賈瑞 劉建生:清代對外貿易政府管理體制探析

——恰克圖和廣州對外貿易政府管理體制的比較研究
選擇字號:   本文共閱讀 94 次 更新時間:2019-11-29 07:58:19

進入專題: 恰克圖     廣州     管理體制     清代對外貿易  

賈瑞   劉建生  

   作者簡介:賈瑞,山西大學晉商學研究所博士生,山西省晉商學與區域經濟發展協同創新中心助研,太原 030006;劉建生,山西大學晉商學研究所所長,教授,博士生導師,山西省晉商學與區域經濟發展協同創新中心主任,太原 030006

  

   內容提要:清代前期中國在南方和北方分別開放了廣州和恰克圖進行對外貿易,這兩個口岸在清代的對外貿易史上占有重要地位。在管理體制上,清政府在兩地都設有管理機構對貿易進行管理,這些機構的設立一方面確保了邊境的穩定,有利于自己天朝上國地位的穩定,另一方面促進了兩地商業的發展與兩大商幫的興起。它們在對貿易地點的要求、貿易管理的機構設置及貿易方式等諸多方面也存在著差異,對兩地以后的發展產生了不同影響。

  

   關 鍵 詞:恰克圖  廣州  管理體制  清代對外貿易  Kiakhta  Guangzhou  the management system  foreign trade in Qing Dynasty

  

   鴉片戰爭以前,清政府雖然在全國范圍內實行閉關鎖國政策,但是依然開放了廣州和恰克圖兩個對外通商口岸,其中廣州主要負責對東南亞、歐洲各國的貿易,恰克圖主要負責對俄羅斯的貿易,在很長時期內的頻繁外貿活動為中國當時的對外經濟文化交往做出了很大貢獻,在中西經濟文化交流史上占據著突出的地位。為了穩定兩地的發展,清政府對于它們的管理方式各不相同,這種不同的管理方式既是適應當時兩地不同的實際情況的現實需要,又是服務整個清政府的對內對外戰略的題中之義。

   學界對于恰克圖和廣州對外貿易的管理方式進行了大量研究:蔡鴻生(1982)研究了清政府對外貿易的管制;①衣長春(2004)考察了中國在恰克圖設置的官職以及所設置的原因;②賴惠敏(2012)分析了清政府在恰克圖市場上對商人的管理制度;③酈永慶(1996)分析了“重農抑商”政策對清政府在恰克圖實行各種管理方式的重要影響;④張喜琴(2015)通過從恰克圖貿易中的正式制度和非正式制度安排、俄國的估價公司以及清政府的恰克圖訓令對于恰克圖貿易的影響等角度進行對比分析,得出雙方在管理制度上存在的差異性;⑤隋福明(2007)分析了廣州十三行貿易制度的變遷;⑥王詢等(2013)分析了廣州十三行的衰落與政府管理制度之間的密切聯系;⑦陳國棟(2014)對廣州十三行的行政、稅務以及代表性商人等做了全面系統的分析,但是對該地的政府管理方式的分析卻著墨不多。⑧學界對于恰克圖和廣州的外貿管理方式的研究越來越深入,但是對于清政府在兩處管理方式的比較研究卻不多。筆者認為作為清前期對外貿易的兩大重要口岸,從管理體制人手,比較兩地貿易的異同點,可以更好地了解清政府在不同地域對外貿易的管理方式,進而更深入地了解當時中國的對外貿易政策以及發展走向。

  

   一、恰克圖的外貿管理體制

  

   中俄邊境貿易在清朝以前就持續進行著,清朝建立以后,隨著《尼布楚條約》等一系列條約的簽訂,中俄邊境貿易逐漸繁榮起來。其中,在《恰克圖條約》簽訂以后,恰克圖作為中俄邊境貿易額最大并且最為活躍的市場,得到了迅速發展,雖然在各時期由于政策的影響存在著反復,但是在清朝末年以前它始終是中俄貿易的重要邊境市場。清政府在此的外貿管理體制主要體現在對于商人的管理以及對于貿易地點的管理兩個方面:

   1.對商人的管理

   清政府對于商人的管理分為對俄國商人的管理和對于中國商人的管理。

   在對待俄國商人方面,康熙五十三年(1714)清政府規定,俄國商人必須申請到色楞格和伊爾庫茨克地方政府所發的執照才能進入中國進行貿易,如果僅僅有尼布楚地方政府頒發的執照,就不準進入國內進行貿易;隨著“商隊茶”的逐漸興起,中俄之間的貿易迅速繁榮起來,為了對商隊進行更好的管理,雍正二年(1725)理藩院給黑龍江將軍的咨文中再一次強調了俄國商人申請執照的重要性。從以上的事件中可以看出,清政府對于來華貿易的俄國商人有嚴格的管理措施。

   在對待中國商人方面,清朝初年,政府實行許可證制度,規定“嗣后兩國人民和持有準許往來路票者,應準其在兩國境內往來貿易”。⑨這樣,路票已經成為雙方共同認可的貿易憑據。

   理藩院管理中俄貿易后,在總結實行路票制度經驗的基礎上,在《理藩院則例》中規定了部票制度的具體實施策略,并于1720年正式開始實施。其具體內容如下:

   凡互市,商給以院票。各商至烏里雅蘇臺、庫倫、恰克圖及喀爾喀各部落者,皆給院票。由直隸出口者,在察哈爾都統或多倫諾爾同衙門領票;由山西出口者,在綏遠城將軍衙門領票。以該商姓名、貨物及所往之地、起程之期書單黏合院票給與。其已至所往之處,又欲他往者,需呈明該處將軍、大臣、札薩克,改給執照。所至則令將軍若大臣、若札薩克而稽察之,各商至烏里雅蘇臺者,由定邊左副將軍、兵部司官稽察;至庫倫者,由庫倫辦事大臣稽察;至恰克圖者,出卡倫時,由卡倫上會哨之札薩克稽察;至商集,由恰克圖本院司官稽察。⑩

   從上述文字可以比較清晰地看出清政府對于從內地到北方邊境貿易的商人的管理方式。商人們首先在察哈爾都統或多倫諾爾同知衙門等地領取照票,領取時,最多10人和20輛車領取一張,在經過主管官員查核準確無誤后,鈴蓋印記,并在到達烏里雅蘇臺、庫倫和恰克圖時進行相應的稽查。每張照票只準貿易1次,過期作廢。政府對于取得照票的商人資本金額有著相應的限制,每張照票準予攜帶12000斤貨物。(11)有一些小本鋪戶由于資本過少無法取得照票,都附搭在大鋪票內,即為朋票,報明張家口都統衙門,領到理藩院照票后把貨物運往恰克圖,然后再各自填寫送貨單進行報驗。

   乾隆四十五年(1780)出臺了出卡換照制度,要求內地商民到達卡倫時,把所帶照票交由地方政府進行查驗,如果照票記載內容與其實帶數量相符,則另外頒發執照。當商人到達恰克圖時,再行查驗,如果沒有卡倫所頒發的執照,就不允許進入恰克圖市場進行貿易,這一制度雖然較為煩瑣,但在很大程度上限制了內地商民到恰克圖貿易的人員和貨物,有利于清政府維護邊境地區的安定。后期為了更好地貫徹落實這一制度,嘉慶四年(1799)規定,私自在恰克圖貿易的商人,“枷號兩個月,期滿笞四十,逐回原省,貨物一半人官”,(12)從行政和經濟上對他們加以處罰。另外,為防止前往蒙古地區貿易的內地商人長久留在蒙古地區,對清政府的民族管理和邊疆管理產生不利影響,理藩院要求到邊境地區貿易的商人用現銀現貨交易,在一年內必須返回,不準以催賬的名義,滯留在蒙古境內,更不能取蒙古名字,在蒙古地區成家立業。除了對商人進行限制性管理,清政府還出臺了對于商人的保護措施,在19世紀清政府制定了商人守則,在維護清朝國家利益的同時,更加注重維護在恰克圖貿易的中國商人團體的利益。從上述管理方式變遷中可以看出,清政府對于商人的管理逐漸從只有限制性規定到有了懲罰性的措施,進而增加了對商人的保護性措施,說明政府對于中俄貿易的管理日益完善。

   2.對貿易地點的管理

   清政府對中俄貿易地點的選擇經歷了一個變化的過程。在《尼布楚條約》簽訂后,俄國大量的私人商隊攜帶財產和商品進入中國內地,給清政府的社會管理帶來了巨大的壓力。為了解決這一問題,理藩院在康熙五十六年(1717)行文俄樞密院,以俄國私人商隊帶入北京過多毛皮,造成毛皮積壓為由,要求他們從尼布楚轉到齊齊哈爾進行貿易,這樣一方面這些商隊可以減輕遠途奔波之苦,另一方面齊齊哈爾的人民也可以購買到質量不錯的毛皮,從而達到雙贏的效果。然而,由于齊齊哈爾的購買力要比京城弱小的多,并且所在的東部商路也無法吸引商隊的前來,反而由于北京貿易的繁盛導致其逐漸衰落。這樣,到北京貿易的俄國商隊數量并沒有下降,并且,他們在過境城市庫倫的歇息休整導致了庫倫的經濟得到了迅猛的發展。于是,康熙五十九年(1720)正式確立庫倫為新的互市地點,中國商人與俄國商隊在此地展開交易。隨后,為了穩定邊疆局勢,同時更好地發展邊境貿易,中俄雙方于雍正五年(1727)簽訂了《恰克圖條約》,規定雙方在恰克圖互派官員管理貿易活動,從此以后,恰克圖便成為中俄貿易的地點,并一直持續到了清朝末年。

  

   二、廣州的外貿管理體制

  

   在南方地區,清政府的對外貿易政策經歷了開海與禁海的多次反復,直到乾隆二十二年(1757)由于洪仁輝不顧清政府的警告,執意前往寧波等地展開貿易,被清政府圈禁在澳門后,清政府為了防止此類事件再次發生,在廣州開始正式實行“一口通商”政策,實行行商制度,它是包含承商制度、總商制度、保商制度和攬商制度等在內的成體系的一種制度。這一制度是清朝在這一時期對外貿易制度的重要組成部分,清廷對商人和貿易地點的管理也集中體現在這一制度上。

   第一,承商制度。

   承商制度就是在廣州貿易擴大的情況下,政府通過鼓勵有實力的商人自愿成為行商,充實行商隊伍的一種制度。這些商人需要向撫院甘結領貼,批準后便可成為十三行的一員。由于清政府需要在發展對外經濟貿易時首先考慮國家邊疆安定和國庫收入穩定,所以在選擇行商時,政府就要首先看重他們的“身家殷實”,并且在行商確定之后,一般不允許新的行商進入,除非“十三行洋商遇有歇業或緣事黜退者,方準隨時招補”,(13)這樣就保證了隊伍的穩定,方便國家對于外貿的管理。從此,僅有的幾家行商便壟斷了廣州的對外貿易,他們通過與東印度公司買賣茶葉和毛料,獲得了大量的利潤,如怡和洋行在1801到1834年之間便獲得了18720000兩市平白銀的利潤,這就使得在前期還是有不少商人希望進入行商的隊伍。

   承商制度的另一個重要組成部分是關于退商的規定。清政府認為行商所擁有的資本數額較大,在廣州的商人中實力雄厚,所以在他們年齡過大或者遇到突發意外不能履行行商職能的時候,就需要向政府輸納報效一定的費用,并“責令親信子侄接辦,總不準坐擁厚資,置身事外”。(14)并且,在行商把其業務傳續自己的子侄后,也需要負擔作為行商的一切責任,這樣行商便無法退休。這一制度有利于清政府以各種理由勒索行商,但也造成了在十三行發展的后期很少有商人自愿成為行商,從而造成了僅有的幾家行商不足以應付對外貿易需要的情況。為了應對這種局面,粵海關將商人領取執照的規費由20萬兩降至1—4萬兩,并且要求“嗣后如有身家殷實呈請充商者,該監督察訪得實,準其暫行試辦一二年,果能貿易公平,夷商信服,交納餉項不致虧短,即照舊例一二商取保著充”。(15)這樣,清政府退而求其次,要求資金規模稍少的一些商人充當行商,使得新的行商多來自小商人。

   清政府通過承商制度,一方面,最大限度地的網羅了廣州地區大商人手中的資本,并且通過羅織罪名索要贖金以及赤裸裸的直接索取等方式,把行商的資本納入政府的手中,為封建政府服務;另一方面,它也使得一些商人不敢從事巨大的交易,擔心成為行商遭受勒索。商人所具有的自由貿易性質也逐漸消失了,他也就成了保證政府財政收入的一個重要來源。

   第二,攬商制度。

攬商制度就是指外國商人只能和清政府指定的公行之間展開交易,不能與內地商民開展借貸等商業活動,并且不能雇傭中國人為其服務。從中可以清晰地看出,(點擊此處閱讀下一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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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責編:陳冬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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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來源: 《求是學刊》 2019年01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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