、外空、海底、反恐、氣候變化等領域國際立法進程,確保權利共享、責任共擔,發展完善深海、極地、外空、網絡等新疆域的治理規則。其三,中國愿同各國共同營造良好的國際大環境,并將提供更多先進理念和公共產品。中國將推動建立更加均衡普惠的治理模式和規則,繼續深化市場化改革,保護知識產權,繼續創造更具吸引力的投資環境,加強同國際規則對接。

   當前,世界正處于大發展大變革大調整時期,面臨的不穩定性、不確定性突出,地緣政治、大國關系更趨復雜敏感,全球治理秩序受到擾亂和沖擊。在此背景下,一方面,包括中國在內的廣大發展中國家呼喚能夠切實維護自身利益的國際法出現;另一方面,也為中國特色大國外交在國際法領域發揮更大作用提供了空間。

  

   二、國際法服務中國特色大國外交的功能屬性

  

   國際法的制度化、有序化和可預期性為服務新時代中國外交打下良好基礎。國際法在國家利益、外交成果、身份認同、目標追求方面可發揮重大作用,能有效服務中國特色大國外交統籌國內國際兩個大局,捍衛國家核心和重大利益,落實合作共贏和義利相兼。

   (一)保障國家利益

   國際法是國際社會結構性體系的規范基礎。雖然國際法依靠國家間橫向約束,缺少超國家機構的強制力,但國際法是人類發展過程中摸索出的各國存續、共同應對全球風險的最佳路徑,是共同實現各國利益的最優方案。習近平總書記強調,“國與國之間開展執法安全合作,既要遵守兩國各自的法律規定,又要確保國際法平等統一適用,不能搞雙重標準,更不能合則用、不合則棄”(13)。以《威斯特伐利亞和約》締結為標志的近代國際法自誕生以來,在歷史上大部分時期得到遵守,國際法在維護和平安全、促進經濟交往、助力社會文化交流等方面均發揮了重要作用,國際社會也逐步形成了依國際法行事、借助國際法維護自身利益、通過國際法解決爭端等共識,以規則為基礎的國際體系得以構建和運行。當下,相對穩定的國際關系、高度依存的經濟交往,以及避免武力沖突的觀念,使得大國間直接戰爭較難發生。當代國際法也已擺脫“弱肉強食法則”成為“國家間合意之法”(14),從確保生存權的共存國際法發展為彼此獲利的合作國際法(15)。國際法在新時代仍為國際社會的基礎規范,仍是實現國家利益的有效工具。

   歷史上國際法的產生、修訂和運用皆含國家利益實現目的,大國的崛起和其國際地位的奠定,可依靠國際法來落實主張或昭示。比如,二戰后美國主導制訂了一系列國際規則,并創建新的國際組織。國際法權利是各國保障自身利益、采取行動的合法性來源。國際法義務則是各國遵守國際規則、依法行事的可持續保障。國際法通過權利和義務設置在世界范圍內推行國家的主張,其主張必然涉及國家利益,常有利于國際規則制定國、國際組織主導國、國際機制構建國。相較于政治交涉和經濟利益互換,國際法方式不但可以實現國家利益,并且具備更強的影響力和穩定性。值得注意的是,國際法方式在實現國家自身利益的同時,并不意味著要損害他國利益,互利共贏更能強化國際法的生命力。

   總之,國際法作為國家實現自身利益、影響世界的重要軟實力,可維護國家主權、安全、發展利益。國際法為各國政治對話、經濟往來、制度交流、文明傳播提供保障。(16)爭取國際法的制度性話語權,把握國際規則走向,引領國際機制創新,實現自身和他國的共同利益,是中國特色大國外交未來的長期任務。

   (二)鞏固外交成果

   國際法為外交成果提供長期穩定性。第一,國際法可在外交成果達成后發揮固定作用。運用外交手段,通過政治磋商、經濟利益交換乃至軍事實力展示,能夠較為迅速地達成一系列成果,但是外交成果會面臨不穩定性的風險。國家間關系時刻處于動態的發展變化之中,各國的政權交替、不同時期的大政方針差異、國家政治經濟社會利益的新挑戰,都可能引發一國以較小代價甚至隨意推翻外交成果。若能將重大外交成果進一步推進為國際法層面的權利義務,則可以為成果加上國際法約束力,增強成果的穩定性。第二,國際法的影響力和功效經過多年貫徹已為國際社會和各國人民所認可,絕大多數情況下都得到遵守,有助于外交成果鞏固。雖然國際法的強制力受到限制,但是無理違背國際法原則和義務,不僅會受到國際社會譴責乃至集體制裁,還可能引發他國的合法反制,對于納入國際法范圍的重大外交成果而言,違法成本較高。第三,納入國際法范圍的外交成果生命力更為持久,除非相應國際法失效,國家可長期依法捍衛外交成果和合法權益,在關鍵問題上,外交成果可借助國際法的生命力長期作為重要證據,延長外交成果的生命周期。例如,1943年中、美、英三國發表的《開羅宣言》確認中國東北各省、臺灣、澎湖列島須歸還中國,時至今日依然可以為中國維護國家統一和領土完整提供有力依據。

   國際法亦可劃定國家的權力范圍,明確國家行為邊界,為外交所取得的利益帶來增量。把握好國際法既有的規范和理論,深刻理解國際法治的總體格局和一般原理,掌握其發展方向與趨勢,同時深度結合外交手段,可以鞏固中國特色大國外交的重大成果。

   (三)消除前進障礙

國際法可助益中國發展獲得世界認同。世人矚目的“中國速度”很容易招致他國猜忌,尤其是西方大國和周邊國家。如果僅依靠外交手段,過于依賴國家實力的威懾力,忽視國際法的功能發揮,很可能造成對中國外交過于咄咄逼人的認知,導致對中國創新國際理念的不信任和低認同感,甚至引發戒拒心理。(點擊此處閱讀下一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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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責編:陳冬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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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來源:《國際問題研究》2019年 第1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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