趙燕菁:偉大的七十年——中國城市規劃演進的資本-貨幣視角

選擇字號:   本文共閱讀 461 次 更新時間:2019-11-29 21:14:14

進入專題: 規劃歷史   增長階段   資本與貨幣  

趙燕菁 (進入專欄)  

  

   【摘要】城市規劃的“價值觀”或者說“目標函數”,決定了對城市規劃理論體系的選擇。什么是“好的”規劃,什么是“壞的”規劃,不取決于規劃本身,而取決于規劃的“目標函數”。過去70年,中國城市規劃的目標一直是資本-貨幣條件及其生成模式的函數。按照中國的資本-貨幣供給經歷了從短缺、充沛到過剩的發展歷程,大體上也可以把城市規劃過去的70年分解為三個階段,從而為解釋中國城市化的偉大的七十年提供一個宏觀的歷史視角。

  

   【關鍵詞】規劃歷史;增長階段;資本與貨幣

  

   ABSTRACT:It is the "values" or "objective function" of urban planning,which determines our choice of theoretical system of urban planning. What is a "good" plan or what is a "bad" plan, this do not depend on the planning itself, but on the "objective function" of the planning. In the last 70 years, the objective of urban planning has always been a function of capital-monetary conditions and their generative patterns in China. According to China's capital-money supply, it has experienced a development process from shortage, abundance to surplus, we can also roughly divide the last 70 years of urban planning into three phases, thus, it provides a macro historical perspective to explain the great 70 years of China's urbanization.

  

   KEYWORDS:planning history; stage of growth; capital and money

  

一、引言

  

   過去70年,中國城市發展的跌宕起伏,已經成為世界級的歷史現象。作為中國城市化的一部分,城市規劃從理論到實踐也經歷了“戲劇性”的轉變,但這些變化卻很少來自城市規劃理論自身的演進,而是更多源自中國城市發展的具體實踐。

  

   過去70年,中國城市化從歷史的低谷(1949年中國的城市化水平為10.6%,低于春秋戰國時期的16.0%,將近宋朝20.0%的一半①,急劇攀上歷史的高峰(2011年中國的城市人口歷史性地超過農村人口),考慮到巨大的人口基數,如此巨量的城市人口增加,是世界城市史上任何時期都不曾達到的,與之相對應,中國的城市規劃也因此具有了自己的唯一性。

  

   從大歷史角度看,70年不過是彈指之間,但在此期間中國發生的城市化進程卻會彪炳史冊。解釋中國的城市化進程肯定需要多個視角,才能完整描述這一史詩般的人口地域變遷。其中,城市化資本-貨幣的獲取方式是一個長期被忽視的視角。如果把經濟要素視作城市化的函數,資本-貨幣就是其中對城市化影響最大的自變量。

  

二、第一階段( 1949—1978年):資本窒息下的城市規劃


   1949年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時,經過多年戰亂的中國百廢待興,而恢復經濟發展最大的困難就是缺少資本。傳統增長與現在的增長的一個主要差別,就是前者不能通過金融工具向未來融資,而只能依靠現有產業剩余的積累。當時,中國最大產業就是傳統農業,所有啟動工業化的原始資本積累,只能來自于農業這一主要部門的剩余。最大限度地壓縮傳統產業部門的消費,幾乎是中國獲取工業化初始投資的唯一途徑。

  

   更為嚴重的問題是,中國缺少高水平分工所需要的貨幣。在實物貨幣時代,人人都接受(具有流動性)的商品才能成為貨幣的錨。經濟規模越大,人口越多,具有流動性的商品就越稀缺,這也就意味著貨幣不足。國民黨離開大陸時,帶走了幾乎所有的貴金屬和外匯。中國政府只能以實物物資做準備,發行有限的貨幣,并借鑒蘇聯采用低貨幣依賴的計劃經濟模式啟動工業化進程。由于與前蘇聯相比,中國的貨幣更緊缺,整個計劃經濟期間,中國都未曾達到前蘇聯曾經達到的城市化水平(1982年就已達到64%)。

  

   在資本有限的前提下,中國實際上面對的是一個兩難選擇:要城市化還是工業化。中國當時的戰略是先行工業化——把使用貨幣分工較少的農業部門和必須使用貨幣分工的工業部門分開,通過工農業產品剪刀差,為城市的工業化積累資本。為此,就必須限制農業人口流入城市,消耗有限的貨幣,進而將有限的資本全部投放到基礎工業。按照這一戰略,“低城市化”是“高工業化”的前提。以過去的剩余作為獲取啟動資本的主要積累手段,必定要壓縮消費。這意味著高積累下的工業化必定是一個極為痛苦的過程,因為作為消費部門的家庭必須輕資產。

  

   而兩個今天看來“錯誤”的戰略選擇,進一步加劇了這一過程的痛苦。

  

   第一個戰略選擇是走資本密集的重工業化道路。資本與勞動是新古典增長理論中的兩大基本要素,所有的資本不足都是相對于勞動過剩而言的。大量的勞動本應是中國經濟的比較優勢,但當時仍處于戰爭威脅下的中國,不得不仿效二戰前的蘇聯,強行推進重工業優先的發展戰略。盡管當時選擇這一戰略有迫不得已的原因,但今天看來,其后果是進一步放大了中國資本和勞動的缺口。

  

   第二個戰略與城市關系密切,就是在城市化和工業化孰先孰后之間,中國選擇了優先工業化。這一選擇源于當時對城市本質及作用的落后理解。在當時的理論認知中,城市被視作單純的消費,而工業才能承擔生產。在強調積累的“先生產,后生活”的政策指導下,城市化一直處于被抑制的狀態。“控制大城市規模、合理發展中等城市、積極發展小城市”,就是基于這樣的“錯誤”認識,得出的城鎮化戰略。

  

   今天人們已經知道,城市化不僅不是工業化的對立面,二者不是此消彼長的關系,相反,城市化就是工業化的一部分。所謂“城市”乃是一系列公共服務的集合,這些“公共服務”乃是各產業發展的共同需要,但自身提供卻成本巨大的部分,比如,道路、電力、運輸等基礎設施,每個企業、家庭都需要,但分別自我提供則成本巨大,多數時候甚至是不可能的。但如果由“城市”提供,成本則可以大幅降低。換句話說,城市就是為所有產業提供共享的“重資產”,通過“集體消費”分攤固定成本,使得這些產業可以“輕資產”運行。

  

   因此,城市化必定是資本極其密集的過程,而中國缺少的恰恰是資本。現在看來,去城市化的工業化不僅沒有推動工業化,反而進一步迫使企業“重”資本化,自我提供昂貴的基礎設施,消耗更多的資本。在這樣的環境下,能生存下來的必定是大型的、能重資產自給自足的生產單位——大型國有企業。

  

   1949—1978年的城市規劃也脫離不了資本窒息這一大的背景。盡管針對北京的規劃有“梁陳方案”這樣偉大的思想,但在資本匱乏的情況下,限制“非生產性”的城市投資,仍然是城市規劃的主流。這一時期的城市規劃實際上都是在“資本-貨幣”雙缺口約束條件下的一系列被迫選擇。現在看來非常“先進”的規劃思想(比如“梁陳方案”),在當時的大環境下并不合時宜。

  

   當時影響巨大的“九六之爭”就是一個典型的例子。當時根據蘇聯的經驗,提出城市人均居住面積要達到9m2,據說,這一標準是根據人的肺活量計算的。據周干峙先生說:“這個9m2,我們當時就叫做社會主義城市規劃的原則,叫‘對人的關懷’”②(李浩,2015)。但由于按照城市規劃的原理,這一標準是所有城市用地和基礎設施估算的基礎,這一指標一高,意味著與其相關的所有規劃指標都會上去。因此,這一標準一經提出,就遭到了國家計委的反對,理由是財力上無法支撐。用周干峙先生的話講:“你用9 m2就畫大了,畫大了要修的馬路就多了,搞的下水道也多了,我搞的了嗎?當時搞一個下水道很困難的,不像現在。所以就出現了‘九六之爭’”③。周先生回憶說:“1953、1954年搞的規劃,大概執行到了1956、1957年的時候,就因為‘九六之爭’,出現了‘反四過’運動“[1]。 “‘反四過’運動最核心的問題就是要縮小規模,縮小開發。”,“跟現在完全相反,現在就怕你不高、不大、不快”②。周先生這句話,凸顯了不同階段城市規劃截然不同的目標取向。

  

   這一階段城市規劃成果的典型代表就是北京。從“梁陳方案“的提出到被否定,從單中心擴張的城市結構到限制城市人口規模政策的出臺,這些事件背后的深層動因都是資本短缺。脫離資本-貨幣不足這一大的背景,當時的城市規劃理論和實踐就會顯得匪夷所思。

  

   處于資本約束下的城市規劃與其說是“發展城市”的規劃,還不如說是“限制城市”的規劃。城市規劃不是在解決“最優增長”問題,而是要解決在有限資本條件下,優先選擇城市化還是工業化問題,類似于經濟學中生產要素的“最優配置”問題。作為那一個時代的親歷者,周干峙先生指出:“從歷史來說,‘基本建設被壓縮’是在壓縮城市啊,工業并沒有被壓縮,至少不是那么大的壓縮”。②

  

   由于計劃經濟時代大部分建設項目投資來自于中央,中央規劃機構經常扮演“監軍”的角色,監督工業投資和地方政府城市建設投資是否“合理”,是否“挪用”了生產性資金,是否可以“更節省”一些,成本能否進一步降低。一句話,嚴格控制各類投資的“非生產”部分。而地方政府的城市規劃部門,除少數特大城市外,大多附屬于建設部門,甚至處于可有可無的狀態。

  

三、第二階段(1979-2008年):資本積累下的城市規劃


中國城市規劃的大轉型,始于改革開放的1978年。(點擊此處閱讀下一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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