盧黎歌 隋牧蓉:經濟全球化的升級與應對:基于人類命運共同體視角

選擇字號:   本文共閱讀 169 次 更新時間:2019-11-29 07:44:22

進入專題: 人類命運共同體     經濟全球化     世界經濟新秩序     中國角色定位  

盧黎歌   隋牧蓉  

   內容提要:經濟全球化經歷了資本原始積累時期葡萄牙、西班牙殖民“掠奪式”的1.0版、自由資本主義時期英國等“列強殖民掠奪+不平等商貿式”的2.0版;壟斷資本主義時期“美國為首富人俱樂部壟斷資本輸出式”的3.0版后,正在向開放、包容、普惠、平衡、共贏為主要特征的4.0版本升級。中國在經濟全球化升級中要定位好參與者、建設者、貢獻者和引導者的角色,積極應對并面對既得利益集團的阻力、霸權主義國際權力觀的掣肘、文化差異形成的價值觀鴻溝和國際利益不均衡等困境;認為中國的對策一是選擇漸進式改良路徑,二是進一步用好外交舞臺,三是做大做強“一帶一路”,四是積極倡導量力而行。

   關 鍵 詞:人類命運共同體  經濟全球化  世界經濟新秩序  中國角色定位  community with a shared future for mankind  economic globalization  new world economic order  China's role orientation

   作者簡介:盧黎歌(1953- ),男,湖北赤壁人,西安交通大學馬克思主義學院教授,博士生導師,陜西省高校德育研究中心主任,國務院學位委員會學科評議組成員,西安 710049;隋牧蓉,西安交通大學馬克思主義學院,西安 710049

  

   美國現任總統特朗普一改往屆政府的做法,采取了逆全球化的選項。在全球經濟復蘇乏力、全球民粹主義抬頭之際,美國不顧中國的再三勸告,不斷地加劇中美貿易摩擦,進一步表明了其逆全球化的決心和行動。面對經濟全球化受到的沖擊,國際不同利益集團對經濟全球化和國際經濟秩序治理有著不同的見解和主張。伴隨著國際力量對比“東升西降”的深刻變化,中國的立場和態度對處于十字路口的人類來說,有很重要的意義。習近平提出構建人類命運共同體的重要論述,具有為人民謀幸福、為民族謀復興、為人類做貢獻的重要歷史意義和時代價值,對經濟全球化的發展具有導向性影響,對中國如何應對世界經濟走勢具有指標性意義。

  

   一、經濟全球化演進的三階段

  

   人類早期的經濟活動就其區域而言,最初主要限于本國。隨著生產力的進步,尤其是交通工具的發展,使人類有了遠程商貿的可能。中國的古絲綢之路、鄭和下西洋,西方的古希臘跨國商貿往來,都是人類力圖打破地域束縛、擴大經濟活動范圍、延伸經濟末端的努力與探索。雖然這些活動也具有“全球化”的形態或者雛形,但是在現代人眼里,這些都可能算不上現代意義上的經濟全球化。因為這些活動在人類當時的經濟活動總格局中,其分量是微不足道的。真正稱得上經濟全球化的,應從15世紀西方的殖民探險及其對世界的瓜分活動開始。經濟全球化及其演進一直是多學科領域的焦點問題,學界成果頗多。對于經濟全球化的當今發展階段和態勢的判斷,從經濟學的視角,學者們的看法趨于一致。即當前經濟全球化并沒有逆轉[1],也不可能逆轉[2];雖然處于調整放緩期[3],或者說進入低潮[4],甚至認為其發生轉型或重構[5],但經濟全球化的發展趨勢沒有改變[2];從全球看,支持和推動全球化已經成為多數國家的共識[5]。對于經濟全球化發展歷程,中國社會科學院金碚教授的觀點非常經典。他從工業化和市場經濟發展程度的角度將經濟全球化劃分為三個時代。具體為:從19世紀到20世紀中葉第二次世界大戰以前,為經濟全球化1.0時代;從20世紀中葉直到當代,是經濟全球化2.0時代;當前,則是世界正在興起的經濟全球化3.0時代[6]。經濟史學家們通常也把經濟全球化概括為兩次浪潮,普遍認為,第一次經濟全球化浪潮開始于1820年前后,結束于第一次世界大戰的開端,基本的標志是大宗商品的國際統一價格趨于形成;第二次經濟全球化浪潮則始于20世紀50年代,其成熟標志為新的國際經濟、國際貿易、國際金融,乃至已經建立起協調各國關系的組織系統[5]。

   本文在此基礎上進一步認為,當今的經濟全球化,經過美國的逆全球化和去全球化政策影響,在曲折和放緩發展中不斷升級。依據經濟全球化的實現途徑和方式,筆者將經濟全球化分為4個版本:資本原始積累時期的葡萄牙、西班牙殖民“掠奪式”的經濟全球化,為1.0版;自由資本主義時期的英國等“列強殖民掠奪+不平等商貿式”的經濟全球化,為2.0版;壟斷資本主義時期的“美國為首富人俱樂部壟斷資本輸出式的”經濟全球化,為3.0版。現在人類社會則正開始向新型經濟全球化4.0版演進。

   (一)資本原始積累時期的1.0版經濟全球化①

   15世紀,葡萄牙、西班牙利用了其地處大西洋沿岸的便利條件,以及豐富的航海知識和先進的航海技術的先發優勢,開始了武力征服為主要手段的對外擴張,使其經濟活動越出了本國的區域,并深刻影響了當時的世界經濟格局和走勢。1415年,葡萄牙占領了摩洛哥的休達地區;1493年,西班牙占領愛斯班諾爾。到16世紀中葉,這兩個國家已建立起各自殖民帝國的基本輪廓。此時,西方資本主義還處在萌芽狀態,是資本原始積累階段。

   由于葡萄牙和西班牙兩國生產力還比較落后,國內生產的商品數量無法滿足與殖民地進行貿易的需要,因而武力征服成了其對外擴張的主要手段,掠奪財富成了增強國力的主要手段。葡萄牙、西班牙兩國殖民者為了掠奪黃金白銀等財富,使用的主要手段和方式是武裝占領、暴力掠奪,輔之以奴隸買賣、海外移民、欺詐性的貿易等手段。由于當時這兩個國家還屬于封建性質社會,他們掠奪的財富沒有化為本國資本,而主要用于封建主的奢侈享樂,國力的提升并不十分顯著。后來荷蘭等國的發展,也主要以掠奪殖民地現有財富和攫取殖民地的特產為手段建立起霸權,殖民地遍及海外各地,在17世紀殖民擴展中逐漸稱雄歐洲。

   顯然,這一時期的經濟全球化的本質特征是殖民掠奪。

   (二)自由資本主義時期的2.0版經濟全球化

   隨著葡萄牙、西班牙、荷蘭的衰敗,英國在世界迅速崛起。18世紀中葉,英國的殖民地已遍布除南極洲外的六大洲,鼎盛時期形成了日不落大英帝國。此時,英國具備了能長時期稱霸世界的條件。作為一個島國,英國的地理因素使大陸封建帝國難以對它實施進攻;現成的遠洋商隊和海盜成為組建海軍的來源。資本主義的政治、經濟、文化、軍事制度在英國實現了完美結合,決定性因素則是自由市場經濟制度的確立。

   1776年,經濟學之父亞當·斯密的《國富論》開創了古典經濟學理論,強調市場這一“看不見的手”在資源有效配置中的作用。該書指出:“一個國家的經濟只有在最自由和寬松的狀態下才能得到最好的發展,一切國家干預都有可能對經濟造成破壞。”②這一理論成為改變世界18世紀產業革命的先聲。隨著市場經濟基礎的私有產權制度的確立,英國政府逐漸減弱了對經濟的控制和干預。英國起初并沒有殖民地,但隨著其國力的強大,對外擴張成為其必然選擇;對殖民地的經濟是放手讓商人去操作,政府極少插手,經營方式是諸如東印度公司之類的公司制。

   這一時期以英國為首的資本主義列強,不僅沿襲了殖民掠奪手段,還采取了以堅船利炮為后盾的“自由貿易”手段。中國人民熟知并痛心疾首的中英鴉片戰爭就是典型的例子。在19世紀上葉的中英貿易中,中國一直處于貿易順差地位。為了扭轉對華貿易逆差,英國公司打著“自由貿易”的幌子,向中國走私毒品鴉片獲取暴利,以“貿易交換”方式掠奪了我國大量的絲綢、茶葉、黃金、白銀等財富。清政府采取閉關措施,通過只允許授權的廣州十三行進行海外貿易,以限制“鴉片貿易”。軍事上占有極大優勢的英國政府,采取了通過戰爭逼清政府就范的強盜措施。“自由貿易”并不自由。兩次“鴉片戰爭”失敗后,清政府與以英為首的西方列強簽訂一系列不平等條約,賠款割地,出讓國家主權,中國一步步淪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會。

   由此可見,自由資本主義時期的2.0版經濟全球化是列強以堅船利炮為后盾,以殖民掠奪加不平等商貿為主要特征的。

   (三)壟斷資本主義時期的3.0版經濟全球化

   由于工業革命帶來生產能力的擴大和社會化程度的提高,19世紀70年代,資本主義走向生產集中和壟斷,壟斷組織的統治成為經濟生活的基礎,資本主義從自由競爭階段進入壟斷階段。20世紀30年代,資本主義社會發生了經濟大危機,而英國凱恩斯在《就業、利息和貨幣通論》(1936)提出的經濟思想被認為是解決大危機的救世良方。凱恩斯主義反對自由放任,主張國家干預。他認為,國家可采用擴張性的經濟政策,通過增加需求促進經濟增長。第二次世界大戰后,凱恩斯主義在西方經濟學界占有統治地位。國家介入經濟發展,國家壟斷資本主義代替了私人壟斷資本主義。同時,由于世界貿易保護主義盛行,1947年10月30日,為解決復雜的國際經濟問題,美國等23個國家政府在瑞士日內瓦簽訂締結了政府間有關關稅和貿易規則的“多邊國際協定”(簡稱“關貿總協定”)。其宗旨是通過削減關稅和其他貿易壁壘,削除國際貿易中的差別待遇,促進國際貿易自由化,以充分利用世界資源,擴大商品的生產與流通。

   20世紀70年代初,西方世界出現了物價高漲和大量失業并存的滯脹危機,凱恩斯的《就業、利息和貨幣通論》所闡發的理論卻無法做出自圓其說的解釋。作為以凱恩斯主義為代表的國家干預主義的對立物而產生的一種經濟思潮,新自由主義應運而生,由此成了70年代以來西方主流的經濟思想。

   新自由主義是經濟自由主義的復蘇形式。該理論以“理想市場”作為理論前提,反對國家和政府對經濟的不必要干預,強調自由市場的重要性;強調開放國際市場,支持全球性的自由貿易和國際分工。相比較于古典自由主義,它更加強調市場化、自由化和私有化。20世紀80年代,在撒切爾任英國首相、里根任美國總統期間,新自由主義成為英美政府的施政理念,并在國內外得到大力推行。新自由主義興起的根本原因,是它迎合了國際壟斷集團搶占國際市場、向發展中國家擴張的需要。按照新自由主義理論,任何國家特別是發展中國家必須放松政府對經濟的干預,解除外匯管制,消除貿易壁壘,使國有企業私有化,最大限度地開放市場,實現經濟自由發展,實現市場主體的平等競爭[7]。

   在新自由主義理論的助推下,經濟全球化得到進一步發展。1994年4月15日,世界貿易組織(WTO)成立,取代了成立于1947年的關貿總協定。中國經過長達14年的艱辛談判,于2001年12月11日加入WTO,成為第143個成員。WTO以其成員之眾、影響之大,被譽為“經濟聯合國”,并引領著當代經濟全球化。客觀地講,經濟全球化順應了歷史發展的大勢,促成了貿易大繁榮、投資大便利、人員大流動、技術大發展。中國加入WTO后,分享了經濟全球化的紅利。雖然中國在經濟全球化過程中也產生了種種新問題,但是進一步堅持和發展經濟全球化的大方向是不容置疑的。

  

   二、經濟全球化的升級與中國在其中的定位

  

國際形勢云譎波詭,當今世界的多極化在曲折中發展。一方面,經濟全球化和區域合作深入發展,各國之間的相互依存不斷加深;傳統與非傳統安全威脅相互交織,不穩定和不確定因素增加。另一方面,世界多樣化和多元化,不同文明、民族、宗教和發展模式在競爭中共處,在交流中發展。與此同時,中國的和平發展成為影響國際形勢的重要因素。從總體上看,當今國際形勢的這些特征折射于經濟全球化發展,則體現為經濟全球化又一次遭遇全球治理體系失序的境遇[6],(點擊此處閱讀下一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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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責編:陳冬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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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來源: 《北京工業大學學報(社會科學版)》 2019年02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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