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徐賁
 
徐賁
 
徐賁,愛思想網學術委員。曾任教于蘇州大學外文系,現任美國加州圣瑪利學院英文系教授。著作包括Situational Tensions of Critic-Intellectuals(1992)、Disenchanted Democracy(1999)、《走向后現代和后殖民》(1996)、《文化批評往何處去》(1998)、《知識分子和公共政治》、《人以什么理由來記憶》(2008)等。


公共說理如何避免“越說越僵”
逆境憂患與抑郁現實主義
蘇聯兒童:我們最幸福
平反、道歉和現代道德政治
沉默和失憶的國民是怎樣教育成的
“我們”是誰?——論文化批評中的共同體身份認同問題
納粹德國的黨國主義教育
毛主席贈芒果的一種解讀
普遍人權的四個價值支柱
話說“政協”
中國的“新極權主義”及其末世景象
中國共和腐敗的肇始——馬基雅維里的啟示
寬容、權利和法制
悲劇想象和公共政治
當今中國文化討論需要關注的倫理話語
文化討論和公民意識
從本土主義身份政治到知識公民政治
什么是中國的“后新時期”和“后現代”?
影視觀眾理論和大眾文化批評
阿倫特論“平庸的邪惡”
大國崛起和“中國認同”的普遍價值問題
秩序和道義:哈貝瑪斯的國際人權觀
公共話語的邏輯與說理:《中國不高興》的教訓
公民教育·民主政治·愛國主義
戰后德國憲政與民主政治文化——哈貝馬斯的憲政觀
在過去和現在之間寫作
中國公民社會如何向東歐學習?
群眾和“人民文革”
蘇格拉底對話中的“公民服從”:思想者的政治技藝
指點改革迷津的智者:列奧·施特勞斯的《論暴政》
“改革開放”:合法性危機的消解與再形成
媒介知識分子手中的文字和圖象
紅潮往事: 告別“黨人革命”
“記憶竊賊”和見證敘事的公共意義
見證極權統治下的日常生活
五十年后的“反右”創傷記憶
奉命干臟活的人們
詩性人類學的群眾理論:兼及卡內提和阿多諾關于群眾問題的對談
扮裝技藝、表演政治和“敢曝(camp)美學”
毛主席贈芒果的一種解讀:重建中國社會的禮物關系
阿倫特公民觀述評
以民族解放的名義:反殖民的法農和暴力的法農
馬克思會怎么說?暴力革命中的隱秘群眾理論
公共生活和“說故事”:文學的阿倫特
知行合一的災難歷史見證: 站在極權道德廢墟上的雅斯貝爾斯
個人良知和公共政治:“捷克現象學”回顧
抗惡的防線:極權專制下的個人“思想”和“判斷”
和諧、記憶和現代人際倫理
文革文物收藏和懷舊的大眾文化
革命知識分子和“正義”暴力
“文革”時期的物質文化和日常生活秩序
保護弱者,道德習俗和公共生活
公共視野中的“革命”和“政治自由”
“需要”在中國的政治轉型和理論困境
中國不需要這樣的“政治”和“主權者決斷” :“施米特熱”和國家主義
政治神學的教訓:失節的施米特
施米特現象和右翼批判理論
全球傳媒時代的文革記憶: 解讀三種文革記憶
娛樂文化消費和公共政治 ——“超級女聲”的公眾意義
后現代價值觀和文化相對論
以驕傲的反抗積極生活:阿倫特和存在主義
“公民新聞”和新聞的公共政治意義
全球化、博物館和民族國家
憲法愛國主義和民主政治文化:哈貝瑪斯的憲政觀
干凈的手和骯臟的手:知識分子政治和暴力
全球化中的國家合法性和公民權利
公共生活和群體認同
公共真實中的社會和諧:和諧社會和公民社會
布迪厄的文化社會學和福樓拜研究
第三世界批評在當今中國的處境
學術規范的社會理想:從“新國學”的價值觀談起
自由主義和公民共和:阿倫特的公民觀
九十年代中國知識分子和民族主義政治
晚近社會主義的知識分子
公共知識分子和政治存在主義
承諾、信任和制度秩序:當今中國的信任匱缺和轉化
重提“政治文化”
能動觀眾和大眾文化公眾空間
當今大眾文化批評的審美主義傾向
大眾傳媒時代的閑言八卦:從楊振寧和翁帆婚戀看當今“新聞”
正派社會和學習認同
民主社群和公民教育:五十年后說杜威
教育場域和民主學堂
分配正義和群體認同:社會正義在中國
從懲罰到權利的法律正義
正義和社會之善
公民新聞、公眾和公共政治
從公共生活看全球化和公民群體認同
傳媒公眾和公共事件參與
自由市場和公民政治:從三種公民觀看兩種全球化
民族主義、公民國家和全球治理
弱者的抵抗
平反、道歉和國家非正義
文化批評的記憶和遺忘
戰爭倫理和群體認同分歧
當今中國大眾社會的犬儒主義
從人文精神到人文教育
從憲法的形式性看中國憲政問題
后極權和東歐知識分子政治
國人之過和公民責任:也談文革懺悔
理性、倫理和公民政治:哈貝瑪斯的現代性理論
“密友資本主義”背景下的社會沖突:當今中國的貧困和暴力
文革政治文化中的恐懼和暴力
平庸的邪惡和個人在專制制度下的道德責任

數碼時代的大學知識
中國社會為何普遍粗鄙化?
情緒聯網時代的犬儒主義
為什么德國與日本在戰后悔罪上差異這么大?
日本為什么不悔罪
臟話有悖個人榮譽
畢福劍和他的玩笑:假面社會里的犬儒主義
當今中國社會的頹廢與犬儒
說理要避免“動機指責”
官員腐敗與饕餮之罪
涉“色”腐敗為何令人惡心
你的“幽默”違背常識
陳光標是在高調消費不是做慈善
慰安婦塑像的法律與人道之爭
“整容”的政治與倫理
當“你懂的”成為公共語言
扎進日常語言的帶鉤漁叉
霧霾里的樂觀和犬儒
宋彬彬的“錯”和“罪”
“訛人大媽”與“辱華洋人”
法治需要"敬畏"法律嗎?
言論的理由
公共說理如何避免“越說越僵”
錢袋上的對抗——美國“政府關閉”的歷史劇
政府關門和黨爭之害
什么是“心魔”
“謠言”有那么可怕嗎
“紅衛兵”道歉是一種怎樣的良心行為
勿輕信,勿偏執
中國氣功的“人群效應”
當今中國情非得已的“在商言商”
知識分子與專業主義
告別文學研究的“室內游戲”
管管閑事多多嘴
“中國夢”與“美國夢”的差別
公共話語危機中的“公知” 背運
選民對政客的“審慎信任”
憲政法治中的“人民領袖”
“道德正確”的胡說八道
不管改革有多難,都心懷期待
政治改革僅有夢想是不夠的
說真話的前提是,先讓人能說話
憲政的根本作用是防止暴政
中國為何普遍粗鄙化
改良不是清除八股官話的根本出路
“改良八股官腔”必然會失敗
憲政需要怎樣的制度守護
美國的競選與金錢
“選民訪談”與“幸福調查”
人微言輕的選票是民主的最強力量
金錢不是美國選民的唯一“自我利益”
讓公民交談代替群眾吶喊
中國“共識”需要怎樣的理性話語
美國人的選舉投票和“入黨”
NBA使漢語“不純潔”了嗎?
選民不信任政客是美國政治的常態
民眾對政府的“行政保密”擁有怎樣的知情權
中國人會“說話”但不會說“理”
屁話比謊話危害更大!
中國人對色情太敏感
中國人拜偶像的心靈危機
什么是《知青》“激情歲月”的激情?
社會需要自由、理性的文科
文科的厄運與責任
電視劇《知青》帶來什么樣的記憶?
作家集體抄書是恥辱,不是榮譽
大學之門不應對失足青年關閉
有利可圖的“有機知識分子”
精英如何介入大眾文化
慎談美德也許正是一種美德
把人民當傻子的“開明君主”和“偉大領袖”
政體改革的歷史機遇稍縱即逝
優秀的政體必須追求優秀的價值
“充分公民”是衡量政體優劣的標準
政體是制度與公民文化的結合
公共話語中的“納粹法則”
“好人綜合癥”是一種心理疾病
美國的“理性集會”
“政治好人”雷鋒
外來價值有那么可怕嗎?
如何對世界說“這就是中國”
美國大選中的“公正”價值
美國大選中有“兩條路線斗爭”嗎
軟實力和價值觀
軟實力不是一個新問題
沒有信仰的政治人物令人害怕
2011年“抗議”中的“人多勢眾”
網絡說理要變溫和
再談“微博”與“說理”
說理是攤開的手掌,不是攥緊的拳頭
微博是好的說理形式嗎?
少女援交與中國人的幸福
“譴責”和“聲討”不是說理
公共言論中的“罵”
市檢察長之爭與司法民主
“成人化”讓兒童失去羞恥感
呼吸骯臟空氣的知識分子
在自發的民眾運動中表達訴求
任何人都不該因貧困而受“羞辱”
美國五六年級小學生寫自己的“看法”
美國的政府有權改變人民的決議嗎
9.11十周年之際的“美國問題”
駱家輝的操守與美國的制度設計
官場腐敗是一種怎樣的傳染病?
從不相信到犬儒社會
警句格言的引述問題
新聞發言人不是辯護律師
不要讓“網罵”變成“破口大罵”
對美國“黨性”政治的不信任與降級
追思逝者是一種公民教養
國家不是公司,政府不是老板
美國最高法院如何看待“言論自由”
法律要保護“少數人”的權利
假如藥家鑫案發生在美國
尚未成為過去的美國內戰
對公民,我們缺少“不公開”的意識
“唱紅歌”是一種什么樣的國民教育
“農民工”人大代表的喜和憂
沒有“市民權利”就沒有城市
暴力征收與攔路打劫是同等惡行
民眾的知情權到底有多大
干部赴美國“掛職”能學什么
從不傷害動物到尊重生命
美國獨立選民的政治力量
維基解密與民意調查
他們為何怕“中期選舉”
美國如何在一個危險的世界中堅守道德
美國是怎樣反“低俗”的
治理城市非得“嚴打”嗎
過度運用口號和標語,妨礙公共理性
唐駿“學歷門”和美國的“野雞大學”
公共話語的倫理和價值觀
學會講道理:向美國基礎教育學什么
教科書里的“文化政治”
人亡而政未息的人道正義
我們時代的精神狀況:暴力傷害和社會非正義
不要把說理當成了詭辯
美國人看不懂韓寒
美國“欺騙自己人”的政黨宣傳
黨內包庇是黨派政治的胎里病
醫改法案和公民不服從
美國的黨內包庇和兩黨對立
民主政治常用體育術語
為什么德國懺悔,日本和中國不懺悔?
極權統治下國民的四種“罪過”
個人懺悔不等于公民責任
馬爾代夫給哥本哈根峰會帶來的啟示
什么是“和諧”?
吵架越成功 說理越失敗
奧巴馬政府為媒體“定性”的難題
美國的“上綱上線”宣傳
奧巴馬開學演說引發的爭論
美國民眾拒絕洗腦
在法律與民意之間的懲罰性正義
美國老師怎樣“批評”學生
是什么力量在美國遏制腐敗?
哈佛大學黑人教授被歧視對待了嗎?
美國軍人的榮譽觀
如何與美國公務員打交道
60席不等于60票
說理教育從小學開始
美國抗議稅收游行發出什么信息
誰來主管美國的高等教育
反貪腐促成美國公務員的政治中立
G20峰會點燃民粹之火
“不高興”先生要學會說理
軍人宣誓和民主憲政的“武德”
總統和黨主席
美國歷史上的第一夫人
美國總統宣誓的真正約束來自什么
人的“公理”與“公設”
奧巴馬就任總統宣的是什么誓
讓孩子多問幾個“為什么”
誰折騰和折騰誰
經濟危機會引起美國動亂嗎
吏治之弊 問責機制 社會信任
高等教育因何“高等”
美國大選中的公民社會
當今中國的性政治和思想解放
美國經驗:公正的征稅必須透明
善待底層民情
范美忠在美國會被開除嗎?教師職責和公民權利
災難和后災難人性
替罪羊拯救不了我們的道德靈魂:談范美忠事件
日常生活中的防震意識
敬畏自然 敬畏死亡
消費報道中的社會價值觀
“群體性事件”和暴力問題
如何才能對日本理直氣壯?慰安婦雷桂英的見證
給陌生人的禮物
圣誕節的禮物
韓劇中的文化保守主義和道德習俗

道歉:現代政治不可或缺的部分
關注“小真相”的知識分子
徐賁 :大學人文教育中的“科學”
美國人的“愛國主義”
統治與教育——從國民到公民
霧霾里的樂觀和犬儒
選舉政治的“負面傾向”
西方政治人物的“誠信”
極權體制下的納粹腐敗和反腐
無所作為的美國教育部
“火大”的社會
如果朋友信任你
責任心VS同情心,哪個更重要?
公共語言中的“任性”
知識分子和政治犬儒主義
“你懂的”是中國特色的犬儒主義
犬儒的生活智慧
該如何討論“人治”
從勢從利的犬儒式“勢利”
被洗腦比無知更可怕
電子短訊和郵件的“非禮”
美國的“通識教育”與“人文教育”
當代犬儒主義的良心與希望
奧茲維辛審判中的罪與罰
“用腳后跟想”的犬儒主義
“中國夢”與“美國夢”的差別
《朗讀者》和納粹罪惡的后代記憶
“慈善”并非都是善事
父親的“勞改日記”
自由言論塑造優秀的公民人格
德國納粹體制下的人格分裂
我40年前的一位知青亡友
沾光和沾霉氣
學做“精明的公民”
懷疑的時代需要自由的信仰
中國人的良心問題——不做“吃米飯的機器人”
刻印在人心上的律法
人文與言論
比“壞種”更惡劣的是“偽善”
兩種不同的美國議員
共和法治的締造者和初始時刻
無度時代的“貪婪”
異化比妖魔化更可怕!
群眾激情宣泄的“羊咬兔子”
為弱者講述的人權歷史
公民說理,使真理獲勝
提防“說得通”的胡說八道
舉國體制下的體育是“利維坦”式的怪獸
懷疑的時代需要怎樣的信仰
我們也曾經是迷惘的一代
穿上學位服的時刻
大眾文化中的價值觀
品格和美德教育必須去除恐懼
無權威無信仰時如何說理?
國民教育不能只用來培養順民
他們為什么自殺
美國大眾文化中的多數人意見和少數人權利
美國的“政治大嘴巴”
創傷與懷舊并存的極權“后記憶”
“復活”的斯大林
“文革”的隱患在哪里
集體記憶的倫理和往事紀念的權利
奧巴馬和魚翅湯
波士頓學院的口述史事件
警惕“非人化”語言的敵意
虐待敵軍尸體是什么樣的戰爭罪行
統計數字的謊言
哈維爾的悲劇想象和公共政治
為什么我們會對謊言深信不疑
美國“富二代”的價值觀
你見過這43種歪理和不會說理嗎
歪理為什么不覺得“歪”
解釋憲法是法官的事,也是民眾的事
“制衡政治”和命運多舛的美國高鐵
閱讀和“精明的公民”
“德意志問候”的趣聞
美國平等民權的重要一步
美國學生為什么不熱衷坐辦公室
美國大眾文化中的末日預言
死刑監察官為何反對死刑
以眼還眼,以牙還牙
死刑和司法正義
讓孩子慢慢長大
蘇聯人對斯大林的矛盾心理
中國的“身份低下者”們
“人道”是一種社會價值
奧威爾:左翼的盡頭在哪里
憲法和兒童撫養費
“紅歌”的三個主題和愛國主義
公共生活和公共議論
百年前的政府承諾該不該兌現
2010年歲末的死者追懷
《在傻子和英雄之間:群眾社會的兩張面孔》序
罪、恥、懼與當今中國的道德困境(五之一)
崔衛平:公民知識分子的選擇
隱瞞比犯錯更不光彩
美國的不投票選民
美國選舉中的勞工力量
我看美國“官二代”
美國初中課本里的核心價值
美國的言論自由和仇恨言論
公共生活中的“原罪”
納稅人的錢給政府用到哪里去了?
沒有榮譽的民主政治并不優秀
美國教育改革中的國家利益和核心價值
制度和民情
人需要高尚價值的想象
美國司法審判中的常識判斷
納粹屠殺中的幸存者:為死者哀,為生者舞
美國的慈善和公民社會
教育工會反對美國教育大躍進
被洗腦比無知更可怕
美國人不信任精英——人文教育的美國家園和外鄉人列奧·施特勞斯
傷及無辜的“文化比較”
美國價值和美國身份政治
美國人為何關心大法官的任命
“內部發行”和“墻”
“需要”和“好生活”
修復公眾形象的策略
普世價值和全球正義
“數人頭”的美國人口普查
畫在希特勒書頁上的人類抵抗
“茶黨”抗議和民粹政治
無神論者在美國擔任公職的難處
東德的“黨宣傳”為何不能成功?
越是事實,越是誹謗?
有所不為的美國教育部
美國大眾文化中的林肯
《通往尊嚴的公共生活:全球正義和公民認同》前言
美國學童說真話
美國青少年的政治讀物
神不正義,人怎么辦?
人為什么有利他行為
普世主義的價值和世界公民的人格: 二戰后的雅斯貝爾斯
順從的“覺悟者”:七十多年前的蘇聯青少年
在美國教倫理寫作
拯救一棵樹和保釋一個人
大學榮譽的“守門人”在哪里?
“死亡中有生的秘密”:讀余虹
你還相信禮物嗎? ——禮物六題
戰后歐洲的文化使者:薩特、波芙娃和加繆在美國
正派社會和不羞辱
冷漠和不參與

遂生重死:談《復歸的素人》
解剖宣傳——讀雅克·埃呂的《宣傳:塑造人的看法》
薩伊德、《東方主義》和后殖民批評
《人以什么理由來記憶》前言
我不沉默,所以我還活著:維賽爾和他的《夜》
人以什么理由來記憶?——馬各利特的《記憶的倫理》
卡茲納與艾希曼:往事和爭議
講述權力和群眾的故事

寬容的困惑

犬儒主義是弱者的抵抗 知識分子失敗是全社會的不幸
當今中國犬儒社會文化的困境與出路
用公共說理取代語言暴力
讓對話明亮起來
制度造就的“壞人”
好的公共生活需要價值共識和公民啟蒙
徐賁 劉蘇里:公共知識分子:記憶有目的與言說有立場
中國知識分子可以從德國政治文化學習什么?
楊-維爾納米勒 中國知識分子可以從德國政治文化學習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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