張永江:禮儀與政治:清朝禮部與理藩院對非漢族群的文化治理

選擇字號:   本文共閱讀 163 次 更新時間:2019-11-29 07:53:01

進入專題: 禮儀     教化     非漢族群     文化整合  

張永江  

   作者簡介:張永江(1963- ),男,中國人民大學清史研究所教授,[email protected],北京 100872

  

   內容提要:本文從禮儀制度的視角,通過對比禮部和理藩院兩大機構管理境內族群的不同分工,探討了清朝在區分族群、整合多族群文化方面的努力及其政治價值。清朝對眾多族群和文化,采取分類管理的方式。分類的原則是與清朝關系的親疏遠近,既包括政治方面,也包括文化和情感方面。通過禮儀教化各族群,是禮部施政的總原則。教化之道,一是儀式本身,展示的是清朝的觀念、態度;一是儀式所必須的符號性的工具和手段,包括食物、冠服、儀仗、印信、金錢、樂器,也包括文字、音樂和舞蹈等。策略上則通過在禮儀制度上優遇蒙古作為“教化”境內族群的樣板。清朝禮制的最大特色便是濃郁的多元化族群色彩。在許多儀式中,邊疆族群已經由旁觀者或配角成為主角之一。這種禮制上的新格局的形成,一方面是清朝出于政治統治的需要,另一方面,也深刻地反映了來自北方的統治族群滿洲對于本族及其他邊疆族群的文化價值的認知和認同。清代前期“夷狄”觀念的第一次轉換,是清朝禮儀制度更新、發展的重要思想資源。

   關 鍵 詞:禮儀  教化  非漢族群  文化整合  rites  cultivation  non-Han ethnic groups  cultural integration

  

   本文討論的主題是清朝的禮部及其在治理清朝這個多族群①國家所發揮的獨特而重要的作用。清代禮儀作為文化的重要部分,自然不乏研究成果。中國學者關注的焦點,或者是制度、政策評述,②或者是在宮廷禮儀③,或者是中外關系中的“禮儀之爭”④,基本集中在文化視域。個別成果雖與邊疆教化治理相關聯,但局限在西南一隅,可以視為文化“同化”的個案。⑤在歐洲,談起清朝,人們經常注目的依然還是滿洲強大的武力和獨特的軍事制度。很少有人認真細致地討論清朝統治者在文化建設和禮儀制度方面付出的努力,以及這些制度對于維系和鞏固這個龐大而且文化多元的國家的意義。反之,美國的清史研究者,則異常重視清代文化特別是統治核心滿洲所代表的滿族文化與政治的關聯。其中,圍繞清朝的統治及其成功的原因,曾出現過兩種對立的意見——“漢化”派和“保持滿洲傳統”派的激烈爭論。代表性的學者如柯嬌燕從“政治意識形態”的角度注意到滿洲統治者建構“話語知識”的努力,但關注點集中在最具控制文化資源雄心壯志的乾隆帝所組織的大量禮儀文獻編寫方面。⑥而羅友枝則明確宣稱,“清朝成功的關鍵因素是其針對帝國之內亞邊疆地區主要的少數民族采取富有彈性的不同文化政策的能力”。她通過清朝的宮廷禮儀闡述了這一能力——主要表現在祭祀、薩滿教、藏傳佛教及私人禮儀方面。⑦但是這些統治“創新”,畢竟是面向滿洲宮廷、至多是皇族成員的內部,雖然由于“滿蒙聯姻”會對少數草原貴族產生輻射作用,但對廣大的藩部族群民眾能發揮多少作用卻難以樂觀。換言之,她們雖然意識到了滿族統治精英在利用內亞文化資源建構國家意識形態方面的重要性,卻沒能給予充分有力的證明。而且,滿洲精英的上述努力,究竟是為了抗拒“漢化”而在文化上另起爐灶,還是在工具意義上操弄文化資源服務于統治需要?仍須認真討論。有鑒于此,這里從更重要的國家禮儀制度層面,重新探討清廷整合非漢族群以促進藩部(相當于西方學者指稱的“清朝內亞”部分)族群對清朝認同的政治價值。當然,這一觀察是把清朝的統治置于中國歷史發展的連續性之下為前提的。如同清朝只是古代中國漫長的王朝鏈條中的一環一樣,清朝重視禮儀制度在國家政治生活中的地位,設立禮部作為最高管理機關的做法,并不是自己的獨創,在相當大的意義上不過是繼承了中國存在數千年之久的古老的“以禮治國”的傳統。清朝的創造性,體現在她能根據自己的需要對“禮治”傳統加以改造,增加新的內容,加入自己及塞外族群多元的文化和傳統,最終使之成為清朝新的大一統的制度和傳統。其突出表現,乃在于創設理藩院這一中央機構并賦予其規范整合塞外族群禮儀制度的權力,以彌補禮部功能之不足。在這一過程中,滿洲精英明顯不是以塞外族群文化(或者稱內亞)代表的姿態對抗漢文化,而是站在“大一統”的政治高地,以高于塞外族群文化和中原漢文化的姿態,對二者進行資源整合調處,創造一種新的大一統的意識形態,以便適應領土廣袤、族群眾多、文化各異的“天下”型國家治理的需要。

  

   一、中國歷史上的“禮治”與清朝禮部的權力空間

  

   從文化的角度看,禮是中國古老的價值觀念。商代甲骨卜辭中就有了“禮”字。基本含義是敬神的觀念和行為。“禮”的字義,先擴展為“敬意”,又擴展為“表達敬意的儀式”,最晚到春秋時代,已經泛指人類社會的道德和行為規范,即制度和儀軌。從實踐的過程看,最早,它是遠古時代人們祭神求福的一種儀式,也是中國最早的行為規范體系。隨著早期國家(夏、商、周)的出現,禮逐漸被君主利用,禮的內容也由原來單純的習俗儀式,發展成為約束人們婚姻、血統、親續、君臣等社會關系的一種開放性的行為規范。

   禮最早被確定為治國理論始于西周王朝,更確切地說始于周公。“先君周公制周禮”。⑧但是,按照周代《禮記》的闡述,五禮系統已經相當完備、復雜,涉及人類社會生活的各個領域,調整著人與人、人與自然的關系。《尚書·舜典》說虞舜“修五禮”,故清代學者說“五禮之名肇自虞書,五禮之目著于周官”。⑨所謂“五禮”指的是吉、兇、軍、賓、嘉五禮。以吉禮事邦國之鬼神祇,即祭祀;以兇禮哀邦國之憂,即哀悼;以軍禮同邦國,即征伐,以賓禮親邦國,即朝覲;以嘉禮親萬民,即冠婚。禮的作用是多方面的:“道德仁義,非禮不成;教訓正俗,非禮不備;分爭辨訟,非禮不決;君臣上下,父子兄弟,非禮不定;宦學事師,非禮不親;班朝治軍,蒞官行法,非禮威嚴不行;禱祠祭祀,供給鬼神,非禮不誠不莊。”⑩北宋皇帝趙佶進一步闡述說:

   (五禮)正人倫,定尊卑、別貴賤也,故有君道焉,有臣道焉,有父道焉,有子道焉。夫倡而婦隨,兄友而弟恭,莫不有序,人倫正也。上不可以逼下,下不得以僭上,大不可以凌小,小不得以加大,無得而逾,尊卑定也、朝廷邦國鄉黨遂序有典、有則、有倫、有節、有條而不紊,貴賤別也。……夫人倫正,尊卑定,貴賤別,則分守明;分守明,則人志一;人志一,而好亂者未之有也。下不好亂,上不僭差,而天下不治者亦未之有也。(11)

   禮的基本精神是別尊卑、序貴賤,在區分等級差別的前提下確定秩序,納天下于一統,在宗法政治基礎上建立穩定的大一統的王朝統治。

   春秋戰國時期,社會動蕩,“禮崩樂壞”,思想界則異常活躍。儒家提出了自己的關于個人、家庭、社會、國家的秩序觀念,即以倫理為中心的社會秩序觀。概括地說,即君臣、父子、夫婦三者直接的主從關系,即后世概括的“三綱”。同時儒家又提出了仁、義、禮、智、信這些重要的道德概念,后世稱為“五常”。三綱五常,構成了儒家理想的秩序世界:“正心、誠意、修身、齊家、治國、平天下”。他們相信,理想的道德觀可以塑造出具有理想人格的國民,從而支撐起和諧、穩定的社會和國家。在當時,這一理論完全適合基于農業生產方式和宗族社會立國的王朝國家狀況。

   由于儒家的代表孔子服膺周朝,主張以禮治國,認為“不學禮,無以立”;儒家的改革派荀子主張兼取各長,吸收法家的“法治”精神,推行“隆禮重法”,將禮與法結合起來,對后世影響很大。儒家認為,禮的作用在于區分上下貴賤尊卑,維持等級制度,孝親尊君,進而穩定社會秩序,加強君主專制。正因為如此,中國歷代統治者、政治思想家均將禮視為治國安邦的根本指導原則。西漢時期,漢武帝“罷黜百家,獨尊儒術”,儒家從此成為中國王朝時代正統的政治思想。《左傳》云:“禮,王之大經也。”“禮,經國家、定社稷、序人民、利后嗣者也。”孔子所倡導的“為國以禮”也就成為中國傳統的治國模式,以后歷代王朝,逐步將其加以完善,相沿未改,一直到清朝。《清史稿》說:

   自虞廷修五禮,兵休刑措。天秩雖簡,鴻儀實容。沿及漢、唐,訖乎有明,救敝興雅,咸依為的。煌煌乎,上下隆殺以節之,吉兇哀樂以文之,莊恭誠敬以贊之。縱其間淳澆世殊,要莫不弘亮天功,雕刻人理,隨時以樹之范。故群甿蒸蒸,必以得此而后足于憑依,洵品匯之璣衡也。斟之酌之,損之益之,修明而講貫之,安見不可與三代同風!(12)

   正是認識到了禮制對治國的強大功用,清朝入關后,以馬上征服為擅長的滿洲統治者迅速接受了這項傳統的漢族制度。“世祖入關,順命創制,規模閎遠。順治三年,詔禮臣參酌往制,勒成禮書,為民軌則。”(13)當然,這距離他們在關外首次嘗試設立禮部,建立禮儀制度,已經過去了15年。其間足以積累起相當豐富的經驗,并形成自己的傳統儀式。新的大清禮制是滿洲禮制與明朝禮制的結合,注定了它帶有濃郁的內陸亞洲狩獵、游牧民族特點。而且,隨著王朝邊疆區域的拓展,各非漢族群源源不斷地加入,這些特點就更加豐富和鮮明。

   與漢族建立的明朝相比,滿洲人建立的清朝在制度上對前朝有明顯的繼承性。作為國家重要機關的禮部,其基本職能與明代相同,都是以掌管國家的文化、教育事務為主。清代禮部作為最重要的國家機關之一,位列六部中第三位。以現代觀點看,它所掌管的事務不多,且不那么重要。《大清會典》說,禮部“掌天下禮樂、祭祀、冊封、朝貢、燕享、貢舉之政令”。(14)相當于今日國家的文化、教育、宗教、外交事務及部分官員選拔事務。但在傳統中國,祭祀禮儀與軍事武備同等重要。《左傳》說“國之大事,在祀與戎”。禮部掌管這些事務,卻只有4個司,加上附屬機構,不過7個部門,主事以上官員只有45人。該部門的政務處理特點是制定禮儀制度和原則,實際操作事務較少。禮部官員經常扮演的是儀式指導官的角色。

   因為以“天下”為治理范圍,既有境內庶政,也有關于藩屬和外國的“外交”事務。二者位于不同的空間,構成了禮部面對的兩重世界。所不同者,明清兩朝禮部所管轄范圍和具體事務有差別。明朝無處理境內非漢族群事務的專門機構,故境內部分的蒙古(明代稱“三衛”)族和西南各族(“土官”)事務歸禮部。清代有理藩院,蒙藏回各族的庶政由其負責。其他北方各族的事務也歸理藩院管理。但禮儀角度的管理,如蒙古、西藏貴族的朝貢、冊封、賜祭、宴賚,仍歸禮部。清朝的禮部和理藩院,在職責方面既有區別,也有重合、交叉之處。例如,在境外族群的事務方面,理藩院管理西北陸路屬國和外國;禮部管理朝鮮、海路屬國和外國。這種分類,既反映了清朝統治層對“內外”、“華夷”等族群、文化觀念的認知;相應地,也展示了清帝國“差別待遇”內外族群的文化政策。

明清兩朝,都以“天下”為施政范圍和權力空間,但以領土(版圖)為基礎的主權范圍,清朝遠較明朝廣大。領土之內,以軍政控制力為表征,可稱為主權空間。主權之外的藩國或者屬國世界,實際上是一個象征性的權力空間,特點是對象和范圍都是模糊的和不確定的,這個空間以文化主要是禮儀的控制力為表征,可稱為文化權力空間。兩重空間之間界限及外部邊界在特定情況下是可以改變的,可以收縮或延展。以明清兩代比較而論,清前期外蒙古、回部和西藏地區的加入極大擴展了清朝的第一重即主權空間,而外重文化權力空間也大為展拓,西北遠至中亞。但19世紀后半期,不僅外重文化權力空間瓦解,宣統三年(1911)以后,作為主權空間的外蒙古也不復擁有。清朝對兩重空間的控制手段有明顯不同,前者是綜合的,政治、軍事、經濟、文化手段綜合并用;而對后者,則以單一的文化手段(禮儀)為主。政策的目標也不相同,前者是實際的統治,后者則只須保持名分上的“藩服”關系即可。(點擊此處閱讀下一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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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責編:陳冬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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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來源: 《清史研究》 2019年01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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